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三大現代價值的互相關系｜雙體實驗室

大家好，我是船長。

現代社會中，我們習以為常的“個人權利”“工具理性”“民族國家”究竟從何而來？為什么前現代社會的人從未面臨身份認同的危機？答案藏在14世紀以來天主教文明的一場深層觀念革命之中。

金觀濤老師系統剖析了現代性三大基本觀念的起源與內在結構。他指出，這三大觀念互相維系，共同塑造了現代社會的行動邏輯。正是這兩種超越視野的并存，催生了真正的現代個人——他不再臣服于任何一種社會有機體，而是可以自主選擇超越視野的主體。工具理性由此被重新定義為兩種超越視野的分離共存，它既推動了科學革命，又與道德信仰保持平衡。

然而，當個人從傳統有機體中脫嵌后，普遍的認同危機爆發：個人需要回答“我們是誰”才能建立政治共同體。民族認同應運而生，成為整合現代國家的核心力量。這三大觀念互相維系，共同塑造了現代社會的行動邏輯——從市場經濟的無限擴張到軍隊的理性化科層組織。

圖： 邁克爾·索瓦 《 搬家 》

三大現代價值的互相關系

文/金觀濤

現代個人觀念的結構

到17世紀，因兩種分離共存超越視野的形成，源于唯名論革命的現代性萌芽終于在這兩種超越視野共存的土壤中長成大樹。現代性由三大基本觀念組成：第一個是現代個人觀念；第二個是立足于兩種超越視野的理性精神，我將其稱為“工具理性”；第三個是民族認同，現代社會再也不能用終極關懷來整合個體，認同危機隨之發生，只能用民族認同來整合政治共同體。這三組觀念互相維系，共同構成了現代價值系統。因其支配的社會行動和只有一種超越視野的軸心文明完全不同，在剖析其如何轉化為新社會行動之前，必須先簡述這三大基本觀念。首先討論個人觀念。

個人觀念是現代性的核心。現代個人觀念和軸心文明中本已存在的個體觀念有著根本差別。我之前指出超越突破使得個人可以從社會里走出來，意識到自己是可以獨立于社會的個體。即使社會組織滅亡了，個體仍可以存在，并形成可憑自己意愿改變的組織。就“可以從社會中走出來”“獨立于社會有機體”這兩點而言，現代個人觀念和個體觀念是一致的。

它們的差別在于，個體獨立于社會有機體必須訴諸某一種終極關懷，如基督徒已經是一個從社會中走出來的個體，但他不能擺脫基督教的終極關懷（對上帝的信仰），只是一個“出世的個人”。而現代個人觀念中的“個人”是在兩種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中形成的，個體終于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可以選擇超越視野的主體。

個體如果要從社會有機體中走出來，他必須依靠某一種超越視野，所以就不能同該超越視野相矛盾。在該超越視野形成社會組織藍圖以后，個體組成可憑自己意愿改變的組織——“準社會”不能與該社會組織藍圖相沖突。因此，由個體組成的市場經濟必須被嵌入社會有機體內部，它不可能從中脫嵌。現代個人觀念中的“個人”就沒有這一限制，兩個不同的超越視野支持他獨立于社會有機體。

在這一前提下，現代個人觀念中的“個人”可以不服從任何一種超越視野的社會組織藍圖，由“個人”組成的可憑自己意愿改變的組織不再是“準社會”，也就不必嵌入社會有機體中，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起源了。現代個人觀念中的“個人”會拒絕把應然社會想象成服從某一超越視野的有機體，甚至視社會為個人實現自己目的的工具。這一點我會在之后詳細展開。

圖： 阿吉姆·蘇拉伊 《 烏爾比諾的風景 》

如前所述，如果缺少入世的認知理性的超越視野，即使唯名論完成了對自然法的解構，“個體權利為正當”還不是現代個人觀念中的“個人自由”。只有在入世的認知理性的超越視野中，擁有權利的個體才演化成現代個人觀念中“占有的自我”或“表達的自我”，個人權利才具有終極正當性。因此，現代個人觀念具有“人權”和“理性”兩個維度：人權維度規定個人是權利主體；理性維度一方面倡導個人自由，另一方面注重其理性的認知精神。

