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課本中的少年閏土，57歲死草席裹身葬亂墳崗，一月后魯迅亦逝

通過魯迅的文章，也就是小時候學過的語文課本，我們知道他有一個非常特殊、但是關系也非常要好的發小，當然，后來也是最讓魯迅揪心的發小。因為，魯迅為他寫了文章。如果不惦念，如果不生感觸，魯迅是不會為他寫文章的。

雖然，他的人生命運，跟無數中國普通老百姓一樣，歷經了各種磨難和坎坷，但是因為魯迅的文字，他在魯迅的筆下，也在更多的讀者心中被保留了下來。

本篇我們來通過歷史的脈絡，仔細梳理一下那位月光下舉著叉的陽光少年——閏土的人生故事。

一、閏月出生的“缺水”娃

光緒五年閏三月初八（1879年5月8日），浙江紹興府上虞縣杜浦村的一間矮屋里，傳來嬰兒響亮的啼哭。接生婆擦著汗對產婦說：“慶太娘，是個帶把兒的！”

這個在閏月出生的男孩，就是后來魯迅筆下“閏土”的原型——章閏水。父親章福慶是個竹匠，人稱“竹作阿福”，此刻正蹲在門口抽旱煙。他請來的算命先生掐指一算，臉色凝重：“這孩子八字里缺水，得在名字里補上。”

于是，“閏水”成了孩子的乳名。后來又起了個大名“運水”，盼他一生好運。誰也沒想到，這個名字幾十年后會通過魯迅的筆，刻進億萬中國人的記憶。

杜浦村在曹娥江邊，當地人管這叫“海邊”。其實離真正的海還有幾十里，但江面寬闊，潮起潮落時頗有海的氣勢。章家世代住在這里，守著六畝薄沙地，種些西瓜、棉花、雜糧。沙地貧瘠，收成好的年景也只夠糊口。

歷史切片：閏水出生那年，大清帝國正處在“同光中興”的尾巴上。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捷報剛傳到京城，李鴻章忙著籌建北洋水師。但在紹興鄉下，農民關心的只有兩件事：今年的收成和官府的稅賦。杜浦村的男人們白天種地，晚上就著桐油燈編竹筐——這是章福慶的拿手活，他編的竹器在道墟鎮集市上總能賣個好價錢。

閏水三歲那年（1882年），父親章福慶經人介紹，到紹興城里的周家做“忙月”。所謂忙月，就是農忙時節去大戶人家幫工。周家是新臺門的大戶，祖上出過翰林。章福慶手藝好，人又老實，很快得到周家賞識，后來連過年過節、紅白喜事都叫他幫忙。

母親慶太娘（本姓阮）也沒閑著。1883年，周家少爺周樹人（后來的魯迅）出生，周太太魯瑞乳房生瘡，需要找個奶娘。慶太娘剛生了個女兒，奶水充足，便進了周家。這一去就是好幾年，她成了魯迅記憶里的“長媽媽”——那個睡覺擺成“大”字、講長毛故事、最終給魯迅買來《山海經》的保姆。

二、新臺門里的少年時光

光緒十九年臘月（1894年1月），杜浦村下了場大雪。十四歲的閏水跟著父親進城，這是他第一次去紹興府。

周家正忙得不可開交。先是魯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去世，接著又輪到周家主持全族的祭祀值年——這是九年才輪一次的大事，祭器貴重，需要可靠的人看管。章福慶便推薦兒子：“讓阿水來吧，這孩子實誠。”

就這樣，閏水住進了周家新臺門。他第一次見到十二歲的魯迅時，害羞地躲在父親身后。魯迅后來在《故鄉》里這樣描寫：“他正在廚房里，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

那個銀項圈是章福慶在龍王廟求來的。算命先生說閏水五行缺水，容易夭折，得用銀圈“鎖”住。項圈在煤油燈下閃閃發光，照得閏水的圓臉更加紫紅。

兩個少年很快成了朋友。閏水教魯迅在雪地里捕鳥：掃出一塊空地，支起竹匾，撒下秕谷，鳥雀來吃時一拉繩子……“什么都有：稻雞，角雞，鵓鴣，藍背……”魯迅聽得眼睛發亮，他在三味書屋讀“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哪聽過這些新鮮事？

