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特：我從未愛過任何民族，只愛人

“怕”和阿倫特

作者丨 蕭瀚

↑阿倫特

01

我從未愛過任何民族，只愛人

最重要的是——阿倫特面對真理的誠實和勇氣，并在此基礎上畢生踐行公民精神。這種素養是海德格爾從一開始就不具備的。

深諳愛情的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說：“真正偉大的愛情就像文學杰作一樣不同尋常。”這句話用來描述德國思想家漢娜·阿倫特與她的老師馬丁·海德格爾的戀情，再恰當不過。兩位持不同觀念的思想者之間保持終生的獨特愛情，牽涉到哲學、政治、種族等諸多方面。

1928年，當意識到海德格爾即將離自己遠去之際，年僅22歲的阿倫特在4月28日的信中說道：“你給我指引的道路，遠比我想象的要漫長和艱辛，我將為此耗去經久的人生……”

沉浸在愛情即將逝去的憂傷之中，阿倫特不可能預計到自己的未來之路與海德格爾指明的并非同一條道路：她是猶太人，而海德格爾加入了納粹。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阿倫特面對真理的誠實和勇氣，并在此基礎上畢生踐行公民精神。這種素養是海德格爾從一開始就不具備的。

02

“平庸之惡”的提出

作為20世紀最杰出的政治哲學家之一，阿倫特同時也是個杰出的倫理學家。她提出“惡之庸常”——極權政治下，人們附庸作惡，視作惡為常事，甚至視之為恪盡職守。這種惡很平庸，很日常化，在作惡者眼里，這些惡都不是惡，不但不是惡，還是一種美德。

這種現象其實早就引起阿倫特的注意與思考，1949年12月14日，她在歐洲旅行時就在給丈夫布魯希爾的信中說：“德國人依靠終生的謊言和愚蠢在過活。”

這句話的背景是離戰后德國全民大反思還有十多年，那時候，還有許多納粹或親納粹分子在戰后新政權下如魚得水，參與過各種納粹惡行的普通德國民眾也都認為自己是無辜的。

03

“我與你”，而不是“我與他”

阿倫特循著“平庸之惡”，找到了它的發生機制。如果說《極權主義的起源》是在制度與社會和歷史文化角度尋找極權主義得以存在的根源，那么此后，阿倫特則以更具個體性的研究視角，挖掘極權主義制度之下，人們是如何從心理和倫理說服自己無奈接受甚至支持極權政治的。

阿倫特將關注點落實到具體每個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者同樣抽象的集體。在1963年7月20日，阿倫特在給索勒姆的信中說：“我這一生中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集體——不愛德意志，不愛法蘭西，不愛美利堅，不愛工人階級，不愛這一切。我‘只’愛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惟一一種愛，就是愛人。”

↑海德格爾

阿倫特的這一陳述，將人與世界的關系徹底表達為“對話關系”，一種馬丁·布伯創立的“我與你”的關系，而不是“我與他”的關系。正因為如此，在震驚美國的小石城事件中，阿倫特以《反思小石城事件》一文，對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提出一種倫理性質疑。

它表達了這樣一種憂慮：僅僅依靠威壓來消滅差異是沒有意義的，人的群體歸屬感并不能依靠法律來建立，而是依靠內心的真誠來建立，血統、種族等自然差異引發的沖突，得依靠文明本身來逐步解決，而不是依靠強制力來消滅。

阿倫特思考所及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是，政府權力是否因為目的是正當的，就可以為所欲為？即對權力本身的警惕是核心問題，如果今天因為目的的正當而忽視它，那么明天它就會借此機會消滅一切差異而強行達到一種人為的平等，而這種平等就是為消滅差異因而消滅豐富性的罪魁禍首。

04

個體思考與倫理覺醒是首要的

阿倫特關注的極權主義之下人的倫理生活和自由制度下人的倫理生活，存在著某種共性——即無論是邪惡制度還是善良制度下，人的個體思考與倫理覺醒都是首要的。1955年8月6日，阿倫特在給雅斯貝爾斯的信中說：“我已經真正愛上了這個世界。”她要寫一本表達生活新感想的書。