正因為現代個人觀念立足于兩種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我們在論述個人是一個具有不可剝奪的權利的主體時，千萬不要忘記除了入世的認知理性，還有另一種超越視野的存在，即西方現代個人觀念中的“個人”還必須接受希伯來超越視野對道德和法律的規定。由于從認知理性的超越視野一直不能推出道德，而一個“占有的自我”必須是一個有道德的、守法的自我，所以現代個人的道德和法律觀念只能來自不同于認知理性的另一種超越視野。

這一點對理解人權的性質極為重要。不斷有哲學家指出人權具有道德屬性，有人甚至認為人權本身就是現代人的新道德。其實，這是不準確的，人權不同于道德。如果人權是一種新道德，它只能從認知理性的超越視野中推出。但麥金太爾（Alasdair C. Macintyre）考察了啟蒙運動以來西方道德基礎論證的歷史，發現自17世紀至今，西方所有圍繞道德基礎的論證都是失敗的。我和劉青峰曾指出，西方近現代對道德基礎論證的失敗和人權觀念的最后形成（即個人權利是一種不等同于道德的正當性），實為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

換言之，正因為從認知理性的超越視野中無法論證出道德基礎，人權不可能成為該超越視野的道德。擁有權利的個人只能從不同于認知理性的超越視野中接受道德，因此我再三強調現代個人觀念必須立足于兩種超越視野。為什么從認知理性的超越視野中推不出道德呢？

休謨（David Hume）曾這樣論證：“在我所遇到的每一個道德學體系中……不再是命題中通常的‘是’與‘不是’的連接，而是沒有一個命題不是由一個‘應該’或一個‘不應該’聯系起來的，……對于這種似乎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即這個新關系如何能從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關系中推出來，應當列出理由加以說明。”休謨發現認知理性是在追求實然層面的事（即認識事實以及支配現實的法則）；道德則屬于應然層面（即規定個人行為的規范）。從邏輯上講，從實然是推不出應然的。

“實然”和“應然”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這是當代哲學家公認的。因此麥金太爾將休謨的發現稱為道德論證運動的墓志銘。由此可見，古希臘哲人認為可以從求知推出道德，是認知理性這一超越視野在當時尚不完善的表現。隨著該超越視野的純粹化，個人權利只能是不等同于道德的正當性。除了認知理性，現代個人還必須從另一種超越視野中接受道德和法律的觀念。

我在之后將指出，只要人們不是那么清醒地意識到道德論證的失敗，權利一旦轉變為一種新道德，即認知理性可以被含混地視作趨向普遍規則的意志，并和道德聯系起來。如此一來，權利不僅代表正當性，還帶有某種“應然”和“善即道德”的性質，其后果就是現代性的危機，它有可能從理性主義走向科學主義，甚至出現用爭取個人自由的名義取消個人自由的自我否定。

“工具理性”的重新界定

工具理性（means-endrationality）最早是由韋伯于1920年明確提出的，認為理性只是認識世界的客觀規律和提供達到目的的手段，自然法則和主體及其要實現的價值（終極關懷）毫無關系。科學研究意味著把世界作為觀察對象，通過觀察（和理性思考）發現事實和客觀世界的法則。工具理性把賦予對象價值的主體從科學和事實（真實性）中排除出去，實現了世界的除魅（認知理性只是獲得客觀對象的信息）。

據此，理性不僅不能推導出價值，甚至任何發現都和研究者主體沒有關系。換言之，理性在某種意義上對人而言只是工具性的，它注重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管目的本身的價值和意義。正是通過對韋伯觀點不斷深入的研究和發揮，今天對工具理性更普遍的稱謂是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這樣一來，工具理性是來自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的認知精神和天主教神學相分離的結果，它是理性的去神學化或工具化，是現代科學觀念成熟的象征。現在我將其準確定義為古希臘羅馬認知理性（T3）和基督信仰（T1）的分離共存。為什么要重新定義？因為根據韋伯的定義，工具理性可視為T3排斥其他超越視野（如T1）。后面我將指出，它是啟蒙運動對現代價值重構的結果：為了實現現代價值普世化，只強調它是認知理性（T3），和另一種超越視野無關；這使得T1和T3從分離共存變成大分離。

