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特：一篇贊詞，給雅斯貝爾斯

一篇贊詞，給雅斯貝爾斯

作者丨阿倫特

↑阿倫特

我們大家齊聚于此，來見證“和平獎章”的頒發。如果允許我引用聯邦共和國總統的話來形容，那么授予這一獎章不僅是為了表彰“文學杰作”，而且也是為了表彰獲獎者“在其生命中對自身的檢驗”。因此，它被授予這樣一個人，授予他的這一作品：它仍然是說出的言辭，它從未脫離說話者，并由此開始它在歷史中不確定的、永遠在冒險的旅程。出于這一原因，頒發這一獎章時有必要附上一篇贊詞（laudatio）；而這篇贊詞的任務，是稱贊這個人而不只是他的作品。我們可以從羅馬人那里學到該如何做這件事，因為羅馬人在具有公共意義的事務上遠比我們要經驗豐富。

他們告訴我們，像這樣一篇贊詞應當關心哪些事情：in laudationibus…ad personarum dignitatem omnia referrentur（在贊詞中……唯一要考慮的是相關人格的偉大和高貴），西塞羅如是說。換句話說，一篇贊詞關注的是專屬于人的高貴——就人超越于他自己的所有作為和創造物而言。承認并贊美這種高貴，并非專家和職業同行們的事情；相反，公眾們必須對這一被展現于他們眼前、在公共領域中接受檢驗的生命作出評判。而頒獎，不過是在確認公眾們已經知道很久的事情。

因此，這篇贊詞只能嘗試去說出你們大家都知道的東西。但是，將許多人在私下里都知道的事情公開地說出來，卻絕非多此一舉。某件事情被所有人聽到，這一點恰好賦予它一種啟明的力量（illuminating power）；在這種啟明中，它確證了自身的真實存在。不過，我仍然必須承認，我是帶著猶豫和惶恐來承擔這次“公共領域中的冒險”（雅斯貝斯語）并成為眾人注目的中心的。我覺得，并且相信，你們絕大多數人在這個臺上也會有同樣的反應。我們都是現代人，在公共空間里我們缺乏信心、表現笨拙。

由于我們現代人的偏見，我們認為只有與人格（person）相分離的“客觀的作品”才屬于公眾，作品背后的人格及其生活則只是私人的事情；而一旦關于這些“主觀”事物的感受暴露于公眾眼前，它們就不再能保持真實，并因此變得情緒化了。當“德國圖書商會”作出在頒發獎章時必須附有一篇贊詞的決定時，它是真正讓人聽到并返回到一種更古老、也更恰當的對公共領域的感受方式。在這種感受中，恰好是包含其全部主觀性的人格，才有必要公開地顯現出來以獲得充分的真實性。如果我們接受這種歷久彌新的感受方式，我們就必須改變我們的看法，并拋棄我們把“個性的”（personal）等同于“主觀的”、把“客觀的”等同于“實際的”或“非個性的”這種習慣。這種等同源于科學規范，在那里它們當然是有意義的。但在政治中，這種習慣則顯然無意義，因為在政治領域中人們主要是作為行動者和言說者顯現出來，因而在這里個性（personality）絕不只是一種私人事務。同時，這種等同在公共的精神生活中也同樣是無效的，因為這種精神生活不僅包括，而且遠遠越出了學院生活的范圍。

↑雅斯貝爾斯

為了恰當地談論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學會的不是在主觀性和客觀性之間進行區分，而是在個體（individual）和人格之間進行區分。的確，正是個體向公眾提供了某一客觀的作品，并把它交給公眾。主觀性的要素（應該理解為作品的創作過程）與公眾確實并不相關。但是，如果這一作品并不只是學院性的，如果它同樣是“在生命中檢驗自身”的結果，那么一種活生生的行動和聲音就會伴隨著作品，這個人本身就會和作品一起顯現。這里，顯現出來的東西是顯示它的人所不知道的；他無法像控制他公開發表的作品那樣控制它。（任何試圖將自己的個性強行塞入作品中的人，都是在進行表演；在這樣做時，他就喪失了“公開發表”這一行為對自己和他人而言真正意味著的契機。）個性的因素超出了主體的控制，因而恰好是單純主觀性的反面。然而正是這種主觀性，在“客觀上”更容易掌握，也更容易受到主體的支配。（例如，通過自我控制，我們就能夠支配我們自身中的純粹的主觀性因素，從而按我們所需要的方式運用它。）