這本書就是后來的《人的境況》，最初它被阿倫特取名為《愛這個世界》。在這本書里，阿倫特甩開了極權主義這一倫理桎梏，繼續思考個體倫理責任與政治生活之間的關系問題。也就是說，即使是在一個自由制度之下，人的個體責任依然是第一位的。

阿倫特通過對人的復數性特征的描述，對行動的闡釋，揭示了人類的最重要特質，即行動所具有的創造性和不可預知性，這種不可預知性最終被歸結為人類政治生活的不可預知性。

因此，當人類“對給定的人類存在的反叛”能力(例如原子彈的出現、人造衛星的發射成功等)越來越強，而負責任能力并沒有相應提高時，阿倫特憂心如焚。

但是，她也對人類的創造性充滿期待。因此，政治生活不能像工匠們對待制造藝術品的材料那樣對待人類，而是需要通過一種參與式民主去激發每個人的內在良知，用“對話”、用每個人都被尊重地交流來開啟新的民主共和政治，以激發每個人在思考中負責的新的倫理生活——只有這樣的倫理生活，才能承載人類不斷提高的創造力，不至于創造力反噬人類自身，成為毀滅力。

阿倫特踽踽獨行于自己的小路而非海德格爾的林中路，從她綿長而彎曲的足跡中，或可找到關于自由悖論的答案：積極生活，愛這個世界——以責任和判斷愛這個世界。這個“來自遠方的姑娘”(語出席勒同名詩，阿倫特年輕時以此自稱)做到了這一切，如詩里所寫：

“她的來臨帶給人們喜悅，

她帶來了鮮花和果子，

她的饋贈分給了每一個人。”

— —蕭瀚《不愛這個世界或愛這個世界》

“如果上帝有限，我最好還是在來世愛你。”

— —阿倫特與海德格爾的愛情

“我將不可以擁有您，永遠不可以，但您將始終內屬于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將因您而獲得綻放。”

— —馬丁·海德格爾

“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如果你將它們放進故事中或為它們編一個故事。”

— —漢娜·阿倫特《人的條件》

“阿倫特女士，海德格爾教授來見你了。”1950年2月7日，在德國弗萊堡漢娜·阿倫特所住的旅館大堂餐廳，侍者對女哲學家低聲耳語。

此時，矮胖老邁的偉大哲學家出現在餐廳門口，迎接著自己昔日學生兼情人極力掩飾躁動心情的復雜目光。

——這一幕出現在瑪格雷特·馮·特洛塔（德國新電影旗手之一的施隆多夫的妻子兼電影合作者）于2012年執導的電影《漢娜·阿倫特》中。但依據傳記作家安東尼婭·格魯嫩貝格的說法——并得到阿倫特的學生兼其傳記作者伊麗莎白·楊-布魯爾的證實——當時的情景在細節上與電影是有出入的。

《阿倫特與海德格爾:愛和思的故事》講述了1924年，一個學哲學的18歲的猶太女大學生在馬堡遇到一位反叛的哲學家，這位哲學家后來成為納粹運動的思想先聲。于是，在年輕的漢娜·阿倫特（1906－1975）和已婚的馬丁·海德格爾（1889－1976）之間演繹出一段激情四射的愛情故事。將近十年后，恰恰是海德格爾寄予民族“覺醒”厚望的納粹把阿倫特這位德國猶太女性置于流亡境地。她先是逃到法國，最終流亡美國。而海德格爾在短暫出任弗賴堡大學校長一職后，又回到他的哲學中去。1950年，兩位主人公久別重逢，舊情復萌，繼又開始了關于這個充滿破壞的世紀的論辯式對話。

1949年12月初，在被剝奪了德國公民資格12年之后，阿倫特回到了德國。她此行的官方目的是核查被納粹大規模擄奪的猶太人文化財富的去向。在動身去弗萊堡一個月前，阿倫特從倫敦給其（第二任）丈夫海因里希·布呂歇爾寫去一封信，信中說，“我還不知道會不會去看海德格爾。”她說，她對這個一直以來“把真摯和怯懦（謊言）混在一起”的海德格爾的興趣已經不大了。

