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將軍下令滅絕赫雷羅！8萬人死80%，社會民主黨怒批野蠻

1904年1月，西南非洲的赫雷羅人起義反抗殖民者，擊斃了約一百名德國人。當時，他們處于德國統治下僅二十年，正逐漸喪失對土地和牲畜的控制權，任由德國定居者掠奪。

對此，德國政府迅速作出回應，派遣由殖民戰爭老將洛塔爾·馮·特羅塔將軍率領的遠征軍，以增援該殖民地的德國駐軍。

到了當年8月，特羅塔已完成軍事部署，開始利用火炮和機槍對裝備簡陋的赫雷羅人發起猛攻。德軍不僅擊敗了起義者，還將他們驅趕至喀拉哈里沙漠。同年10月，特羅塔下達了后來被稱為“滅絕令”的指示，其中包含以下內容：

“赫雷羅人必須離開這片土地。否則，我將用武力迫使他們離開。在德國邊界內，每一個赫雷羅人，無論是否武裝，無論是否帶有牲畜，都將被槍殺。我不會再接收任何婦女和兒童。我將把他們驅趕回他們的部落——否則我將下令向他們開槍。”

同月，規模較小的納馬族也加入了起義行列。特羅塔隨即針對他們下達了類似的滅絕令。直到1907年初，德國殖民軍隊才憑借壓倒性的軍事力量，極其殘暴地鎮壓了這場起義。

據估計，在約80000名赫雷羅人中，有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八十的人喪生。他們中有些人戰死沙場，而更多人則是在被驅趕進沙漠后死于饑渴。此外，20000名納馬人中也有超過半數慘遭殺害。

面對這些暴行，當時發展迅速、代表著越來越多德國工人階級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作出了何種反應？該黨是被民族主義和親帝國主義利益所俘虜，還是堅守了國際主義、反種族主義和人權原則？

1890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結束了長達十二年的非法狀態。重新步入政治舞臺時，他們的力量比被禁之前更為強大，并于1891年通過了明確的馬克思主義黨綱。在隨后的歷次選舉中，該黨的得票率不斷攀升。到了1903年，他們贏得了近三分之一的選票，總數高達300萬張。

這使得社會民主黨成為全國得票數最多的政黨。不過，由于帝國議會選區劃分不公且缺乏改革，他們在議會中僅獲得第二多的席位。受到這些勝利的鼓舞，在1903年9月舉行的德累斯頓黨代會上，該黨領袖奧古斯特·倍倍爾滿懷信心地預言，邁向勝利進軍已經開啟。

起義爆發后不久，德國政府便要求為遠征軍撥款。在1904年1月19日的帝國議會辯論中，奧古斯特·倍倍爾將起義的根源歸咎于德國殖民者及其殖民統治方式。

他指出，赫雷羅人奮起反抗德國入侵者的正當性，絲毫不亞于古代日耳曼部落抵抗羅馬帝國的正當性。分析人士指出，這一論斷顯然意在激怒政治右翼中那些狂熱的德國民族主義者。

在針對遠征軍撥款的投票中，社會民主黨的帝國議會議員選擇了棄權。他們表示，戰爭爆發僅一周，尚無足夠可靠的信息來判斷戰爭起因，因此最初不愿投票反對向德國定居者提供援助。

當時，德國政府態度強硬，堅稱這筆資金對于保護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德國平民至關重要，并強調在最初的起義中喪生的一百人里有四名女性。

這種反對立場部分源于財政考量。當時，德意志帝國絕大部分預算都耗費在陸軍和海軍上，而殖民地則構成了額外的財政負擔。為了填補這些開銷，帝國政府嚴重依賴對食品和消費品征收的間接稅，而這些稅款絕大部分由德國工人階級承擔。

除了經濟層面的考量，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反對殖民主義還有著更深層的思想根源。他們秉持國際主義原則，尊重各民族的自決權。同時，他們也敏銳地察覺到，殖民主義往往與剝削性的資本主義行徑及腐敗問題緊密相連。

