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鄧小平最后一次到上海，拉著黃菊囑咐：要抓住20世紀的尾巴

1983年2月4日，申城乍暖還寒，窗外斜風細雨。一份寫著十八名年輕干部名字的花名冊被送到西郊賓館，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拿起鋼筆，在“黃菊”二字旁重重畫了個圈。

那天的座談會上，鄧小平對隨行干部說：“上海是中國的龍頭，年輕人得頂上去。”短短一句話，為滬上干部隊伍定下基調。32歲的黃菊自此進入市領導層視野，卻沒人想到，十一年后，他會在一節駛出站臺的專列車廂里，被鄧小平緊緊拉住手臂，聽到那句意味深長的托付。

要理解那次囑托，得先看看當時的上海。改革開放初期，珠三角憑著“先行先試”拔地而起，深圳外向型經濟風生水起，而曾是遠東金融中心的上海卻像一部老機器，轟鳴卻行進遲緩。碼頭吃水不足，馬路依舊狹窄，老工房里三代同堂的擁擠日復一日。許多外資企業寧可南下，也不敢在這座老城冒險。滬上媒體流行一句自嘲：“上海人等紅燈的時間，比談笑風生的時間還長?！?/p>

1990年4月，中央一錘定音：開發浦東。消息傳來，申城沸騰，然而興奮過后卻是滿城問號——資金從哪兒來？地從哪兒騰？能否重現昔日老上海的輝煌，還是空中樓閣？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黃菊被推上前臺，先任常務副市長，后出任市長。挑戰巨大，機會也罕見。

1991年春節，鄧小平再赴上海。初四清晨，他站在新錦江酒店41層，望著霧氣繚繞的黃浦江，突然轉身對身旁的年輕干部說：“總得快步走，不能再等。”那年春意未濃，催促已深。

時間走到1994年1月17日。鄧小平乘專列到達上海站。與往年不同，耄耋之年的他已行動遲緩，卻堅持不坐輪椅，下車時扶著車門一步一步走。滬上寒風凜冽，站臺上人心卻滾燙。老人微笑揮手，眼中卻有掩不住的急迫。

接下來的幾天，楊浦大橋、南浦大橋、浦東工地，老人都要去看。每到一處，新舊對比強烈：一邊是老弄堂里飄出的元宵香氣，一邊是鋼架機聲中的摩天塔吊。他立在黃浦江畔，脫口而出：“喜看今日路，勝讀百年書?！鄙砼缘狞S菊忙不迭點頭，心里卻在默算——還有多少路要修，多少橋要造？

除夕夜，吳邦國、黃菊到豐澤園為鄧小平拜年。席間氣氛溫暖，老人卻突然拉住黃菊的手，聲音低卻堅決：“要抓住二十世紀的尾巴，上海最后的機遇，可別耽誤了?！秉S菊應聲：“請您放心，我們一定加快步子?！边@一句短短對話，成了后來黃菊工作筆記里被反復圈畫的警句。

話音未落，行動已起。當時的南京西路只夠四車并行，公交一到早高峰立刻堵成鐵板。黃菊干脆把桌上一摞施工圖帶回家，連夜研究。次日一早回到市府，他對同僚說：“先把路疏通，不動不行?！庇谑侨A山路拓寬、南北高架、內環線，接踵落筆。弄堂深處的夜半拆遷并不好做，他堅持“一條街一條街談”，一天能跑五六個工地。有人私下叫他“馬路市長”，他只笑：“路修通，心就順。”

城市轉身離不開產業升級。九十年代中后期，上海用七年時間拿出逾千億資金布局基礎設施，同時大手筆關停、外遷了上千家高能耗、低效益的企業，為臨港、張江、外高橋騰挪空間。動遷200萬居民、轉崗百萬職工，社會成本高得嚇人，卻換來今日一座座現代化園區的雛形。那句“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的老話，從此成了歷史。

1995年盛夏，黃菊登船考察長江口。船到竹嶼，海面風浪拍舷，他盯著遠處的洋山島，沉默良久。船長問：“黃書記，您在想啥？”黃菊回頭輕聲說：“深水港非建不可，上海要走向大海。”之后歷時十年，跨海大橋橫空出世，2005年洋山深水港開港，當天的鞭炮聲傳到十里外。黃菊站在碼頭，難得放松地拍拍甲板：“大船能進來了。”

硬件升級外，還有百姓的柴米油鹽。一次，市場紙巾告急，副市長的電話直接打到商業委：“衛生紙缺貨是市民大事，抓緊補貨。”解決了紙漿供應后，店鋪恢復進貨，抱怨聲漸息。還有一年，暴雨讓虹口淹成澤國，他趕赴現場，靴子灌了水也沒回頭，連夜調度雨污分流泵站建設。細節處見功力，干部們服氣。

數據最不會說謊。1990—1997年，滬上城建投入跳到八十年代同期九倍；到2000年，GDP比1991年翻了四倍多，常住居民人均收入也漲到當年的四五倍。市民最直觀的感受是：路寬了，樓新了，口袋也鼓了。

忙碌的背后是透支的身體。2005年12月，洋山深水港開港儀式剛落幕，黃菊返京途中突然胸悶咳嗽，同事勸他就醫，他擺手：“等把文件批完?！敝钡揭估锔邿煌?，才被送往醫院。兩年后，他在病榻前仍掛念即將召開的會議，“還得跟同志們交代幾句工作”，聲音沙啞，卻不肯停筆。

2007年6月2日清晨，消息從301醫院傳來，黃菊逝世，享年六十九歲。多年后，漫步在楊高路高架，抬頭可見浦東天際線，偶有老上海人念叨：“要不是當年那一聲‘抓住尾巴’，哪輪得到今天的繁華？”歷史檔案記錄著數據，街頭巷尾留著煙火。專列清晨駛離的那一刻，老人和青年握手的畫面定格，卻在城市的高樓、在潮涌的深水港口，被歲月反復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