而個性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是極其難以控制的，或許和希臘語中的“daimon”（精靈）最為接近。“daimon”乃是終生陪伴著某個人的守護神，由于它永遠只從他的肩膀后面往下看，因此它更容易被他所遇到的人而不是他自己認出。這種“daimon”——它并非任何邪靈式的東西——身上的這種個性因素，只能在一個有公共空間存在的地方顯現出來。而這就是公共領域所具有的更深刻的意義，它遠遠超出了我們平常用“政治生活”這個詞所意味著的東西。公共空間也是一個精神性領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羅馬人稱為“humanitas”（人性）的東西才在其中顯現出來。

羅馬人用這個詞來表示人的獨特不凡之處，因為它無須客觀就是確鑿有效的。它就是康德和雅斯貝斯用“humanit?t”這個詞所說的東西，亦即確鑿有效的個性，人一旦獲得它，就永遠不會失去它，即使其他所有身體和心靈的天賦都已在時間的侵蝕中消失。“人性”無法在孤獨中獲得，也無法以“將作品交給公眾”的方式獲得。只有當人把自己的生活和人格都置入“公共領域的冒險”中時，它才能被人獲得；而這一過程也是冒險，亦即展示出某種并非“主觀性”的東西，卻無法認識也無法控制它。因此人在其中獲得“人性”的“公共領域的冒險”，就成為上天賜予人類的禮物。

當我建議用雅斯貝斯的方式，把進入公共領域中的個性因素稱為“humanitas”時，我是想暗示：沒有人能像雅斯貝斯那樣，使我們克服對于公共領域的不信任，并讓我們感受到在所有人面前贊美我們所熱愛的人時的那種光榮和喜悅。這是由于，雅斯貝斯從未染上知識分子所具有的那種普遍的偏見，亦即認為公共性的強光使一切都變得平面化和狹隘化了，只有庸才才會在其中如魚得水，因此哲學家必須保持他與公眾的距離。你們可能會想起康德的觀點，康德說，要判斷一篇艱深的哲學論文是真實的，還是僅僅是“聰明的夸夸其談”，其試金石可以從它是否能被普及中找到。在這一方面，正如在其他每一方面那樣，雅斯貝斯都是康德的唯一傳人。他像康德那樣，不止一次地離開學院范圍及其概念化的語言，去向一般的讀書公眾發言。而且，他有三次直接切入時代的政治問題中：第一次是納粹上臺前不久所寫的《現時代的人》（Man in the Modern Age, 1933）；第二次是在第三帝國陷落后不久所寫的《德國罪行問題》（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然后就是今天的《原子彈與人類未來》（The Atom Bomb and the Future of Man）一書。因為他知道，正如政治家的行動所表明的那樣，政治問題是如此嚴肅，我們絕不能只把它交給那些政客。

雅斯貝斯對政治領域的肯定，是極不尋常的，因為它來自一個哲學家，來自他的全部哲學活動以之為基礎的那一根本信念：哲學和政治關系到每一個人。這就是它們的共同點，也是它們歸屬于公共領域的原因，在其中人的人格及其檢驗自身的能力展現出來。哲學家與科學家不同，卻與政治家很相似，因為他必須為自己的意見負責，因為他需要承擔責任。事實上，政治家的位置相對來說要幸運一些，因為他們只需要對自己的民族負責；而雅斯貝斯的寫作，至少是在他1933年后的著作中，卻總像是在整個人類面前承擔自己的責任那樣。