在弗萊堡，阿倫特最先見到的是她的大學同學胡戈·弗里德里希，并從他那里得到了海德格爾的聯系方式。然后她從旅館給海德格爾寄去了一封信。

由于妻子埃爾弗里德阻撓他寄出，馬丁·海德格爾帶著一封形式上非常拘束的回信來到旅館，并讓服務生將信送到阿倫特的房間然后轉告阿倫特，他在大堂等她。聽到這個消息，阿倫特顧不上看信，即飛奔下樓，去見這個也許是她一生中最特別的男人——他兼具了她的哲學國王、她的老師、她的情人以及她的猶太人族群的“公敵”等多重身份。

05

1924年至933年

從思考之王到陰郁諸侯

1924年的冬天，命運之神讓來自德國東部小城柯尼斯堡一個猶太人家庭的18歲女大學生漢娜·阿倫特在馬堡大學遭遇了來自邁思科赫一個天主教家庭的已經結婚并有兩個兒子的35歲教授馬丁·海德格爾。

按照傳記作家的描述，海德格爾身高僅僅一米六三，但體型瘦削而充滿活力；阿倫特則擁有如花的妙齡和苗條的身段，外表美麗且聰慧可人，是“一位總是穿著綠色衣裳出現在各種場合的引人注目的姑娘”（伽達默爾語）。阿倫特當時的同學、也是她一生的摯友漢斯·約納斯后來也曾評價說，“她（阿倫特）女人味十足，這就是她不是女權主義者的原因。”

而按照阿倫特在海德格爾80歲生日會上的回憶，當時的海德格爾已經聲名鵲起——“大家慕名前往弗萊堡（在去馬堡大學任教之前，海德格爾曾在此做現象學創始人胡塞爾的助手），想一睹那個年輕的編外教師的風采，這種情形與后來大家前往馬堡大學是一樣的。”

阿倫特無疑也是這些聰明好學的好學生中的一員，最初向她介紹海德格爾的還是她的初戀情人恩斯特·格魯馬赫。在年輕的女大學生眼里，她的這位老師簡直就是一位“主宰著思想王國的‘神秘國王’”。正如漢斯·約納斯所說，“人們在真正理解他之前就讓他給捕獲了。”

↑馬堡大學

1924年11月，阿倫特在海德格爾的約談名單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1925年2月10日，在學期結束時，他在遞給她的信中說，“親愛的阿倫特小姐，今天晚上我必須再去您那兒一趟，為得是能贏得您的心。”

一段激情四射的關系開始了，他們都深知這種關系并不合法但又無法自拔，因此他們只能在所有人面前隱藏這段感情，舉一個例子，在海德格爾受邀去外地做報告期間，對報告后兩人秘密約會的安排精確到以分鐘計的地步——“無論如何，做完報告之后，我就會——現在我每天都這么做——馬上與那些熟人和邀請人道別，乘上1號電車，終點站，興許你也能來，乘下一班車，悄悄地，然后我再把你送回去。”由于保密工作密不透風，以至于二人共同的最親密的朋友雅思貝爾斯都不知情——1949年12月，當阿倫特看望雅思貝爾斯，并告知其她與海德格爾的戀情時，雅思貝爾斯的反應是：啊？這可是十分動人的故事。

這的確是一段動人的故事：當時海德格爾正在創作后來被阿倫特稱之為她老師一生最偉大的著作的《存在與時間》，我們無法獲知海德格爾從他聰慧的女學生的交談中得到了多大的靈感，但至少給予了他創作的激情——很顯然，這位20世紀公認的最偉大哲學家需要性方面的交流以推動其思想發展。事實上，除了阿倫特，海德格爾一生中女人不斷，這些女人們都是他的聽者，晤談的伴侶，性方面的興奮劑。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功成名就的海德格爾更深知戀情敗露的后果，他提醒她說，“我們彼此都想把對方作為上帝的恩賜珍藏于心，不要被不切實際的想法扭曲了我們純潔交往的活力，如此我們才可以交往下去。”1926年，阿倫特離開馬堡，原因是她無法在海德格爾身邊寫出博士論文。在海德格爾的引薦下，她來到海德堡大學投奔雅思貝爾斯門下。

1929年9月26日，因為家庭和社會的多重壓力，漢娜·阿倫特與京特·施特恩在柏林結婚。此后，阿倫特與她的情人老師漸行漸遠。1930年9月，阿倫特還責怪了海德格爾在一次二人的偶遇中對其視而不見。