現在為了準確描繪現代性在加爾文宗社會形成的情況，我把工具理性定義為超越視野T3和T1（也可以是其他超越視野）的分離共存。它起源于唯名論革命導致的古希臘羅馬的認知理性和基督信仰的二元分離。該過程十分形象地表現在刻畫“理性”的詞語Rationality意義形成的過程中。

今天的“理性”一詞來自拉丁文Rationalis。我在前面已論證過Ratio除了指有別于感覺、意志和情緒的運用概念推理的能力，其主要意義是“計算”和“比例”。它是在17世紀開始普及的，泛指思考。但正是在其普遍運用的過程中，Rationality的意義和表達理性的另一個詞Reason呈現出重大差別：那些拒絕天啟作為理性（Reason）的人被稱為理性主義者（Rationalists）。

圖：讓·戴維 《房屋在燃燒 》

由此可見，在西方前近代，理性（Reason）結合了希伯來宗教的天啟和古希臘羅馬的“計算”和“比例”。而由“比例”（Ratio）演化為現代理性（Rationality）的過程正是認知理性從天主教神學中分離出來（也就是理性的去神學化或工具化）的過程。

因為現代理性不包含宗教終極關懷，很多人在討論現代性這一核心價值時，總是強調其無終極目標支配，只是達到目標的工具而已。我想指出這種理解的片面性。既然現代個人觀念中的“個人”具有兩種超越視野，那么由其規定的個人理性只是和天主教神學中的理性相分離，二者并非截然對立的關系。作為現代性的核心價值，無論工具理性多么工具化，它仍是存在于兩種超越視野中的。我對工具理性的再定義是強調其整體結構，而不是僅僅關注它與天主教神學的大分離。

我經常用魯濱孫的故事（Robinson Crusoe）來說明現代個人觀念支配下的工具理性觀念。魯濱孫在荒島中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事先進行了充分的理性計算。如他動手做一條船之前，先計算自己是否有能力挖一條小河讓其落水。魯濱孫一方面具有高度的理性精神，另一方面表現出極強的基督信仰。沒有基督信仰，他的理性精神就得不到安頓和發揮；但信仰不會干擾理性，基督信仰和理性是分離共存的。

眾所周知，魯濱孫是英國17世紀新教徒的象征。正是新教徒推動了17世紀的科學革命。前面我以牛頓力學的建立為例，證明科學革命是對笛卡爾哲學的繼承，牛頓力學的形成十分形象地說明促使西方發生現代科技革命的工具理性，是和希伯來超越視野共存的精神，而不是指反對宗教的理性。新教徒和科學革命的關系就是典型例證。20世紀3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Merton）讀研究生的時候，就很關注科學史研究，尤其是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科學革命為什么會發生在17世紀的英國。

他發現當時的科學家大多是清教徒，因此想起韋伯關于新教倫理的論述。默頓把有關研究運用到科學史領域，建立了科學社會學這門新學科。近年來，科學史家對默頓命題作了系統考察，發現推動科學革命的是新教徒，而不一定是清教徒。也就是說，只要認知超越視野的理性和信仰呈二元分離的狀態，就能促進科學革命的不斷展開。現代科學本質上是存在于工具理性結構之中的。

現代科學技術觀念并不是宗教的對立物，這從“科學”和“技術”這兩個詞形成的過程就能看出來。“科學”一詞來自拉丁文Scientia，原意是“知識”。教皇革命后該詞進入天主教神學體系，中世紀普遍認為“上帝是具有知識（Sciens）的主宰”。自17世紀起，Scientia開始和其他知識區別開來。Science是指“需要理論知識的技藝”，即它開始被用于指代“用數學方法認識自然律的知識”，它和“需要實用知識的技藝”（Art）是不可混同的。當科學與技藝拉開距離之時，同步發生的是Science和控制實驗聯系起來。