社會民主黨的反殖民主義立場，不僅體現在倍倍爾等黨內領袖的演講和黨代會的正式決議中。漢堡酒館內針對工人的警察監視報告，也如實記錄了底層民眾對殖民主義的敵意。在柏林的黨支部會議上，普通黨員更是對黨內右翼人物的親殖民主義觀點進行了嚴厲譴責。

1904年1月，倍倍爾將黨內對西南非洲軍事遠征撥款投棄權票的決定，部分歸因于信息匱乏。兩個月后，隨著掌握的信息逐漸增多，他察覺到了事態的嚴重性。在帝國議會上，倍倍爾對戰爭的指揮方式提出強烈質疑，特別是德軍對待赫雷羅戰俘的方式，以及沒有任何戰俘被活著俘虜的異常報告。

戰爭爆發一年后，倍倍爾對德軍戰爭行徑的譴責變得更為直言不諱。他長篇大論地闡述了德國對這場起義負有的不可推卸的責任，揭露了殖民政權虐待非洲民眾的種種惡行。

同時，他堅定捍衛赫雷羅人為爭取獨立而戰的權利。此外，他還嚴厲抨擊了特羅塔將軍麾下德國軍隊所采用的“野蠻戰爭手段”。

1906年12月，德國政府提前解散帝國議會，企圖發起一場充滿民族主義色彩的選舉運動，將矛頭直指社會民主黨，指責其反對殖民戰爭是“不愛國”的表現。就在議會解散前夕，倍倍爾依然在議會中對戰爭行徑進行猛烈抨擊，并堅持認為赫雷羅人反抗土地和牲畜被掠奪是完全正當的。

他還明確譴責了德國軍隊的滅絕和殲滅行動——盡管當時“種族滅絕”一詞尚未誕生。倍倍爾在議會大廳當眾宣讀了特羅塔將軍的“滅絕令”，并對德軍將赫雷羅人驅趕進沙漠、任其饑渴而死的殘忍手段表達了強烈的憤慨。

社會民主黨對西南非洲戰爭的反對，并未局限于議會內的演講。該黨擁有龐大的報紙和期刊網絡，其影響力足以觸及數以百萬計的讀者。以插圖諷刺雜志《真雅各布》為例，該刊物在這一時期的印量約為20萬份。如果算上龐大的工人階級家庭，以及黨員經常光顧的酒館和閱覽室中傳閱的副本，其讀者群可能高達100萬人。

此外，該黨還擁有數十份日報。其中，總部位于柏林的《前進報》在那些年的日發行量更是突破了10萬份。盡管面臨著因“侮辱軍隊”等罪名而被政治起訴的長期威脅，社會民主黨的報刊依然發起了強烈的反戰宣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反軍國主義始終是德國媒體的恒久主題。

《真雅各布》頻繁刊登漫畫，無情嘲諷軍官團，并對軍隊在殖民地的種種暴行予以抨擊。在這些漫畫中，讀者可以看到傲慢的普魯士貴族軍官在赫雷羅戰士面前倉皇逃竄，以及特羅塔將軍被巧妙躲避抓捕的赫雷羅人戲弄的場景。當時有報道稱，特羅塔懸賞5000馬克要起義領袖塞繆爾·馬哈雷羅的人頭。對此，該雜志刊登了一段據稱是馬哈雷羅的回應：“普魯士將軍的人頭，我連5馬克都不愿出。”

并非該雜志所有關于戰爭的描繪都帶有幽默色彩。其中也不乏深刻揭露德國在西南非洲暴行的震撼畫面。1905年1月的一幅漫畫中，一名非洲人被一名德國士兵死死按住，另一名士兵則正用刺刀將其殘忍刺穿。