就這樣，在阿倫特的心中，她曾經的“思考之王”逐漸變成了陰郁的諸侯。

而因為愛的缺失，漢娜的第一次婚姻也草草收場。在納粹的巨大陰霾下，1933年1月，京特·施特恩獨自逃亡巴黎。兩個月后，漢娜與其母親被捕，后僥幸逃脫，也成功流亡巴黎。幾乎在同一時間，也就是1933年的4月21日，海德格爾被選為弗萊堡大學的校長。更令人震驚的是，不管是不是被迫，5月3日，他加入了逐漸開始推行猶太人種族滅絕政策的納粹黨——多年后他對自己年輕時的學術伙伴雅思貝爾斯承認自己當時正如其太太所說，“成了一個官迷”。

無論如何，海德格爾事實上站在了他昔日的學生情人所生于斯的族群的敵人的位置上。阿倫特無法原諒老師的選擇，這段愛情徹底破裂了。

06

1950年至1975年

從感情重建到至死方休

1936年春，阿倫特與生于1899年的海因里希·布呂歇爾相遇。二人于1940年1月16日結婚，并于1941年中流亡美國。直到《極權主義的起源》這部也許是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學著作的出版之前的整個1940年代，阿倫特夫婦在美國過著艱辛的生活。

此時的海德格爾也并不順遂，1934年元旦開始，海德格爾一直想辭去弗萊堡大學校長職務，但直到4月才如愿。之后，他背離國家社會主義的傾向愈發明顯，甚至在他的尼采課上對國家社會主義的虛無主義進行了批判。為此他遭受了當局的懲罰，例如不得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不得重印其作品，甚至遭受秘密警察的監視。這一期間，海德格爾只能依靠與新的女人們的交往獲取慰藉，諸如與其女學生瑪戈·馮·薩克森-邁寧根公主的戀情。

昔日譜寫戀曲的這對師生之間的關系也并沒有絲毫改善的跡象。在向彼時訪問美國的薩特打聽了關于海德格爾的事情后，阿倫特說，“他所說的全是愚蠢的謊言，對我來說，是病態的人的一種病態的胡扯。”1946年，在給《黨派評論》撰寫的《什么是存在哲學》的文章中，她在腳注中對海德格爾給予了毀滅性的評價——“海德格爾事實上（但愿吧）是最后一位浪漫主義者……責任感的完全缺失造成玩火的后果，這部分得因于天才的狂想，部分得因于他的絕望。”

然而，這一狀況在1949年—1950年的那段德國之行后開始有了戲劇性的轉變。在1950年那次重逢后的當晚，二人驅車趕往策林根，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海德格爾可能就1933年以來發生的事情進行了澄清，諸如他的校長任期，他與老師胡塞爾（他曾簽發命令禁止胡塞爾進入弗萊堡大學，這對后者的打擊相當致命，不過他申辯說是執行的是上級的命令）以及摯友雅思貝爾斯漸行漸遠的關系，甚至還可能談到了他關于猶太人的態度……海德格爾發誓說，“讓你感到不安的謠言純屬誹謗，在過去這些年里，這些誹謗對我來說已經司空見慣。”

↑弗賴堡大學

重逢喚醒了阿倫特心底住著的那個小女人——從主動聯系海德格爾到見面后的欣喜若狂，阿倫特心底可能仍然愛著她的老師。見面的次日，阿倫特在給海德格爾的信中寫道，“自從胡戈·弗里德里希告訴我你的地址后，我就悉心保護著這份天意，心跳的速度讓我知道，不承認對你的感情，這是我唯一真正的不可原諒的不誠實。”

另外，在給密友希爾德·弗倫克爾的信中，阿倫特也表達了自己的幸福之情，“無論如何，海德格爾是以相當快的速度趕到了我住的賓館。”、“總體來說我感到很幸福，總算證證實了感情；我始終沒有忘懷這段感情，現在看來是對的。”

之后，她亟不可待地修正了她此前對海德格爾的看法。她對研究過《什么是存在哲學》的博士生凱爾文·施拉格說，“我必須提醒您，對我那篇有關存在主義的文章要警惕，特別是有關海德格爾的部分，這部分不僅完全不適合，而且有些評價根本就是錯誤的。請您干脆忘掉這篇論文。”