對于他，責任并非一種負擔，也與道德命令毫無關系。相反，它從一種內在的快樂中流溢而出，這種快樂存在于讓事物顯現、將晦暗照徹（clarifying）和使黑暗啟明之中。從最終的分析來看，他對公共領域的肯定只是他熱愛光和明徹（clarity）的結果。他如此長久地熱愛著光，以至于可以用“光”來作為他全部個性的標記。在偉大作家的著作中，我們幾乎總是能找到一個僅屬于他的一以貫之的隱喻，他的全部著作仿佛在它那里聚集為一。在雅斯貝斯的著作中，這一隱喻乃是“明徹”一詞。人的生存被理性所“照徹”；而種種“環繞模式”——一方面是心靈“環繞”著一切向我們顯現的事物；另一方面世界也“環繞”著我們，“我們總是在世界之中”——也被理性所照亮。最后，理性本身與真理的親和性，由它的“廣闊與明亮程度”來證實。所有能承受光，且不會在其照耀下化為水汽的事物，都分有人性；因而要在人類面前去為每一思想負責，意味著生活在這樣一種光照里：在其中，自我和它所思考的事物都受到這種光照的檢驗。

早在1933年以前很久，雅斯貝斯就已經是一個“名人”了，這種名聲的獲得方式和其他的哲學家沒什么兩樣。但是，只有在希特勒統治時期，特別是這一時期之后，他才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人物”。這并不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完全是由于時代環境所致，雖然這一環境迫使他進入到受迫害者的黑暗狀態中，并使得他成了那一時代及心態變遷的象征。

↑雅斯貝爾斯

事實上，他的轉變與環境并無多大干系，環境不過是把他拋入了他按照天性本應存在的位置中而已——亦即拋入了世界觀的充分光照中。這一過程并非是：他先遭遇某種東西，然后在痛苦中考驗自身，最后當情況達到最糟之時，他就像“其他的德國人”那樣尋求成為某種東西的代表。就此而言，他根本就不去代表任何事物。他永遠是徹底獨立的，不依靠任何群體，包括德國抵抗運動在內。這一立場完全由人格力量來支撐，它的高貴正好在于：即使在極權統治的黑暗中，他也不會去代表任何事物，而只為自身的生存提供確證。而在這種極權統治的黑暗中，善即使仍然存在，它也變得絕對不可見并因而無效了——甚至理性都可以被消滅，假如所有具備理性的人都真的被殺掉了的話。

很明顯的是，他在災難期間仍然很堅強。然而，可能不那么明顯的是，這整個災難事件從來都不能誘惑他放棄“人性”——這就是他的不可冒犯之處。對于那些了解他的人來說，這意味著比抵抗和英雄主義重要得多的東西。它意味著一種無須證明的信心，意味著一種確信：在一個什么事都可能發生的時代中，有一件事絕不會發生。雅斯貝斯是完全獨立的，他所代表的并不是德國人，而是德國人中僅存的“人性”。就仿佛他獨立于凜然不可冒犯之中，便能照亮由理性在人們之間創造和維護的空間；就仿佛只要有一個人還在，這一空間的明亮和廣闊就能繼續存在下去。

當然，實際上并非如此，甚至從來都不可能如此。雅斯貝斯經常說：“個體僅憑自身是不可能具有理性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從來就不是孤獨的，他也不可能認為這種孤獨有什么價值。由他所承擔的“人性”，是從他思想的本己地帶（native region）中生長出來的，而這一地帶從來就不是無人居住。不過，使得雅斯貝斯卓爾不群的，乃是他比其他人更能在這一理性和自由的地帶中安居，更確信自己知道這一地帶中的道路；而其他的人雖然也可能知道這一地帶，卻無法持久地生活于其中。正是由于支配著他的生存的，是對光本身的激情，因而他才能夠像黑暗中的光一樣，從某個隱秘的光源那里放射出來。