實驗和魔法原本同時存在于天主教傳統的新柏拉圖主義中，“科學的”（Scientific，拉丁文為Scientificus）和“理論的”（Theoretical）或“證明的”（Demonstrative Proof）變得越來越不可區分。現代科學觀念強調科學必須能被證明，受控實驗是科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所謂受控實驗，是為了驗證（或提出）理論而做實驗。如此一來，不僅實驗和理論不可分割，而且在做實驗的過程中，由于強調實驗的可重復性和對實驗條件的控制，人們逐漸意識到控制自然的重要性。

與此同時，技術亦開始進入認知理性的超越視野，并成為現代科學觀念的一部分。“技術”（Technology）一詞來自拉丁文Technologia，意為“有系統的處理”。17世紀，“技術”（Technology）本指“技藝”（Arts），二者的差別在于前者更注重技藝的系統性。只有通過科學實驗，才能發現、發明層出不窮的新原理和新技術，使技藝系統化并與工匠的藝術脫離關系。

作為科學和技術的綜合體，現代科技終于取代早期科學的位置。在以上對現代科學技術觀念形成的描繪中，可以看到科學技術革命源于現代科學觀念從宗教中獨立出來，而不是用科學來推出道德、法律和人生終極意義，即科學成為新宗教。

我對工具理性的再界定是強調其背后有兩種超越視野，兩種超越視野的分離共存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可以禁止理性去插手由信仰負責的事，從而保持科學技術和道德、法律的平衡。一旦取消信仰與理性的二元分離的結構，現代科學技術的觀念就會變成科學主義。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會損害現代價值系統，甚至會對科學技術自身的發展構成障礙。

認同危機和民族觀念

現代性的第三個基本觀念是民族認同。何為“認同”？哲學上將個人對自我身份的認定稱為認同。在傳統社會中，個人認定自我身份從無問題，這從個體觀念的基本意涵中就能看出。個體是個人借助某一種超越視野從社會中走出來，超越視野有社會組織藍圖，個體和社會組織藍圖設計的有機體是不相矛盾的。傳統社會的個人雖然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可以獨立于社會的個體，但是也認為自己是社會有機體的一部分。個體從社會有機體中獲得明確的身份，從來不會有身份認同的危機。

回顧一下前面的內容，哪個軸心文明曾有過身份認同的困難？沒有。個體只要立足于超越視野來想象社會，總能確定自己的身份。印度人明確自己屬于哪個種姓，以及哪些人共同構成“我們”；中國人知道自己屬于哪個家族，了解自己在家族中的位置，以及本家族和家國同構體的關系；古希臘公民用城邦來界定自己屬于哪個政治共同體。西方封建社會更為典型，每一個人屬于某一身份等級，共相（身份等級制）規定了個體身份，還指出個體在存在之鏈中的地位。每一個個體都是根據各種共同體性質來明確“我是誰”。

在唯名論革命摧毀共相真實性的時候，天主教文明就開始出現個體身份認同的困難了，但在現代個人觀念普及以前，還不至于出現認同危機。因為當時的個體仍未能徹底脫離基督教的超越視野，個體與其他基督徒一起構成“我們”，社會依舊是由基督徒組成的社群。一旦現代個人觀念代替了個體觀念，史無前例的認同危機發生了，因為其背后有兩種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單一超越視野規定社會有機體的機制出現障礙，現代個人甚至會拒絕承認社會是由某一超越視野規定的有機體。而且，在個人意識到自己是可以選擇超越視野的主體以后，個體再也不會依據傳統社會的組織藍圖來界定自己的身份了，現代社會因此出現了普遍的認同危機。

然而，個人一定要明白自己屬于哪個社群，這不僅是個人心理的需要，亦是建立政治共同體的前提。現代社會是由一個個獨立個人建立的契約社會，哲學家波普爾（Karl Raimund Popper）據此認為現代社會的建立根本不需要個人之間的交往。

為了說明這一點，他曾作過如下想象：現代社會中任何兩個人可以永不見面，他們在交易時可以蒙面并用籃子從對方處接收交易物品。當時還沒有網購，波普爾的確指出了現代社會的某些特征。但波普爾不知道，即使如他界定的那樣，現代社會是一個可以把個人和群體絕對隔離的組織，個人仍需要知道自己屬于哪個政治共同體。否則，契約社會無法建立。