更讓魯迅著迷的是海邊故事。閏水盤腿坐在灶膛前，一邊幫母親燒火，一邊講：“我們沙地里，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兩個腳……”魯迅托著腮幫子，想象著月光下的瓜地，那個手持鋼叉刺猹的少年英雄。

時代背景：就在兩個少年相識的1893年，世界正在劇變。美國芝加哥舉辦世博會，愛迪生發明了電影放映機。而在中國，孫中山正在澳門行醫，暗中籌劃革命。紹興城里，維新思潮開始萌芽，但新臺門的高墻內，孩子們還在背誦“子曰詩云”。

正月過后，祭祀結束，閏水要回家了。分別那天，兩個少年都哭了。閏水躲在廚房里不肯出來，魯迅追到門口，塞給他一包貝殼——那是閏水從海邊撿來送他的。多年后魯迅寫道：“他后來還托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支很好看的鳥毛，我也曾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三、少年長成，家道中落

閏水回到杜浦村，繼續種他的六畝沙地。1900年正月，他再次進城給周家拜年。這時他已經二十一歲，魯迅十九歲。兩人都長成了青年，但情誼未變。那天下午，魯迅特意帶閏水登上應天塔，俯瞰紹興全城。

塔頂上，閏水指著曹娥江的方向說：“大阿官（紹興話，少爺的意思），你看，往東三十里就是我家。”魯迅順著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看見灰蒙蒙的遠山。

這次見面，閏水說起家里的難處：沙地收成一年不如一年，官府加征“庚子賠款”攤派，每畝地要多交五十文錢。原來，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清政府簽下《辛丑條約》，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這筆錢層層攤派，最后都壓在農民頭上。

閏水苦笑道：“我爹說，以前是‘皇糧國稅’，現在倒好，還得幫洋人還債。”魯迅沉默良久，最后說：“總會好起來的。”

然而“好起來”的日子遙遙無期。1903年秋天，章福慶病倒了。這個勤勞了一輩子的竹匠，最終沒能熬過寒冬。臨終前，他拉著閏水的手說：“六畝地……不能賣……那是祖產……”

二十四歲的閏水成了家里的頂梁柱。他要養活母親、妻子（父母早年給他定下的親事）和兩個年幼的弟妹。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才回家。農閑時去道墟鎮做挑夫，一百斤的擔子，挑十里路才掙五個銅板。

社會現實：20世紀初的浙江農村，正經歷著千年未有的變局。滬杭鐵路開始修建，洋貨涌入市場，土布、土紙等傳統手工業受到沖擊。像章家這樣的小農，既要面對天災，又要應付人禍——官府的苛捐雜稅、地主的地租、外國資本的擠壓。閏水后來對女兒章阿花說：“我鋤地捕魚，挑擔撐船樣樣做，一年到頭不見休息，可還是吃不飽，穿不暖。”

四、“閏土”結婚了。

1905年，二十六歲的閏水娶了鄰村姑娘阿香。婚禮很簡單，一頂破轎子把新娘接來，擺了三桌酒，請的都是窮親戚。新房是章家老屋隔出來的半間，墻上貼著褪色的年畫。

阿香是個能干的女人，白天幫閏水種地，晚上紡紗織布。第二年，他們的大兒子出生，取名“啟生”——開啟新生之意。這個孩子就是后來《故鄉》里“水生”的原型。

但新生并未開啟，日子反而越來越難。1909年浙江大水，曹娥江決堤，杜浦村的沙地全被淹沒。閏水蹲在地頭，看著泡爛的西瓜秧，第一次抽起了旱煙。煙霧繚繞中，他想起魯迅當年的話：“總會好起來的。”

真的會好起來嗎？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紹興光復。閏水聽說城里剪了辮子，成立了新政府。他滿懷希望地去縣衙打聽：“新政府減租減稅嗎？”衙役瞪他一眼：“該交的一文不能少！”

