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案高承勇兒子面對采訪時說的一番話，曝光他們真實的父子關系

2016年，白銀案兇手高承勇落網的消息像一顆炸雷，在全國炸開了鍋。這個背負11條人命、隱藏28年的惡魔，終于被繩之以法。

而比案件本身更讓網友熱議的，是他大兒子高玉言面對采訪時的表現——沒有痛哭流涕，沒有歇斯底里，甚至連回家的打算都沒有，平靜得像在講別人的故事，只留下一句“很遺憾”。

一時間，各種猜測甚囂塵上，有人說他遺傳了父親的“反社會人格”，有人說他冷血無情，就連簡單的情緒表達都做不到。

可當你聽完高玉言的講述，看完他走過的半生，就會發現這份冷靜從來不是天生的，而是源于一場從童年開始，就從未被填滿的父親的缺席，源于一段早已名存實亡的父子關系。

在高玉言的記憶里，父親高承勇就像一個熟悉的陌生人。打小起，父親就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到頭見不上幾回，就連過年團聚，也像是完成一項任務。他和弟弟的成長，幾乎全靠母親一手撐著，父親這個角色，更像是戶口本上的一個名字，一個偶爾出現在家里的背影。

更讓他難以釋懷的是，父親在外打工的這些年，家里的經濟條件絲毫沒有改善，究其原因，竟是高承勇嗜賭成性。他把在外掙的錢全都扔在了賭桌上，一年到頭一分錢都沒往家里帶過。

高玉言也曾試著勸過父親，可賭癮上頭的人哪里聽得進去，幾次勸說無果后，他也只能作罷。在他的印象里，父親不僅賭錢，還會和母親吵架，甚至動手，母親身上的傷痕，成了他童年里抹不去的畫面。

都說父愛是山，可在高玉言這里，這座山從未矗立過。他知道父親會用微信、QQ這些網絡聯系方式，可他、弟弟和母親，卻沒有一個人有父親的社交賬號。

十年間，父子倆的交流，只停留在過年那短短幾天的寒暄里。這樣的父親，在他心里的分量，甚至比不上一個朝夕相處的好朋友。

個體心理學里說，孩子的成長，需要父親的介入，從對母親的依賴，慢慢轉向對父親的認同。可高承勇從未參與過兒子的成長，這份認同，從一開始就沒了根基。

在高玉言的心里，父親的形象早就被“封存”，剩下的只有中性甚至負面的評價：愛賭博、不顧家、對母親不好。這樣的父親，就算突然出現在生活里，也掀不起什么波瀾。

所以當得知父親被捕的消息，高玉言沒有第一時間趕回甘肅老家，不是冷血，而是他知道，自己回去只會讓母親更加擔心。他和母親之間的信任，早已超越了血緣帶來的本能反應。

他選擇用電話和母親溝通，用最理性的方式處理這場家庭變故，這份冷靜，是歷經半生的無奈，而非無情。

有人說，虎父無犬子，罪犯的孩子也一定帶著犯罪基因，甚至搬出了所謂的“顱相學”來佐證。可這不過是無稽之談。早在19世紀，意大利犯罪學家龍勃羅梭提出的犯罪基因理論，后來就被他自己推翻了。

英國犯罪學家查爾斯·巴克曼·格林耗時12年，研究了3000多名罪犯，最后得出結論：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犯罪人身體類型”。

直到現在，也沒有任何科學研究證明，人類身上有直接指向犯罪的基因。與其說暴力是遺傳的，不如說它是后天模仿和學習的結果。斯坦福監獄實驗早就告訴我們，再正常的普通人，置于特定的環境中，也可能做出超乎想象的暴力行為。

高玉言從小在母親的教育下長大，父親的缺席讓他從未接觸過所謂的“暴力環境”，又何來的“犯罪基因遺傳”？

高玉言曾說，“我沒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父親”。這句話里，藏著太多的無奈。他出生的1988年，正是父親犯下第一起案件的年份，他的一生，都被父親的陰影籠罩著。

可他沒有被命運打垮，反而靠著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重點大學，成了家里的希望。他甚至推測，2002年父親突然停止犯罪，或許是因為自己那年考了全鎮第一名，讓父親看到了這個家的希望。

這份推測，或許是高玉言對父子情最后的一點期許。他對父親，沒有恨，只有遺憾和無奈。恨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而他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甚至在采訪中表示，未來有能力了，一定會盡力幫助受害者家屬。

高玉言的冷靜，從來都不是什么“反社會人格”的表現，而是一個孩子在缺失的父愛里，慢慢學會的自我保護。他的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他和高承勇之間真實的父子關系——沒有溫情，沒有陪伴，只有一場缺席了半生的相遇，和一段早已注定的疏離。

而那些僅憑一句“冷靜”就隨意評判他人的人，不過是從未讀懂過這份冷靜背后，藏著的半生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