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教授怒揭老底：預防性戰爭是謊言，法律被總統當擦腳布

在現代地緣政治的棋局中，法律往往被視為約束權力的繩索，但在處理對伊關系、委內瑞拉干預以及一系列跨國軍事行動時，這條繩索似乎正在被華盛頓行政當局親手割斷。

戴維·科爾指出，美國對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武力行動——從定點清除到軍事威脅——從國際法邏輯審視，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公然違法”。

《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款明確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系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這一條款并非建議，而是現代國際秩序的根本。

科爾教授強調，武力的合法行使僅存在兩種法定例外：自衛權：僅限于該國已經遭受“武力攻擊”的情況；安理會授權：經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討論并正式通過決議。

科爾直言不諱地揭露，所謂的“預防性戰爭”是一個偽造的法律概念。伊朗并未對美國本土或其核心利益發起先發制人的武裝攻擊，聯合國也從未授權對伊動武。

在缺乏上述兩個法定前提的情況下，任何形式的軍事入侵或攻擊都被視為侵略行為。將“可能存在威脅”作為動武借口，實際上是將叢林法則置于法律秩序之上。

面對在公海上草率處決人員、在委內瑞拉進行秘密干預等爭議行動，司法部往往采取緘默態度，通過不透明的審查程序規避公眾監督。

科爾教授認為，這種從內部瓦解法治的行為，比單純的違反法律更為致命，因為它從根源上摧毀了權力制衡的機制。

如果說違反國際法是由于國際體系的強制力不足，那么違反美國《憲法》則標志著其國內民主機制的嚴重倒退。

戴維·科爾重申了美國憲政體制的核心原則：戰爭授權權屬于國會，而非總統。憲法制定者的意圖非常明確，即防止行政首腦單方面將國家拖入戰火。從特朗普政府到后續的一系列操作中，總統越來越多地繞過國會，以執行首長的名義擅自發動軍事打擊。

法律的意義在于通過外部制度約束人性，而一旦約束力轉為領袖內心的自我感知，所謂的憲法共和就已名存實亡。正如外界所見，這種自發性的道德感在面對地緣政治野心時，根本無法構成任何實質性的約束。

戴維·科爾通過對比指出，這種對法律的無視并非孤例，而是一種系統性的擴張主義模式。 在未發生武裝沖突的情況下，通過非對稱手段干預他國主權，其法理基礎同樣漏洞百出；繞過正當法律程序，在非戰區進行人員清除，是對國際人權法和正當程序原則的踐踏。

這種行為模式正在全球范圍內播撒不穩定的種子。當超級大國可以隨意解釋法律來服務于其“預防性”目標時，國際法將不再具有普遍約束力，全球秩序將回歸到強權即公理的動蕩時代。

在與艾米·古德曼的訪談結束之際，戴維·科爾教授傳達了一個清晰且緊迫的信息：法律不是行政命令的注腳，也不是政治目標的遮羞布。

《“預防性”戰爭的謊言》不僅是對某位總統或某次軍事行動的批評，更是對整個國家治理體系的警告。如果美國繼續在伊朗、在公海、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推行法外主義，其最終損害的將不僅是別國的安全，更是自身作為憲政民主國家的立國之本。

恢復國會對戰爭權的掌控、重申對《聯合國憲章》的尊重，以及迫使司法部回歸其中立審查職責，是防止這場“法律危機”演變為全球性“安全悲劇”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