希望破滅了。閏水終于明白，皇帝換成了總統，老爺還是老爺，農民還是農民。他更加沉默寡言，只有看到孩子們時，臉上才會露出一絲笑容。繼啟生之后，阿香又生了四個孩子：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六張嘴等著吃飯，六畝沙地的收成交完租稅，剩下的只夠喝稀粥。

五、重逢與“厚障壁”。

民國八年冬（1919年12月），閏水聽說魯迅回來了——不是那個留學日本的周樹人，而是在北京做官的“周老爺”。魯迅這次回鄉，是要接母親去北京定居，變賣祖宅。

三十九歲的閏水帶著十七歲的啟生進城幫忙。走進新臺門時，他佝僂著背，雙手不知該往哪兒放。魯迅從屋里出來，兩人對視的瞬間，都愣住了。

魯迅記憶中的閏土：“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

眼前的閏水：“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著……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閏水動了動嘴唇，終于喊出一聲：“老爺……”

魯迅打了個寒噤，他知道，他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

搬運行李時，閏水格外賣力。他想多幫“老爺”做點事，也許能多得幾個賞錢。魯迅母親心善，說：“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盡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閏水挑了一張長桌、四把椅子、一桿臺秤，還有兩個裝草木灰的土筐——灰可以肥田，稻草灰還能洗衣服。

但有人說了閑話。住在斜對門的“豆腐西施”楊二嫂（魯迅小說里的人物）嚷嚷起來：“阿呀呀，你放了道臺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抬的大轎，還說不闊？嚇，什么都瞞不過我。”她還造謠說閏土在灰堆里藏了十多個碗碟。

魯迅知道這是誣陷。如果碗碟可以光明正大地拿，閏土為什么要偷？真正偷東西的是楊二嫂——她把周家養雞的“狗氣殺”（防止狗偷吃雞食的器具）順手牽羊拿走了。

臨別那天，閏水帶著五歲的小女兒阿花來送行。父女倆站在張馬橋上，看著魯迅的船漸行漸遠。阿花仰頭問：“爹，那個老爺是誰？”閏水摸摸女兒的頭：“是爹小時候的朋友。”說完，兩行濁淚滾落下來。

這是他們最后一次見面。

六、破碎的“中年閏土”。

1920年代的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對閏水來說，最大的苦難來自“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

五個孩子陸續長大，吃飯的嘴多了，能干活的手卻沒多幾雙。大兒子啟生體弱，干不了重活；二兒子早夭；三兒子十四歲就去鎮上當學徒，工錢還不夠自己吃飯。兩個女兒倒是勤快，但終究要嫁人。

饑荒成了常態。1922年浙北大旱，1924年錢塘江大水，1928年蝗災……每次天災過后，就是更重的稅賦。官府要收“剿匪捐”“建設捐”“教育捐”，名目繁多。閏水苦笑著對妻子說：“就差沒收‘喘氣捐’了。”

兵匪更是噩夢。1926年孫傳芳的部隊過境，把杜浦村洗劫一空。閏水家僅有的兩頭豬、三只雞被搶走，連灶臺上的鐵鍋都被揭走——那是他母親慶太娘留下的唯一嫁妝。

官紳的壓迫最讓人窒息。杜浦村的地主章老爺（和閏水同姓不同宗）年年加租，從“三七開”加到“二八開”——佃戶只能留兩成收成。閏水去求情，章老爺翹著二郎腿說：“嫌租重？有的是人想種我的地。”

1934年，災難達到頂峰。那年浙江遭遇百年大旱，曹娥江斷流，杜浦村的沙地裂開巴掌寬的口子。閏水跪在地里，捧起一把干土，土從指縫簌簌落下，像流走的生命。

顆粒無收，但租子還得交。章老爺派管家來催租，閏水拿不出，管家冷笑：“那就拿地抵債吧。”六畝祖傳的沙地，最終以三十塊大洋的價格賤賣。簽字畫押時，閏水的手抖得握不住筆——父親臨終前“不能賣地”的囑咐，言猶在耳。