當一個人不可冒犯、不可誘惑和不可動搖之時，他身上就具有了某種迷人的東西。如果我們打算用心理學和傳記因素來解釋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考慮一下雅斯貝斯的家庭。他的父母與正直、堅強的弗里斯（Frisian）農民有著很深的關系，這些人在日耳曼人中具有罕見的對獨立性的感受。的確，自由遠不只是獨立；但對雅斯貝斯來說，一種理性的自由意識仍然是從獨立中發展出來的，在其中人經驗到一種作為被給予之物的自身。這種自主的天性——他有時候會顯露出某種急切的魯莽（übermut）——使他喜歡在當下的公共生活中展示他自己，但同時他又仍然獨立于所有時髦的傾向和意見。

這種天性可能也要歸功于他那與生俱來的自信，至少是起源于它。他只需通過夢想返回到他個人的源頭，然后出來，再次進入到人性的廣闊空間中，這樣他便能使自己確信：即使在孤立時他也并不只是代表著一種私人意見，而是一種不同的、仍處于潛在狀態的公共意見——正如康德所說的：“一條小徑，有一天毫無疑問會拓展為一條大道。”

這樣一種永不犯錯的判斷的堅定性和心靈的自主性，可能會產生某種危險。從來不把自己暴露給誘惑，這就可能導致對每一時期的現實的無經驗，至少是缺乏經驗。的確，還有什么比雅斯貝斯總是保持正直的獨立性，或那種與人們所說所想的意見的距離，離我們時代的經驗更遠的呢？這種精神甚至不是對慣例的反抗，因為慣例總是以下述方式得到承認，亦即從來都不認真地把它當成行為標準。還有什么比這種深藏在獨立性之后的信念，這種對人、對人的“人性”的隱秘信心，離我們所處的這一“懷疑時代”（薩洛特語）更遙遠的呢？

我們在這樣思考時，就已經是在考察主觀的、心理學的因素了：希特勒上臺時，雅斯貝斯五十歲。在這個年紀的絕大多數人，都已經很久不再學習新的經驗了；特別是知識分子，他們此時通常會變得非常固執于自己的意見，以至于在所有真實的事件中，他們都只能看到對自己意見的確證。雅斯貝斯對那一時代的決定性事件作出了回應（他并不比其他人更能預見到它，因而他可能比其他許多人更沒有準備），但既不是通過撤回到自己的哲學中，也不是通過否定世界或沉溺于憂郁。在1933年以后，也就是說，在他完成三卷本的《哲學》之后，以及再次，在1945年他完成《論真理》（On Truth）一書之后，他進入到我們所謂的“新一輪的創造期”之中。可惜的是，這一短語所提示出的生命力的復活，只是偶爾才出現在具有偉大才能的人身上。而雅斯貝斯的真正杰出之處在于，他不斷更新著自身，恰恰是因為他不斷保持著自身——正如他一直以來都關注世界并跟隨著當下事件的發展，同時永遠保持著自己的敏銳和才智。

《大哲學家》（The Great Philosophers）和《原子彈與人類未來》一樣，深深地探入與我們最為切近的經驗范圍中。這種當代性，或者說在這樣大的年紀還能夠保持對當下世界的理解力，真像是一種意外的好運，它使得年老不再只是一種懲罰。而雅斯貝斯能夠在生命中保持獨立，但又不會被孤獨所占據，也得歸功于同樣的好運。這一好運的基礎是他的婚姻，他的妻子與他是同齡人，從他年輕時起就一直支持他。如果兩個人不沉迷于“牽系我們的紐帶使我們成為一個人”的幻覺之中的話，他們就能在彼此之間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界。毫無疑問，對雅斯貝斯來說，這樁婚姻從來就不是一件私人事務。它證明了：兩個具有不同出身的人——他的妻子是一個猶太人——能夠在彼此之間創造出一個他們自己的世界。而從這一縮影般的世界中（如同從一個模型中那樣），他懂得了什么是整個人類事務領域中最本質的東西。在這個小小的世界里，他展現并實踐著他那無與倫比的對話能力：他驚人精敏的聽力，他對坦率地表達自己的不斷準備，他在所討論的問題上盤桓居留的耐心，以及最重要的，他將沉默中容易忽略的事物引入到談話之中，使之能夠被談論的能力。因此，在言說和傾聽中，他得到了修正、拓展和磨礪——或者按他自己最漂亮的話來說，他得到了啟明。

