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去世，蔣介石給予國葬規(guī)格，戰(zhàn)戰(zhàn)兢兢寫一幅匾額：當代完人

1948年11月13日清晨六點半，南京紫金山腳下霧氣尚未散去，國民政府交通部值夜的電話員陸續(xù)摘下耳機，記錄著各機關的例行聯絡。就在這條看似平靜的通信線上，一通急電劃破了氛圍——中央社通知：“請秘書處即刻聯系陳布雷同志，十時半務必到場討論公報事宜。”

半個小時后，侍從室的蔣君章已趕到中山陵路寓所。院子里落葉厚得踩上去簌簌作響，他敲門卻無人應答。照往常，陳布雷總會在七點前推門，先喝一杯淡茶再開始翻閱當天簡報，那是多年來不變的節(jié)奏。可這天，木門緊鎖，門縫沒有一絲燈光。

“陳先生多半熬夜了，讓他多睡會兒。”陶副官試圖解釋，可語氣里分明透出不安。蔣君章盯著漆黑門縫，眉頭越鎖越緊。他心里忽地閃過一句古語：事有蹊蹺。

九點整，電話員又追來催問。蔣君章只得硬著頭皮回：“稍后回復。”放下話筒，他抬頭示意陶副官搬梯子。透過氣窗，一角蚊帳垂落，一動不動。陶副官低聲喃喃：“似乎不對。”一句話未完，蔣君章已撞開了門。

棉被平整，衣冠如常，藥瓶橫臥枕邊。陳布雷雙目緊閉，面色灰白，手指仍捏著那支未寫完的鉛筆，好像下一秒還要補上一句批注。空氣中彌漫淡淡的安眠藥味，這股味道讓兩位隨員頓時明白，一切已無可挽回。

警備車飛速駛向總統(tǒng)官邸。周宏濤聽完報告，忘了掩飾驚愕，連忙把話筒遞給蔣介石。寂靜里只聽得見電話線里的電流聲。幾秒后，“我即刻過去。”老蔣的聲音低沉，尾音微抖。

陳布雷的遺體仍在床榻。蔣介石到場時，屋里已圍滿秘書、警衛(wèi)、醫(yī)官。幾步走近，他俯身細看，手指輕撫那支鉛筆，忽然自言自語：“他昨夜還在改《告全國同胞書》的標點……” 隨侍的宋美齡輕輕拉了拉他的袖子，示意眾人退出。

追隨二十一年的心腹，倏然凋零，震動遠超外界想象。1927年離開《申報》投身黃埔時，陳布雷三十八歲，比蔣介石小一歲，常以兄事之。十多年來，兩人幾乎形影不離：北伐前線作戰(zhàn)檄文出自他手，廬山談話記錄也由他執(zhí)筆。蔣常笑稱：“布雷一揮毫，比三軍用兵犀利。”

只是寫字臺旁的墨香沒能掩住戰(zhàn)事失利的焦灼。1948年夏秋，從徐蚌到濟南，捷報寥寥，整整十萬字的國民黨宣傳稿，陳布雷寫到后來常常停筆，長嘆不語。友人見他眼眶烏青，勸去山中休養(yǎng)，他搖頭說：“主座夜不能寐，我豈能安枕？”

那夜，他終于掏出隨身的小瓷瓶，傾倒了剩余的安眠藥。留下一封絕筆信，一再囑托“國事艱危，愿諸君勿失志氣”。字跡沉穩(wěn)，沒有怨懟，唯末句寫道：“愿埋西子湖畔，勿張揚。”

喪訊傳至上海，王允默當場失聲。她與陳布雷成婚二十七載，育有三子二女，又撫養(yǎng)前房五名子女，早起縫補、夜里撫讀，軟聲卻嚴規(guī)，家中孩子們都稱她“王先生”。如今噩耗突至，她握著聽筒，足足半分鐘說不出話。

蔣介石旋即召集高層會議，軍情仍逼，南京氣氛壓抑。他卻獨在書房踱步，再三評估后，宣布“國葬規(guī)格，恭送靈櫬回杭。”理由只有一句：“布雷功在黨國。”可對蔣而言，更像補償——此前數次激烈訓斥，刺痛了陳布雷敏感的心臟。

王允默聞訊，堅持節(jié)葬。她對宋美齡說：“他一生以儉自持，豈可勞民？”宋點頭，將話轉告蔣介石。老蔣沉默良久，提筆寫下四字橫匾，落款時手指打顫，墨點濺出。他反復端詳，低低嘆息：“唯恐不配。”那四字——“當代完人”。

12月初，西湖九溪細雨。靈車行至范莊附近，青山攏霧，松濤掩送。儀仗雖簡，卻保留國旗、禮炮與軍樂。曾跟隨陳布雷的秘書、撰稿員自愿步行隨柩，沿途百姓見到，也有人駐足脫帽。對他們而言，布雷可算“蔣介石的筆桿子”；可對故人親友，他只是個終日埋首案牘的書生。

值得一提的是，安葬前夜，杭州城外忽放晴，一彎新月映在西湖。守靈的舊同窗沈定一低聲感慨：“布雷兄歸來，總算圓了當年的湖山之夢。”王允默扶著女兒陳璉，只點了點頭，沒有淚，卻目光酸澀。

往后幾年，風云驟變，陳布雷墓前香火稀疏。九溪游人多半奔著紅楓野溪，少有人停下閱讀墓碑上那行小字：“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陳布雷卒。”碑后背面，才刻著蔣介石親題的“當代完人”。游人若細看，會發(fā)現“完”字墨痕極深，似一筆筆重描。

細究陳布雷一生，筆墨之外，幾件事常被提起。年輕時加入光復會，在杭州手抄革命詩詞；五四運動時寫檄文聲援北大；任《時事新報》主筆，以“秦文君”筆名痛斥軍閥盤剝。30歲那年，他隨孫科南下廣州，才第一次與蔣介石相識。多年后憶起初見，他曾笑稱：“那人目光炯炯，好似要把你心思看穿。”

抗戰(zhàn)爆發(fā)后，陳布雷日夜筆耕，撰寫《自衛(wèi)抗戰(zhàn)建國綱領》；1938年隨蔣赴重慶，在陪都哨聲與轟炸中整理《剿共戰(zhàn)史》，不少章節(jié)尚未署名即被收進機要檔案。1945年日本投降，他建議政府舉行“空椅會議”，讓各黨派代表圍坐，象征國民團結。提案未被采納，卻透露他對政治和解的希冀。

遺憾的是，內戰(zhàn)烈火愈燒愈旺，宣傳稿再精巧，也難掩戰(zhàn)勢頹勢。陳布雷所能做的，僅是把近乎絕望的情緒化成一行小楷：“愿世道人心，有回旋處。”那張紙壓在書桌玻璃板下，最終成為遺物。

倘若漫步九溪，偶遇那方并不顯眼的墓碑，耳畔也許會回蕩起他當年的輕聲叮囑：“文章須對時代負責。”說這話的人，最終為時代所困，卻也以死作答。對于歷史而言，他是“黨國之筆”；對于個人，他只是一個想守住筆底清白的舊式士人。

蔣介石寫下的“當代完人”究竟是褒獎還是歉意，世人自有評說。而那支擱在枕畔的鉛筆，至今保存于臺北檔案館，木質已舊，筆尖鈍圓。有人瞧了一眼，暗自猜測：陳布雷最后寫的，或許只是普通的改稿符號——一個圈，一個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