最近,著名的《外國政策》雜志(Foreign Policy)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中國缺席讓美國更深陷入危險戰爭》(China’s Absence Draws America Deeper Into Risky Wars)。作者是挪威國防研究所的中國問題高級研究員喬·英格·貝克沃爾德。文章指出,中國在中東地區沒有軍事存在作為制衡力量,這讓美國更容易介入高風險的戰爭,例如最近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也就是所謂的“史詩憤怒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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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美國通過空襲殺死了伊朗最高領導人及主要領導層,但伊朗政權沒有崩潰。這種情況與冷戰時期不同,當時蘇聯在中東有軍事威脅,美國不敢輕易動手。現在因為中國沒有類似軍事部署,美國就放手發動戰爭,把這當成對抗中國的一部分,目的是切斷中國與伊朗的伙伴關系。
文章還說,美國的這種干預會分散資源,本來重點應該放在亞洲與中國競爭,結果卻卷入中東沖突,消耗經濟和軍力,還加劇了與歐洲盟友的矛盾,例如北約國家不愿提供幫助,導致跨大西洋關系出現裂痕。
作者最后得出結論,中國在中東缺乏軍事足跡,反而讓美國更容易過度擴張,而中國通過經濟和外交方式與伊朗保持貿易關系,戰后可能繼續成為伊朗石油的主要買家,美國的行動并沒有真正削弱中國,反而讓自己陷入不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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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觀點把責任推給中國,說中國缺席才導致美國卷入戰爭,簡直是雙標至極。
首先,伊朗的戰爭是美國和以色列主動發起的,并非因為中國不在那里就自動發生。美國決定發動軍事行動,是基于自己的戰略考量,包括支持以色列、控制石油通道和維持地區影響力,這些與中國的軍事存在無關。
即使冷戰時期蘇聯有軍事力量,美國也多次在中東采取行動,比如1991年的海灣戰爭,那時蘇聯還在,美國照樣出兵。把現在的伊朗沖突歸因于中國沒有派兵駐扎,是倒果為因。美國在全球有大量軍事基地和部隊部署,遠超中國,這才是它能頻繁干預別國事務的基礎,而不是缺少對手就不得不打仗。
其次,美國的對外政策由自己制定,不會因為某個地區沒有其他大國的軍事力量就“被吸引”進去。特朗普政府選擇對伊朗動武,是延續了美國長期在中東的干預傳統,從伊拉克戰爭到利比亞行動,美國多次以政權更迭為目標,結果往往付出高昂代價,卻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現在對伊朗的空襲和可能地面行動,已經讓美國面臨實際困難,比如大量船只和海員被困在波斯灣,補給成本上升,這些問題都是美國自己行動造成的后果,與中國是否在中東有軍事存在沒有直接聯系。中國一直主張通過對話解決地區爭端,沒有在海外建立類似美國的軍事基地網絡,這是一種克制態度,而不是什么“缺席”導致別人出問題。
把中東戰爭說成是為了對抗中國,更是站不住腳。中國與伊朗的貿易關系是正常的經濟往來,中國是伊朗最大的貿易伙伴,主要進口石油,同時也向伊朗出口商品,這是基于雙方互利的需求。中國同時與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國保持良好關系,通過外交和經濟合作維護地區穩定,而不是通過軍事手段。美國卻把這種正常貿易解讀為威脅,然后以切斷伙伴關系為由發動戰爭,這其實暴露了美國自己想主導地區事務的意圖。FP文章提到中國從中東進口大量石油,戰后可能繼續受益,但實際情況是,美國的軍事行動擾亂了全球能源供應,自己和盟友也承受油價波動和供應鏈中斷的損失。中國早就開始多元化石油來源,從俄羅斯、巴西等地增加進口,還加大了戰略儲備,這是一種提前準備,而不是靠美國打仗來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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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這種分析忽略了美國卷入戰爭的根本原因。美國有自己的國內政治驅動,包括利益集團的影響和選舉考量,加上對霸權地位的維護,才導致它一次次在中東投入資源。把這些責任轉嫁到中國頭上,說缺少中國的制衡就讓美國過度擴張,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實。
中國選擇不參與軍事干預,是為了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維護本國利益,同時也避免了像美國那樣陷入長期消耗戰的陷阱。美國的行動如果繼續下去,只會進一步消耗自身實力,而中國通過和平方式與各國合作,才是更可持續的路徑。
總之,這篇文章的觀點把美國自己選擇的戰爭道路歸咎于中國缺席,是典型的責任轉移,無法改變事實:戰爭的發起者和后果承擔者都是美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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