畫面旁，一名傳教士冷眼旁觀，不僅為這一血腥場景祈福，還寬恕了施暴者的罪行。其他圖像則直白地描繪了針對非洲人的大規模槍殺。

盡管《真雅各布》對德國軍官團進行了辛辣的諷刺，但它依然對那些在以嚴酷紀律著稱的征兵制軍隊中掙扎的普通士兵抱有同情。在漫畫中，德國士兵被描繪成無辜的炮灰，他們的尸體與被殺害的非洲人一同橫尸荒漠。

《真雅各布》將赫雷羅人和納馬人塑造為為捍衛自身權利而戰的正義之師，他們反抗的是本質上不公正且充滿壓迫的殖民統治體系。

呼應奧古斯特·倍倍爾的觀點，該雜志將發動游擊戰反抗德國統治的納馬族首領亨德里克·維特布伊，與德國民族英雄、切魯西部落的阿米尼烏斯相提并論。后者曾在公元9年的條頓堡森林戰役中大敗羅馬軍團。

1907年1月，《真雅各布》的封面上出現了一幅極具視覺沖擊力的圖像，生動表達了對赫雷羅人和納馬人反抗德國統治的聲援。這期雜志出版于全國大選前幾周，當時德國政府正試圖將這場選舉塑造成一場針對社會民主黨的親帝國主義運動。

畫面中，一位女性人物頭戴象征革命的紅色弗里吉亞帽，手持盾牌與利劍，正挺身而出保護一群非洲人，抵御由殖民事務大臣伯恩哈德·德恩堡和總理伯恩哈德·馮·比洛所擬人化代表的德國殖民主義。

這一圖像直接戲仿了德皇威廉二世親自設計的一幅臭名昭著的種族主義版畫。原版畫呼吁歐洲人聯合起來抵御所謂的“黃禍”，即當時不斷崛起的亞洲力量。

社會民主黨媒體對這場戰爭的報道，并未局限于《真雅各布》或其在慕尼黑的同類刊物《南德郵差》畫報。該黨的旗艦報紙《前進報》同樣強烈譴責了赫雷羅人和納馬人遭受德國殖民者虐待的行徑。到了1904年底，該報更是直言不諱地報道了特羅塔將軍對赫雷羅人實施的“殲滅行動”。

左翼激進報紙《萊比錫人民報》同樣展現出強烈的反殖民主義立場，高調譴責戰爭暴行。在普魯士的波森省（即今天的波茲南），羅莎·盧森堡在波蘭語報紙《人民報》上發表了針對這場戰爭的批判性評論，向該省的波蘭工人揭露真相。

客觀而言，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西南非洲問題上的立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這種聲援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理論和間接層面。正如1904年不來梅黨代會上的一位代表所指出的那樣，該黨在殖民地并沒有設立地方代表。

通訊的艱難加上戰爭的緊急狀態，阻斷了該黨與赫雷羅人或納馬人進行任何直接接觸的可能。不過，報紙上關于倍倍爾在帝國議會演講的報道，最終還是傳到了身處西南非洲的德國人手中。

報刊中一些描繪非洲人的幽默漫畫，確實反映了當時刻板的圖像慣例。這些瑕疵被更多反擊戰爭期間德國國內日益泛濫的種族主義意象的描繪所掩蓋。社會民主黨的出版物始終強調赫雷羅人和納馬人作為人類的尊嚴，并堅定捍衛他們反抗壓迫的權利。

面對針對非洲起義者蓄意煽動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狂熱，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勇敢地站了出來，反對那場發生在遙遠大陸上的種族滅絕——盡管這一罪行當時在國際法中甚至還沒有明確的名稱。他們強烈譴責德意志帝國政府強加給遙遠民族的壓迫性殖民政權。

盡管幾乎沒有德國曾親眼見過赫雷羅人或納馬人，但他們依然跨越千山萬水，為捍衛這些遠方人民的人權與反抗權發出了正義的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