然而，此后兩個個性十足的大思想家的交往并非一帆風順。1952年春，阿倫特再去歐洲，見了海德格爾兩次，由于此行可能引起她與埃爾弗里德的緊張關系，海德格爾在給她的一封信中曾附言讓她不要來。1959年9月，當阿倫特在漢堡領取萊新獎時，沒有得到弗萊堡方面哪怕只言片語的祝賀。

而在1960年，阿倫特思來想去，決定不將《論積極生活》題獻給海德格爾后，二人真正意義上的通信中止。到了1961年7月，當阿倫特再度造訪弗萊堡時，她強烈的感受到了海德格爾及其圈子的冷遇。海德格爾不僅自己不與她見面，甚至嚴厲禁止他圈子里的人與她見面。

直到1966年10月海德格爾寫了一封“秋日來信”祝賀阿倫特60歲的生日，二人的關系才逐步修復。而在在海德格爾80歲生日那天，阿倫特在寄去的文章中稱，“這不是海德格爾的哲學……而是海德格爾的思想，這種思想決定性地規定了本世紀的精神面貌。”

1969年2月，被阿倫特視同父親的雅思貝爾斯逝世，對阿倫特打擊很大。1969年5月起，阿倫特與布呂歇爾住在瑞士的老年度假公寓。8月16日，二人一起去弗萊堡看望海德格爾。海德格爾對布呂歇爾非常友善，而且對其評價很高，“很少有人有他這么多的見識和世界性的眼光。”

↑雅斯貝爾斯

在1970年11月布呂歇爾突然去世時，海德格爾寫的寬慰信令人動容：他把她盡量引向思想，讓思想把她帶出情感的悲痛——“在你的上一封信中，當我讀到那行字‘心中沒有任何波瀾，我在想，走吧’時，我把最后的字‘走吧’理解為‘路’。這更加合適。”

1975年，阿倫特去拜訪海德格爾，這一次總算與埃爾弗里德和解——事后阿倫特在寫給友人格雷的信中說，“她看上去根本就不再有什么敵意了。她讓我和馬丁單獨相處，不再從一旁盯梢，也不再總是在我們周圍轉來轉去。”事實上，自1967年之后，二人的關系已經大為改善，尤其是在1970年11月布呂歇爾突然去世時，埃爾弗里德還曾加入到安慰她一輩子的情敵的行列中。

然而海德格爾的老邁讓阿倫特非常沮喪，她在寫給密友瑪麗·麥卡錫的信中說，“我沉重地回到家里，海德格爾現在突然蒼老了，與去年完全不同，耳朵幾乎聾了。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冷漠的樣子，難以接近他。”

這次見面后不久的12月4日，漢娜·阿倫特在紐約撒手人寰，比她的老師先走一步。

半年后，也就是1976年的5月26日，馬丁·海德格爾在弗萊堡-策林根的家里與世長辭。

然而，讓這段戀情失敗的最核心的原因還是馬丁的個性。哲學家最愛的顯然不是漢娜或者其他某個女人，他真正深愛的是他的哲學，他的“思”。事實上，當年讓漢娜決心遠走海德堡的正是老師的冷漠。海德格爾澄清說，“是，我把你忘掉了，這不是說你可有可無，不是對你無所謂，……我常常是全力以赴地工作，當我全身心工作時，我就常常忘記了一切。”他聰明絕頂的女學生深知，在他與朋友們的交往中，距離、差距和疏遠無處不在。

也許，正如他的先驅克爾凱郭爾一樣，孤獨是他接近上帝的最佳途徑。當然，代價——無論他是否真的在意——是最懂他的情人的離開：海德格爾曾在給阿倫特的信中含情脈脈的寫道，“你在切中我的思想和教學成就的內在運動方面強過所有人，此一內在運動自智者篇的課程以來始終如一。”

然而，這段感情畢竟充滿了痛苦。在《人的條件》這部著作中，阿倫特曾引用了丹麥故事作家伊薩克·迪內森帶給她的一句格言——“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如果你將它們放進故事中或為它們編一個故事。”

也許，海德格爾正是被阿倫特努力放入了某個故事中，才令她得到了度過那段誤會最深的艱難歲月的無上力量，也是藉由這種力量，阿倫特在1940年代后期逐漸開始從內心深處與自己的老師和解，這也很好的解釋了為什么她對去歐洲工作如此熱衷，以及她為何在1950年率先主動向海德格爾伸出了橄欖枝。