圖： 凱·賽奇 《 獨角獸們降臨到大海 》

只要由個人建立的各種契約組織不互相矛盾，它們必須實現法治。社會整合需要法律，而法律是所有人一起訂立的契約。這里的“所有人”指的不是全人類，而是愿意在同一政治共同體中生活的個人。因此，在制定法律時，必須先明確哪些人屬于同一政治共同體，可以一起立約。

換言之，在建立一個政治共同體之前，必須先讓其成員明確自己屬于哪個政治共同體，“何為我們”的觀念因而對現代個人是必不可少的。現代個人具有兩種分裂的超越視野，在社會有機體瓦解的時候，他必須用新的觀念來確定“何為我們”，以組成新的政治共同體。正是在克服認同危機的過程中，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出現，并成為與現代個人、工具理性相配套的現代觀念。

民族自古以來就存在，為何民族認同是現代觀念？傳統社會就沒有民族主義嗎？原因在于，傳統社會的政治共同體從屬于超越視野規定的社會有機體，民族這一個體的共同特征和建立政治共同體不一定有關。在現代個人觀念和工具理性觀念確立以后，兩種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無法再規定社會有機體，只能用民族認同來建立政治共同體，現代民族國家從此誕生了。民族國家的準確定義正是獨立個人組成的政治共同體（即國家），基于此的民族主義和傳統社會的民族情感也不是一回事。

在此，我們不可能詳細敘述民族認同如何出現并把現代個人凝聚成政治共同體。我要指出的是，現代性三大基本觀念是一個互相聯系的整體。其中，現代個人觀念和工具理性先確立，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都是順應著它們帶來的日益深重的認同危機而成長起來的，其目的是用現代個人觀念和工具理性來建立政治共同體。現代性三大基本觀念一旦成熟，便立即成為社會行動的基本驅動力，軸心文明的社會行動（從性質到整體結構）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新價值的力量

新價值如何轉化為社會行動？在前面的討論中，我討論了具有一種超越視野的軸心文明中觀念如何轉化為社會行動：一是超越視野規定社會組織藍圖，用其想象的應然社會塑造社會有機體；二是建立在超越視野之上的基本觀念（如個體）形成可憑個人意愿改變的組織。

一旦軸心文明同時具有兩種超越視野，并在其上建立了現代個人觀念、工具理性和民族觀念，其社會行動立即呈現出如下差別：第一，因兩種超越視野同時存在，超越視野再也不能規定社會有機體，這一進程被民族國家的建立所取代；第二，建基于工具理性和現代個人觀念的各種組織紛紛從社會有機體中脫嵌而出。我先討論第二種社會行動，下一講再分析第一種社會行動。兩者的互相結合就是現代社會的形成。

我在上一節已討論過工具理性和傳統社會理性的不同，它具有擴張性，其結果是現代科學技術革命。同樣地，現代個人建立的可憑自己意愿改變的組織是社會（我們記為S），它和個體建立的“準社會”的最大不同就是前者具備不斷擴張的能力。在傳統社會中，個體臣服于社會有機體，建立在個體交換之上的市場組織自覺地嵌入社會有機體內部，它缺乏不斷擴張的動力。

例如西方中世紀城市中的作坊，它們很少為謀利而主動擴大銷量，甚至不是完全根據社會需要來安排生產。因為作坊的日常活動必須符合行會規定，如雇工人數、雇工工資和學徒年限等。行會規定正是社會有機體的秩序，市場的需求必須被納入有機體的種種限制之中。

波蘭尼把傳統社會的市場經濟歸納為生產者是為“買”而“賣”，買多少取決于社會有機體限制下社會的需求。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生產者是為“賣”而“買”。“賣”本身由生產者不斷追求利潤的動機驅動，它傾向于超越任何對“賣”的限制，“買”在“賣”的帶動下不斷擴張，市場具備了無限擴張的動力。這源于現代個人的本性，即現代個人觀念中的“個人”把追求利潤視為自身的正當權利，并不承認任何有機體對市場擴張的束縛。

