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鄧力群堅持左傾，落選中央委員，鄧小平：承認選舉，不變動

今天帝哥想說說鄧小平和鄧力群之間的一些故事。

鄧力群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急需一支理論隊伍協助他推動全面整頓，經他提議、周恩來批準，國務院成立了政治研究室，胡喬木任主任，成員包括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和鄧力群七人。這個被英國學者邁克爾·迪倫稱為鄧小平意識形態上對抗“四人幫”的“作戰總部”的機構，成為鄧小平推動整頓的重要理論陣地。

鄧力群當時60歲，已在理論戰線工作多年，他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期間，先后參與起草了《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這3個文件集中反映了鄧小平的思想主張和全面整頓的工作路線。

然而好景不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后，“四人幫”將這些文件污蔑為“三株大毒草”，指責它們是“右傾翻案風”的綱領。鄧力群因此多次受到批判，并在事實上被停止了工作。

面對批判，鄧力群選擇了硬挺，他明確表示：“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話，每個標點，都由我負責；上面沒有布置，具體參加工作的同志也沒有責任。”王震后來多次對人說，鄧力群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保了鄧小平，沒有上推下卸，鄧小平本人也認可此事。從這個角度來說，鄧力群可謂是鄧小平的“患難之交”。

鄧力群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兩個凡是”。第二天，政研室的黨支部書記朱佳木問鄧力群：“老鄧，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論了嗎？”鄧力群回答說沒有。朱佳木提醒他說：“這個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可得注意啊！”

鄧力群看了社論后，同意朱佳木的看法，他又找到王震說：“這‘兩個凡是’里面的問題大了，依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王震隨即去見鄧小平，談了“兩個凡是”的問題。鄧力群因此成為最早一批提出反對“兩個凡是”的人之一。

改革開放初期，鄧力群積極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理論，提出必須在我國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等觀點，對破除當時的思想禁錮、推動思想解放起到了積極作用。

1982年，鄧力群出任中宣部部長。從80年代中后期開始，鄧力群逐漸與鄧小平在理論和政見上產生分歧。在當代理論與思想界，鄧力群被視為“左”營的標桿人物，被稱為“左王”。

鄧力群（左二）

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時，鄧小平把鄧力群找去談話，談話圍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展開。鄧小平問鄧力群：“新的稿子發下來了，你看了沒有？”

鄧力群回答：“看了3遍。”

談話涉及文件第11頁的一段修改意見，提到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在中國有卷土重來的可能。鄧小平問鄧力群：“這是誰提的？”

鄧力群回答：“喬木同志提的。”

鄧小平說：“我圈掉了。”

鄧小平

鄧力群表示同意胡喬木的意見，也認為有那種可能。鄧小平則指出：“你們的那個書面意見，一條一條分開看，每一條都是好的，但是匯總起來就給人一個印象：黨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方針、政策改變了。”

鄧力群反駁：“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覺，新的決定同原來的政策銜接得不好，有些重要問題、重要經驗、重要方針，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現在不提了。”

鄧小平直接說：“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鄧力群不同意這種看法，強調他們的意見都來自中央過去的決定，包括鄧小平的講話。

談話還涉及城鄉雇工問題，鄧小平說：“關于城鄉雇工問題，我說過多少次，看幾年再說，你就一直有不同意見。”

鄧力群詳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關于雇工問題，從1981年起，我一向的意見是，在我國目前的經濟水平下面，發展一點資本主義沒有什么可怕，問題是頭腦要清楚。”他主張對雇工問題做系統調查研究，再制定適合情況的政策。

鄧力群（右一）會見外賓

鄧小平聽后說：“你和胡喬木不要擴大我和陳云同志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鄧力群回應，他一向采取的態度不是擴大分歧，而是縮小或回避分歧，并稱自己宣傳鄧小平的主張比宣傳陳云的主張多得多。

談話結束時，鄧小平要求鄧力群在第二天的會議上說“完全贊成這個稿子”，鄧力群反問道：“不講話可不可以？”

鄧小平說：“當然也可以。”

鄧力群明確表示：“我不講。”

據鄧力群回憶，這次談話氣氛并不緊張，心平氣和，他走的時候，鄧小平還起來把他送到門口。但這次談話給鄧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后來告訴鄧力群，在一個少數人參加的會上，鄧小平說：“鄧力群要把我們往‘左’的方面拉。”

1987年，在黨的“十三大”上，鄧力群由于堅持左傾思想，在中央委員差額選舉中落選，隨后又在中顧委常委選舉中落選。鄧小平對此表示：“承認選舉，不作變動。”后來鄧力群在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中寫道，中委和中顧委常委落選，對他有刺激。

鄧力群書法作品

從此以后，鄧力群逐漸淡出政壇，從1982年到2001年，他在老左派群體中發揮了越來越顯著的核心作用。

鄧小平和鄧力群的交往歷程，從一個側面展現了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理論界的思想演變和觀念沖突。這段歷史提醒我們，任何重大社會變革都伴隨著理論爭論和思想碰撞，而歷史最終會在實踐中檢驗各種理論的正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