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自稱“買淘閃茅臺進醫院，買美團茅臺遭騷擾”，“職業打假人”是真打假還是謀私利？

打假還是打錢？“打假”已從早期的消費者維權，異化為以牟利為核心、高度組織化的職業索賠行為。“職業打假”這門生意，早就不講什么正義了：3000元買套課程，從選品、取證到敲詐，全流程流水線作業，一條灰色產業鏈藏在水面之下。

出品｜網經社

作者｜可樂

審稿｜云馬

配圖｜網經社圖庫

一、假維權 真牟利

3月13日，曾在1月底自述“在淘寶閃購買到假茅臺被毒進醫院”的博主“親愛的浩哥”，再次出場。這回，他把鏡頭對準了美團閃購。他在視頻里說，自己在入駐商家“酒仙森”的一家加盟店，買到了兩瓶假茅臺；申訴之后，維權困難不說，還疑似被泄露了個人信息，騷擾電話、恐嚇電話一個接一個，賠償更是遲遲沒見到。

當天晚上，他先在微信視頻號發出第一條打假視頻。到了3月14日凌晨，這條視頻像變戲法一樣，又同時出現在抖音、小紅書、微信視頻號上。接下來的3月15日、16日、17日，他連著三天，把同樣的內容反復掛出來，像循環播放一樣。

可核查下來，視頻里對平臺的指控，不少都站不住腳。據4月2日上海法治報的報道，這位“受害者”的真實身份，也慢慢浮出水面——一個游走在各大平臺、靠惡意索賠吃飯的職業打假人。一邊靠著索賠撈錢，一邊踩著編出來的故事漲粉起號。平臺客服對記者表示，他視頻中投訴的假酒訂單，系該博主及其關聯賬號密集索賠的訂單中的兩筆。今年2月到3月以來，他和他的關聯賬號在同一門店密集下單共18瓶各類品牌高價白酒，并全部發起索賠。光是在同一家門店，兩天內他和他的關聯賬號就突擊購買了14瓶。

截至3月23日，光平臺這邊，就已經為他和同地址收貨人的5筆訂單，賠付了155625.5元。可就在3月13日，他還拍著視頻對粉絲說“一分錢都沒收到”，那時候，其實已經有63493元賠款，在2月27日、3月10日、3月12日分三筆穩穩到賬，記錄清清楚楚。

那家被盯上的售假店鋪，已經永久下線。“酒仙森”品牌方也忍不了了，直接向市場監管部門報了案，平臺也跟著配合，要把這家加盟店徹底摁住。至于這位“浩哥”，因為同地址下掛著好幾個賬號，在電商、外賣平臺輪番下單高價白酒、又密集退款，早被商家舉報，進了風控名單。

說來，這套操作，他根本不是頭一回玩。今年1月，他在淘寶閃購就演過一模一樣的劇本——買茅臺、喊假貨、說被“毒進醫院”，一通控訴拉滿，鬧得聲勢浩大。可等錢一到手，視頻說刪就刪，粉絲連句交代都沒等到。3月，他轉戰美團，繼續開演。

據了解，這位博主還在策動商家“跟他一起干”：稱自己是職業的，在檢測機構和平臺內部“都有人”，因此才能多次成功索賠。目前，這位博主和他的關聯賬號仍在平臺上，仍在平臺上密集下單索賠。

但這次事情敗露，也把職業打假這條灰色產業鏈的冰山一角，明晃晃地晾了出來。

二、從“王海現象”到灰色產業鏈

要說到“職業打假人”，不得不提王海。1995年，王海以“知假買假”聞名全國，被輿論贊為“打假英雄”。三十年后，打假卻演變成一門“交幾千塊錢就能學會”的速成生意——從選品、取證到投訴索賠，全流程標準化操作，批量生產“索賠人”。

彼時，假冒偽劣商品橫行，市場監管體系尚不完善，“王海現象”被主流輿論視為民間力量參與市場監督的正面典范。最高人民法院在相關司法解釋中也曾明確，對于“知假買假”者，在合理生活消費需要范圍內，依法支持其懲罰性賠償請求。

據網經社法律消保臺不完全統計，王海的“打假戰果”斐然。如2024年9月爆料稱三只羊網絡帶貨假原切牛肉卷，最終涉事公司因虛假宣傳被青山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罰款50萬元；7月，王海稱李佳琦、小楊哥賣假和田玉，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回復：“現已調查終結，對該出具假鑒定證書的公司做出責令整改及罰款10萬元，沒收違法所得1000元，對相關責任人罰款3萬元的行政處罰決定。”2月，王海三連“打假”東方甄選南美白蝦、富硒玉米、天萁西梅汁。更早之前的2020年底，王海“手撕”辛巴，之后便開始了鬧得沸沸揚揚的“假燕窩事件”。