圖：安東尼奧·達科斯塔 《 憂郁》

波蘭尼在《巨變》這本著作中詳細討論了建立在現代個人觀念之上的經濟自由主義和重商主義如何推動市場經濟一步步沖破社會有機體的限制。他指出：西方現代社會的市場化所依靠的絕不是傳統社會的市場機制，而是現代觀念的力量。市場擴張碰到的最大障礙是勞動力不能成為商品，因為個人被固定于各種社會關系中。英國19世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是因為政府廢除了1601年頒布的《濟貧法》，其動力來自經濟自由主義。

換言之，如果沒有建立在現代個人觀念之上的經濟思想，《濟貧法》這一把個人限制在社會有機體中的法令是不會被廢除的，勞動力市場是不可能形成的。從16世紀到19世紀，正是由于現代個人觀念的確立，建立在其上的經濟思想沖破了社會有機體的限制，擴張性的現代市場經濟最早在新教社會出現了。

在兩種分離共存的超越視野下，應然社會不再是由超越視野決定的有機體。任何具有特定功能的社會組織均可被視作一架機器，該組織的成員也只是這架機器的一個部件。如果建立社會組織的目的是要實現某種功能，最有效的辦法是將其成員視作實現該功能的部件。在傳統社會中，個體的有機體屬性會禁止社會組織對個體角色的塑造。但現代個人再也不是傳統社會有機體的組成部分，他實現了“去有機體化”，因此很容易扮演機器功能規定的角色。而且人是可以替換的，機器功能不依賴特定個人，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機器的形成和不斷擴張。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軍隊現代化。荷蘭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準現代社會”，當時面臨西班牙的巨大壓力。莫里斯親王（Maurice of Nassau）建立了現代軍隊，他在軍隊中推廣了三方面的改革：一是用鐵鏟來掘防御溝，在此以前，挖溝被認為是膽怯的行為；二是將火繩槍的裝彈和射擊分解為42個基本動作，為每個動作擬定名稱和發令詞，以指導士兵們練習火繩槍的裝彈和射擊動作；三是訓練士兵以整齊的步伐行動，并把訓練變成軍事行動必不可少的部分。

這些措施在以往的歐洲軍隊中從未有過，其本質在于不再把軍隊看作有機體，而是將其視為特定功能的機器，士兵和軍官都是實現軍事機器功能的可替換的部件，這亦可稱為軍事行動的理性化。自此以后，現代軍隊的建制開始出現，一營為550人，營分為連，連分為排。軍隊不再是勇士的集合，它變成一部接收指令后行動的機器。今天的軍隊在物質、科技水平上遠遠超過17世紀，但就其組織背后的觀念而言，二者是一樣的。

事實上，把社會組織視為機器，不僅出現在軍事領域，還出現在17世紀以后所有的組織建構中，例如公司、政府部門、國際組織等。社會學家稱之為組織的科層化和社會行動的理性化。我要強調的是：在理性化的背后正是社會組織不再被當作有機體，它一方面表現為社會組織方式的機器化，另一方面是現代個人組成可憑自己意愿改變的組織，可以不受限制地擴張。傳統社會有機體在其挑戰下最終走向解體。

至此已經講了太多觀念變化的內在邏輯，現代性的起源似乎全由觀念系統變化的內在邏輯規定，但這只是一個錯覺。無論是唯名論的普及，還是古希臘羅馬超越視野在天主教神學中的凸顯，抑或是希伯來超越視野純粹化所導致的天主教神學中兩種超越視野的分離，都是在歷史事件和觀念系統的互動中實現的。我之所以把分析聚焦在觀念系統變化的內在邏輯上，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準確地把握現代性的整體結構，理解現代觀念支配的社會行動與傳統社會的不同之處，進而為下幾講內容打下基礎。

只要回到14世紀天主教文明演化的大歷史脈絡中，就可以發現：上述現代性起源的整個過程都是社會變遷和觀念系統互動的結果，主導新觀念系統形成的歷史過程，就是現代社會形成前夕發生在天主教世界的三件大事：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宗教戰爭。

本文系摘選自《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探索大歷史的結構》一書第四章節第4節。為便于閱讀，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刪減，推文標題為編者所擬，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文中部分配圖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公眾號后臺刪除。

內容編校：睿揚

編發 審定：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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