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專家：對伊朗發動戰爭暴露美以“無知之處”

參考消息網4月5日報道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3月29日發表題為《美國是否處于1914年時刻？》的文章，作者是以色列外交政策分析師約納坦·圖瓦爾。全文編譯如下：

美國、以色列對伊朗的戰爭已經四周，一個結論已難以回避。我們的領導人掌管著超常的毀滅機器，但對于人類——對于他們的榮辱、信念和歷史記憶——卻依然驚人地遲鈍。

這場戰爭的策劃者們似乎一直以為殺死一國領導人、控制其領空、摧毀其基礎設施，就能造成德黑蘭政權崩潰，并讓華盛頓和耶路撒冷的戰略方向變得清晰。然而，伊朗盡管遭受重創，卻成功擾亂了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徹底擴大了戰爭的經濟影響范圍，并迫使華盛頓陷入那種舊時的不光彩處境——在滿懷信心地投入本以為會迅速取勝的戰爭后，不得不尋求盟友的幫助。

人們很容易將此描述為情報工作的失敗。嚴格來說，事實并非如此。戰爭策劃與執行背后的間諜情報工作極其廣泛。近期報道顯示，以色列情報機構耗費數年滲透了德黑蘭的交通監控系統和通信網絡，構建了一個人工智能驅動的“目標生成機器”。一名匿名的以色列消息人士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透露了這一信息，稱該系統能夠把海量的圖像、人員和信號情報轉化為精準的打擊坐標。這堪稱監視和目標定位領域的一項非凡成績。

然而，從未有過如此眾多的情況被如此精準地呈現在這么多人面前，而這些人對自己所看到的東西知之甚少。系統可以告訴你某人身在何處，卻無法告訴你此人之死對一個國家意味著什么。這類系統是基于行為而非意義進行訓練的，它們能追蹤敵人的一舉一動，卻無法洞悉其內心的恐懼、榮耀、記憶或視死如歸的信念。

這就是裝備過度的領導者反復出現的錯覺：他們因為能夠勾畫作戰版圖，就以為自己了解戰爭。但戰爭從來不僅僅是技術比拼，它是由怨恨、神圣敘事、對過往屈辱的記憶和復仇欲望所塑造的。這些并非是在一項原本技術性的工作上添加的氣氛性干擾因素，它們才是戰爭的本質所在。

于是，熟悉的錯誤一再出現。戰爭策劃者以為一個政權可以因為領導人被“斬首”而陷入崩潰。但外部攻擊往往適得其反，它反而將一個飽受摧殘的國家與一個因傷痛、屈辱和憤怒而重新團結起來的社會更緊密聯系在一起。戰爭策劃者以為摧毀常規資產就能解決問題，仿佛合法性、受損的主權和集體憤怒都無關緊要，不是戰爭真正的場域。那些認真對待對手自我認知(而非將其斥為宣傳)的戰爭策劃者或許會預料到，襲擊非但不會削弱一個政權的敘事，反而會強化其敘事。他們或許還會預見到這樣一個悖論，即系統性的“斬首”行動并不會帶來談判者，而是會消滅他們。

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很久以前就認識到，把戰爭簡化為某種代數運算是一種錯覺。在他看來，戰爭從來不僅僅是計算，它充滿激情、不確定性和政治目的。

因此，這場戰爭暴露的不僅是戰略上的失敗，更是“學識”上的缺失。文學和歷史，在其最嚴肅的層面上，恰恰能培養這些領導者所缺乏的能力：承認他人的思想并非我們能夠完全理解，他們受制于與我們不同的意圖。受過歷史和文學熏陶的人明白，那些被某個神圣使命驅動的人往往言出必行，而轟炸一個建國神話更有可能使其神圣化，而非消解它。

當然，文化知識極少能阻止戰爭的災難。1914年的將軍們博學多識，但這些品質也未能拯救歐洲。發生變化的并不是文化曾經能夠避免盲目，如今卻無法做到，而是文化已日益將權力拱手讓給那些誤把信息當作理解、誤把速度當作判斷的系統。

現代目標定位系統提供了披著技術外衣的同一個幻想：壓縮“看見”與“打擊”之間的間隔，消除本可作出判斷的停頓。

戰爭在技術上變得越精密復雜，把它交到那些不了解反諷、偶然性和人性陰暗面的人手中就越危險。這樣的領導者可以對作戰能力、時間表和殺傷鏈侃侃而談，但他們不懂憤恨、恥辱、忠誠或悲慟。而當他們發現戰爭不僅是由鋼鐵烈火、也是由這些情感所造就的時候，一切為時已晚。這就是此次戰爭的無知之處。戰爭制造者的“代數”或許無懈可擊，但對于那些他們理解不了的東西，他們終將無法應對。（編譯/曹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