然而，隨著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食品安全法中的確立——“退一賠三”“假一賠十”——打假的經濟激勵被不斷放大。制度設計的初衷是通過高額賠償震懾不法商家、激勵公眾參與監督，但在實踐中，這一規則逐漸被“異化”為牟利工具。

如“柴懟懟” 以“玉石行業打假人”自居，編造某知名企業玉石“利潤達幾十倍”及“偷稅漏稅”等虛假信息，并借此引流銷售自己偽劣的染色玉鐲。法院認定其構成商業詆毀，判賠260萬元，后因涉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被逮捕。

“反詐老陳” 雖多次發布“打假”視頻，如質疑“蘭博基尼聯名黃金手表”為假冒產品，但也曾因缺乏依據質疑嘎子哥所售酷派手機而“翻車”致歉。其賬號最終因“刻意炒作矛盾博眼球”被平臺限制商業功能。

“鐵頭懲惡揚善”早期曝光三亞海鮮市場亂象積累粉絲，后因涉嫌以“曝黑料”為威脅向帶貨主播索要數百克黃金，被杭州警方以涉嫌敲詐勒索罪立案偵查并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如何區分合法的“索賠權利”與涉嫌違法的“敲詐勒索”？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上海正策律師事務所律師董毅智這樣說到，“在司法實務中，區分二者的核心標準在于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觀上是否使用了‘威脅、要挾或恐嚇’等手段。”關鍵區別在于，合法索賠是行使法定權利，而敲詐勒索是以維權為幌子，實施法律禁止的脅迫行為，旨在獲取非法利益。商家遇到此類情況，應注意固定證據（如錄音、聊天記錄），對于涉嫌犯罪線索應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

（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上海正策律師事務所律師董毅智）

今天的職業打假早已不是單打獨斗的個體行為。在短視頻平臺上，大量博主通過預制劇本、設置爆點等拍攝方式博取公眾同情，以向平臺施壓獲賠。

以浩哥為例，他在視頻中聲淚俱下指控的“個人信息遭泄露”的問題，其實是因為他自己在私下與商家溝通商品配送的時候，將個人手機號發給了門店，導致個人信息泄露。對于博主因此導致被騷擾，平臺也表示，將幫助其報警等維權行為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支持。

北京市中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王維維律師分析稱，受短視頻影響的新一代職業索賠人，除了希望在平臺找到假酒，走通鑒定流程獲得10倍高額賠付以外，還引入了短劇流量打法，在買酒時預埋拍攝場景，通過劇本演繹博得公眾同情和對平臺進行輿情施壓。

更有甚者，以“職業打假教學”為噱頭開設課程，定價從數千元到上萬元不等，聲稱能教人“怎么用打假掙錢”。一套完整的“打假四步法”被系統化傳授：找貨、取證、協商、走程序。課程覆蓋全流程操作指引，甚至列出高成功率“打假賽道”——要么選擇單價低、數量多的商品，利用食品安全法“一單賠償1000元”的下限規定，批量下單放大收益；要么選擇單價高、數量少的商品，追求單筆高額索賠。

從個人行為到組織化運作，從零星索賠到“群狼戰術”，職業打假已經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灰色產業鏈：從“上游”的培訓課程，到“中游”的執行操作，再到“下游”的索賠變現，整條產業鏈環環相扣。

上游：培訓與孵化。這些職業打假培訓課程定價在3000元左右，提供一對一指導，內容包括：如何選擇“高成功率”的打假對象（通常是合規能力較弱的中小商家）、如何拍攝開箱視頻取證、如何利用監管部門投訴舉報流程向商家施壓、如何在司法實踐中規避對“牟利性打假”的認定。

中游：執行與操作。職業打假的執行環節呈現出高度標準化特征，一旦證據固定，打假人便進入“協商”環節。此時，他們往往會提出“僅退款”要求——不退貨只退款，以此降低操作成本。如果商家拒絕，就啟動“走程序”——向市場監管部門投訴舉報，利用行政資源施壓。

下游：索賠與變現。這是產業鏈的終點。職業打假人的訴求通常包括：退還貨款、支付懲罰性賠償金、承擔“誤工費”等額外費用。由于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存在——食品安全領域“假一賠十”，保底1000元——即使購買金額很小，也能獲得可觀收益。