從此，閏水從自耕農變成了佃農。租來的地更貧瘠，租子卻更高。他白天給地主干活，晚上去江邊捕魚，凌晨挑到鎮上賣。五十歲的人，背駝得像六十歲。

七、最后的時光——凄涼的死。

1936年夏天，閏水背上長了癰——一種惡性的皮膚感染。開始只是個小疙瘩，他沒在意，繼續下地干活。傷口感染了，化膿，潰爛，最后碗口大的瘡口，能看見森森白骨。

妻子阿香哭著求他去看郎中。閏水搖頭：“哪有錢？抓副藥要半塊大洋，夠全家吃三天。”

他試過土方子：用蒲公英搗爛敷上，用灶灰止血，甚至求神婆畫符水。都沒用。瘡口越來越大，高燒不退，他開始說胡話：“猹……猹偷瓜……看叉……”

八月十五中秋節，閏水突然清醒了。他把孩子們叫到床前，一個個看過去：啟生、阿花……五個孩子跪了一地。他張了張嘴，想說什么，卻只吐出兩個字：“地……地……”

他在想念那六畝沙地。月光好的夜晚，他曾經在那里刺猹；雪后的清晨，他曾經在那里捕鳥。那是他的根，他的命，他父親傳下來的，最終卻從他手里失去的六畝沙地。

1936年9月，章閏水在貧病交加中去世，終年五十七歲。下葬那天，家里連口薄棺材都買不起，用草席一卷，埋在了杜浦村外的亂墳崗。沒有墓碑，只有一抔黃土。

歷史巧合：就在閏水去世前一個月，1936年8月，魯迅在上海確診肺結核晚期。10月19日，魯迅逝世，享年五十五歲。兩個童年伙伴，在同一年走向生命的終點。一個在紹興鄉下的破草屋里默默離世，一個在上海的寓所中萬眾矚目地逝世。他們的命運，就像那個時代中國的兩面：一面是無聲湮滅的苦難，一面是振聾發聵的吶喊。

八、后代：從水生到章貴

閏水去世后，妻子阿香帶著孩子們艱難度日。大兒子啟生體弱多病，1940年去世，年僅三十四歲。其他子女散落四方，有的夭折，有的遠嫁，有的在戰亂中失散。

唯一留下記載的是孫子章貴——啟生的兒子。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章貴因為貧農出身，被推薦到紹興魯迅紀念館工作。他從掃地、看門做起，憑著勤奮和踏實，一步步做到副館長。

1993年，章貴退休。有記者采訪他，問起爺爺和魯迅的往事。老人沉默良久，說：“我爺爺是個本分人，一輩子沒做過虧心事。魯迅先生寫他，是替他說話，替所有像他那樣的農民說話。”

如今，在紹興魯迅紀念館的展柜里，陳列著一件特殊的文物：一個磨得發亮的銀項圈。標簽上寫著：“章閏水幼年所戴銀項圈（復制品）”。項圈在燈光下泛著溫潤的光，仿佛還能照見那個紫色圓臉的少年，在月光下的瓜地里，手持鋼叉，目光炯炯。

2023年春天，杜浦村已經改名為“閏土村”。村里建起了“閏土紀念園”，立著一尊青銅雕像：少年閏土手持鋼叉，目視遠方。游客們在這里拍照，孩子們朗讀《少年閏土》的課文。

一百多年過去了，曹娥江依然東流，沙地上依然種著西瓜。只是再也沒有猹來偷瓜，也沒有少年在月下守候。

章閏水的墳早已平掉，原地蓋起了蔬菜大棚。但每個讀過《故鄉》的人心里，都有一座墳，埋著那個曾經鮮活、最終被生活壓垮的生命。魯迅在小說結尾寫道：“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閏土沒有走出他的路，他倒在了路上。但他的孫子章貴走出了路，他的故事通過魯迅的筆成了路。這條路通往的不是過去，而是未來——一個讓農民不再重復閏土命運的未來。

月光依舊照著瓜地，照著一代又一代人的故鄉。只是今天的月光下，不再有瑟縮著喊“老爺”的中年閏土，只有那座青銅雕像，永遠保持著刺猹的姿勢，刺向無盡的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