“我愛你，一如當初。這你知道，這愛始終不曾消失。”在遠走海德堡之后的重逢時，漢娜·阿倫特對她的偉大老師如是表白。

但她把“孤獨”看成是一種她與海德格爾的關系帶給她的使命，她惶恐地寫道，“如果我回避了愛賦予我的使命，我也就失去了這份愛……如果上帝有限，我最好還是在來世愛你。”

07

“我還是習慣做女人”

確實，對在這方面表現得相當保守的漢娜·阿倫特來說，這個問題根本不存在，她在與貢特爾·高斯（GüntherGaus）談話時所表露的想法就是證明。正如她的老朋友漢斯·約納斯所回憶的，她“漂亮，有魅力，能分清與男性的友情和與女性的友情，不會混淆”，她樂于接受男人對她的愛慕，喜歡男人向她獻殷勤，不愿放棄女人享有的特權。對她來說，身為女人是和她是猶太人一樣重要的事實：“當女教師對我沒有什么妨礙，因為我還是習慣做女人。”

因此，要是有人以她為榜樣，說她是“第一位從事哲學這個通常被認為是男人專門職業的女人”，她就會生氣，她反駁高斯說：“這種狀況決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很可能有一天會出現一位女哲學家的。”

同樣，當有人指出她是在普林斯頓大學克里斯蒂安·高斯（Christian Gauss）研究班上做講座的第一位女性時，她也感到氣憤。1953年11月16日，她在寫給庫爾特·布盧門菲爾德（Kurt Blumenfeld）的信中，拒絕人們想要她扮演的“杰出女人”的角色，這可能讓她痛苦地聯想到“特別的猶太人”這個角色。不過，當一個學生在聽完她的課后，興奮地歡呼：“羅莎·盧森堡又回到我們中間了！”她聽了還是很感動。

她還專門就羅莎·盧森堡寫了一篇文章，實際上是評論J.P.內特爾（J.P.Nettl）寫的羅莎·盧森堡傳，她責怪這位傳記作者沒有充分強調羅莎·盧森堡是“非常有覺悟的女人”，她認為羅莎·盧森堡強烈反感當時的婦女解放運動就是證明，這位女革命家和阿倫特一樣，特別注重這個“小差異”。西蒙娜·韋伊也為羅莎·盧森堡的《獄中書簡》寫過書評，羅莎·盧森堡的斯多葛主義生活觀（愛命運）顯然得到了她毫無保留的共鳴和贊賞。漢斯·約納斯也指出，“她女人味十足，這就是她不是女權主義者的原因”。

1933年，漢娜·阿倫特為阿德勒學派心理學家阿麗絲·魯爾·格斯特爾（Alice Ruhle Gerstell）的《社會》（Die Gesellschaft）寫了書評，標題是“對當代世界婦女問題的心理學回顧”。在文中，她指責當時的女權主義者不敢毅然投身于政治生活，只局限在要求單純的社會秩序上，因此注定是空想，毫無意義。

由于她甘于她的女人特性，甚至一有機會還追求它，因此人們可能會覺得驚訝，她為什么不否認雅斯貝爾斯所說的那句套話。雅斯貝爾斯為了能使她作為納粹德國的逃亡者獲得德國政府的賠償，認為有必要在推薦信中明確指出，漢娜·阿倫特經過他和海德格爾的指導下的學習，在1933年以前那種條件下，“盡管身為女子，仍然獲得了學術的職業”。由于被迫流亡國外，她的大學老師和作家的“職業生涯”還是被耽擱了很久。

除了1929年發表的關于圣奧古斯丁的論文和快要完稿的《拉赫爾·法恩哈根，浪漫主義時代一位德國猶太女人的一生》，她當然還有大量的文章。

直到1951年，漢娜·阿倫特發表了她的第一部巨著《極權主義的起源》，才讓她在美國聲名鵲起，盡管她早在1941年就到了那里。后來她就在一些名牌大學任教，但大部分時間——從1968年直到去世——是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工作。

然而，經過長期交涉，她遲至1972年才從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重新獲得她被納粹剝奪的有追溯效力的高等教育任教資格。

蕭瀚｜著，文章原載財新《新世紀》2011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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