三、打假“職業化”帶來了什么？

職業打假的異化，傷害的不僅僅是商家。它如同一枚投入市場池塘的石子，漣漪擴散至多個層面，最終損害的是整個消費生態。

在這場游戲里，最扛不住的不是大廠，而是那些街角巷尾的中小微商家。他們沒有法務團隊，更沒有余力跟惡意投訴打持久戰。一次投訴來了，監管要查、平臺要罰、差評要背，三座大山壓下來，多數人只能咬牙選擇“花錢消災”——賠個幾百上千塊了事。可真正沉重的不是這筆錢，而是自證清白要耗費的時間、精力和心神。一次兩次下來，做生意的熱情被磨沒了，創新的念頭更是想都不敢想。正如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副秘書長唐健盛所說，這種職業打假行為，讓大量中小微商家“產生嚴重的不安全感”——當開店的每一天都如履薄冰，誰還愿意去認真經營？

海量惡意投訴，正在一點一點掏空行政和司法的家底。7500名職業索賠人，一年能發起25萬件投訴，平均每人每年33件，多的一個人就能扔出3800件。而這些投訴里，大量是“拍黃瓜沒涼菜證”“標簽字體小了半號”這類無關實質安全的細枝末節。監管力量就這樣被瑣碎的“細節”層層拖住，真正關乎舌尖安全、重大隱患的案件，反倒可能在排隊中遲遲輪不上。這是一種典型的“公地悲劇”——公共資源被少數人無節制攫取，最后餓死的是所有老老實實經營的市場參與者。

職業打假異化之后，最隱蔽的受害者，其實是普通消費者。投訴舉報渠道就那么幾條，當海量惡意投訴像潮水一樣涌進去，真正買到假貨、吃了虧的普通人，反而要在漫長的排隊中一等再等。更糟的是，當“打假”越來越多地被貼上“碰瓷”“牟利”的標簽，消費者連對“維權”這件事本身，都可能產生懷疑——分不清哪些是真心維權，哪些是套路演戲。就像人民銳評點出的那樣，這類“打假”消耗的，是所有類型投訴和爭議解決資源，最終受傷的，是包括消費者在內的每一個市場參與者。

更值得警惕的是，當職業打假變成一門生意，市場可能會悄悄走上一條“逆向選擇”的路：合規經營要花錢、花心思、擔風險，反而容易被盯上；而那些愿意“花錢消災”、跟索賠人私下和解的商家，反倒能安穩地活下去。這種機制，跟制度設計的初衷南轅北轍——原本是想用規則激勵誠信，到頭來，卻可能是在縱容投機。

好在近期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臺，標志著對“惡意索賠”的精準治理正在全面推進。將于2026年4月15日起施行的《市場監督管理投訴舉報處理辦法》，被輿論視為“精準治理惡意索賠”的重要里程碑。該辦法從多個維度構建了惡意索賠治理框架：

首先，確立了投訴須基于“生活消費需要”的基本原則，將“非為生活消費需要”的情形明確排除在受理范圍之外。判斷因素包括：購買商品的數量、次數、頻率等與商品保質期或消費者通常消費習慣明顯不符；同一投訴人對同一經營者、同一類商品或服務、同一類問題短期內大量投訴等。

其次，將“通過夾帶、掉包、造假、捏造事實等方式騙取賠償”及“進行敲詐勒索”等行為明確列為規制對象，并規定可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法規移送公安機關處理。這意味著，惡意索賠的后果不再僅是被駁回投訴，而是可能承擔治安管理乃至刑事責任。

董毅智介紹，職業打假人若以牟利為核心，通過濫用投訴舉報程序、制造輿論壓力等方式，干擾商家正常經營、耗費大量公共資源，其行為已偏離法律保護的維權軌道，構成對行政與司法資源的濫用。當前司法與監管趨勢是嚴格區分正當維權與惡意索賠，保護合法消費監督，同時嚴厲打擊以“打假”為名的敲詐勒索與資源濫用行為。

但法律的落地只是起點，真正的挑戰在于執行：如何在實踐中精準區分“合法維權”與“惡意索賠”？如何既保護消費者的維權熱情，又遏制職業索賠的套利沖動？

歸根結底，打假的本義是監督，而不是牟利；是守護，而不是寄生。唯有讓法律對準黑心商家、監管護好小微商戶、善意惠及普通消費者，才能讓制度善意不被辜負，讓市場秩序回歸清明。而這，不僅需要法律的剛性約束，更需要每一個市場參與者的理性自覺。

【小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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