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約仍然還是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帝國組織”,但它可能正處于最虛弱的時候。
3月底,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接受半島電視臺訪問時,對北約盟國在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戰爭中缺乏支持表示“非常失望”。
盧比奧在這場采訪中抨擊了北約成員國拒絕讓美國使用它們的軍事基地。而特朗普此前則怒指北約伙伴是“懦夫”、是“紙老虎”。
盧比奧在采訪中說:“如果北約在歐洲被攻擊時讓我們保衛歐洲,在我們有需要時卻拒絕讓我們使用基地,這不是什么好安排。這樣的關系很難維持下去。”
根據了解,自伊朗戰爭開始以來,北約成員國大多拒絕了特朗普關于協助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呼吁。霍爾木茲海峽對能源供應至關重要,美國和以色列襲擊伊朗后,伊朗以報復威脅有效封鎖了這條關鍵航道,導致了石油和天然氣價格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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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這場伊朗戰事還沒有完結,但卻已經讓美國和北約之間的關系再度陷入低谷。
盧比奧認為,在伊朗的軍事行動結束后,霍爾木茲海峽將開放,無論通過何種方式。而這條海峽能夠開放的原因,一是伊朗同意遵守國際法,不再封鎖這條商業水道;另一個方法是世界各國和地區組成的一個聯盟,在美國的參與下確保這條海峽開放。
盧比奧說,沒有美國,就沒有北約。聯盟必須是互利的,不能是單行道。
在這之前,西班牙3月30日宣布關閉領空,禁止美國和以色列用于對伊朗戰事的飛機通行,包括美軍部署在英國、法國等第三國的飛機,這令特朗普強烈不滿。
另外英國首相斯塔默也受到了特朗普的強烈批評,斯塔默此前拒絕允許美國使用英國軍事基地對伊朗進行打擊的請求,在特朗普批評之后,英國允許了美國使用基地進行“有限的防御行動”。
但這些仍然彌補不了美國對北約的失望。
自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來,這場代號為“史詩狂怒”的行動已經持續了一個月。美國多次呼吁北約盟友參與霍爾木茲海峽護航行動,但歐洲主要國家的反應都非常冷淡。
德國總理默茨就明確表示,德國不會參與護航行動,順道還指責了美國一把稱“讓我們實在無法接受”。法國總統馬克龍也強調現階段法國絕不會參與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行動。
北約這種公開拒絕的姿態,和2003年伊拉克戰爭時歐洲主要國家雖存分歧但仍有一定程度支持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
3月27日,在邁阿密的商業論壇上特朗普也是直言:“北約當時不在場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我們每年為保護他們向北約投入數千億美元,我們本應始終站在他們一邊,但如今鑒于他們的所作所為,我想我們沒必要再那樣做了。”
北約和美國的分歧,由來已久,而把這個分歧暴露在大眾下的,則是特朗普。
早在2017年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宮,北約就進入了持續動蕩期,而今天北約和美國的分歧則已經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軍費分攤爭議,而是觸及到了聯盟存在的根本邏輯。
首先就是美國和歐洲價值觀層面的分歧。歐洲國家普遍認為,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缺乏正當性,違反了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法國和德國批評美國在行動前并未知會盟友,戰事外溢卻讓歐洲承擔了沉重的經濟損失。
其次就是戰略優先級的差異。對歐洲來說,烏克蘭問題才是當前最大的安全挑戰。歐盟為了支持烏克蘭,已經投入了巨額資源,而中東戰事的爆發,也讓歐洲擔心美國的外交重心轉移,進一步削弱對烏克蘭的支持。
而美國2026年的《國防戰略報告》已經明確將美國本土安全和西半球利益作為最優先事項,同時還強調了盟友應該承擔更多防務責任,這種戰略重心的錯位,也導致雙方對威脅認知和應對方式產生了根本分歧。
其中軍費分攤一直都是美歐爭議的焦點,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這一爭議已經從量變發展為質變。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要求北約盟國將軍費開支提升至GDP的2%,而在第二任期,這一標準被大幅提高至5%。
可以說這是美國和北約鬧僵的導火索。德國國防部長就曾表示,對德國而言,將GDP的5%用于國防,意味著國防支出占整個國家預算的40%以上,這是個不切實際的目標。
西班牙國防大臣也表示,投入GDP的2%就足以履行西班牙承諾的防務責任。
到今年2月份,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在布魯塞爾北約防長會議上提出了“北約3.0”概念。這一概念要求歐洲必須增加防務開支,承擔更多防務責任,以構建“對等”的美歐聯盟體系。
面對美國的壓力和多變,歐洲國家也逐漸認識到“靠美國保衛安全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這種覺醒在實際行動中表現為三個層面:
第一是防務投入的實質性增加。盡管對5%的目標心存抵觸,但歐洲國家還是開始大幅提升軍費。德國不僅增開年度軍費開支,還籌集了1000億歐元防務專項基金,號稱要建設“歐洲最強軍隊”。2025年9月,北約宣布了主要由歐洲國家實施的“東部哨兵”計劃;2026年2月初,又宣布了主要圍繞格陵蘭島的“北極哨兵”計劃,加強格陵蘭島防務,打消特朗普以防務空虛為由強索格陵蘭島的借口。
第二是防務自主意識的強化。法國總統馬克龍早在2019年就宣稱“北約正在經歷腦死亡”。七年后,這一判斷正在得到越來越多歐洲領導人的認同。法國、德國多次呼吁建設“歐洲防務聯盟”,甚至建立歐洲軍隊。2026年1月28日,歐盟安全與外交政策高級代表卡婭·卡拉斯就歐洲防務發表講話,呼吁北約必須“更歐洲化”。
第三是對外政策的獨立性增強。在伊朗問題上,歐洲堅持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拒絕被美國拖入軍事沖突。在烏克蘭危機中,歐洲承擔起了為援烏武器買單、向烏克蘭提供貸款的主要責任。在對華政策上,歐洲也表現出與美國不同的節奏和重點,更強調經濟合作與戰略自主。
不管是對美國還是對北約來說,美歐關系很難再回到過去,但要說這是帝國的崩塌,也不太可能。
更可能的情境是北約的功能性弱化和轉型。如果沒有美國,那么北約就是紙老虎;但如果沒有歐洲,北約也會成為紙老虎。
所以不管是對美國還是對歐洲來說,它們都彼此需要,誰也離不開誰。
伊朗戰爭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美歐關系的深刻變化。魯比奧的“重新評估”表態,不僅是戰術層面的施壓,更反映了美國對北約價值的根本性質疑。當美國認為北約已成為“單行道”——只有美國保護歐洲,而歐洲在美國需要時卻拒絕提供支持——這個聯盟的存在基礎就受到了動搖。
短期來看,這個動搖似乎還不會觸及根本。但長期來看,一個確定的事實是:二戰以來形成的西方安全秩序,正在經歷冷戰結束以來最深刻的變化。
而這場變化不僅決定歐美關系的未來,也將重塑21世紀的全球戰略格局。
end.
作者:羅sir,關心人、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后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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