這個不斷地被一種言說和傾聽著的深思重新啟明的空間，使雅斯貝斯在其中有了在家之感。這里是他的心靈之家：它是一個真正的“空間”，正如他的哲學所教導的思想道路乃是本源意義上的“道路”那樣，這一道路開啟出一片尚未探索過的基地。雅斯貝斯的思想乃是空間性的，因為它永遠保持著對世界和世界中的人的指向，而非因為它必定要與一個實際存在的空間相關。事實上，情形恰好相反，因為他最深的目標是“創造一個空間”，在其中人的“人性”能夠純粹和明徹地顯現出來。這種思想永遠“與其他人的思想緊密相連”，它必然是政治性的，即使在它處理那些最少政治性的事物時也是如此；因此它總是在證實康德所說的“擴展了的思維”（enlarged mentality），這種思維乃是最好的政治思維方式。

為了探索這個已成為他的家園的“人性”空間，雅斯貝斯需要大哲學家們的幫助。而他對他們的回報是如此豐厚，可以這樣說，他與他們一起創建了一個“精神領域”，在其中他們再一次作為言說者顯現出來——這言說是從那已逝者的幽暗領域中到來——這些人超越了時代的限制，因而可以成為心靈世界中的永久伙伴。但愿我能帶給你們某種自由概念，亦即一種思想的獨立性，我們需要它以便創建這樣的精神領域。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忘掉被傳統神化了的年代順序，在其中我們只能看到一種前后相繼性，只能看到一個哲學家把真理遞給下一個這樣的因果序列。盡管傳統在很早以前就已失去了對我們來說的有效性，然而，這種因果性的時間模式，這種一個接著另一個的相繼性，卻仍然對我們具有強制力：以至于沒有了它這一“阿里阿德涅線團”，我們就會感到自己好像是在過去中無助地漂泊，徹底失去了方向。在這一困境中，由于感受到現代人與其過去之間的整個關系的危機，雅斯貝斯把時間上的前后相繼，轉變為一種空間性的并列關系；這樣，近和遠便不再取決于我們與一個哲學家之間相距的年代，而只取決于自由選擇的節點，我們從那里進入到精神領域之中——只要地球上還有人存在，這一領域便會永遠持存并擴展下去。

這一領域讓雅斯貝斯有在家之感，他也為我們開啟了通往這一領域的道路。精神領域并不存在于超越的彼岸，它也并非烏托邦。它既不在昨天也不在明天；它就在當下，就在這個世界之中。理性創造它，而自由則支配著它。它不是某種固定和組織起來的東西，而是伸展到地球上所有的國家中，伸展到它們所有的過去之中。盡管它屬于這個世界，但它仍然是不可見的。它是“人性”的領域，在其中每一個人都能按照他自己的本源方式顯現出來。那些進入它的人彼此都能認出對方，因此他們“就像火花那樣，閃耀出更明亮的光，直至隱入不可見，它們在不斷地活動中變化著。這些火花互相看著彼此，每一個都更明亮地閃爍，因為它能看到別的火花”并希望能被它們所看到。

我在這兒發言，就是以曾被雅斯貝斯指引到這一精神領域中的那些人的名義。對于他們此刻心中所想，阿爾達貝特·斯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先生表達得比我更好：“現在這里涌出了對這個人的驚嘆，并從中升起了對他的崇高贊美。”

漢娜·阿倫特｜著，文章選自《黑暗時代的人們》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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