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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Talk君
大家好,我是talk君
今天是周二欄目【硬科技探針】
那些人在實驗室里搞的東西,比任何B級片都邪典。
你想象一下:一具溫熱的人類身體,有心跳,有呼吸,皮膚底下血液在流動,五臟六腑全乎著,能新陳代謝,能維持生命體征——唯獨脖子上頭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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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大腦,沒有意識,也不知道自己是個啥。
他算不算是“人”?
如果我們用他的器官搞移植的話,違反道德嗎?
如果我們批量生產這樣的“無腦人”,專門用來高器官移植呢?
這3個問題不是隨便想想,而是硅谷一家公司正在推進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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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三位斯坦福大學的研究者在《麻省理工科技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生怕人看不懂:《以合乎倫理的方式獲取的備用人體,可能將徹底改變醫學》。
簡單來說,就是通過干細胞和基因編輯技術,培育出一具沒有大腦、不具備意識和痛覺的人類身體,用于醫學研究和器官移植,他們管這個叫“body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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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一家生物科技公司R3 Bio,居然正在在把bodyoid的想法商業化。
而且,R3 Bio給項目起的名字不是“bodyoid”,而是“organ sacks”。
翻譯過來就是“器官袋子”,一種專門用來裝備用零件的生物容器。
對此,R3 Bio的聯合創始人Alice Gilman解釋道,她不喜歡別人用“無腦人”來形容“organ sacks”,她說:
“它不是‘少了什么’,是我們只設計了我們想要的部分。”
他們的邏輯直白得令人發毛:既然這東西沒腦子,沒意識,那它就不是“人”。既然不是人,那把它當零件庫用,就天經地義。
這操作連最瘋的科幻編劇都得喊聲老師。
為什么需要如此極端的技術?
他們說,這能解決全世界的器官荒。
每天有多少人等一個腎、一個肝等死,這技術就是救世主。他們說,這比用豬心移植高級,畢竟是“人源”的,沒有排異反應。他們還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臉說,這比用猴子做實驗仁慈,畢竟這玩意兒“感覺不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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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邏輯閉環了,道德高地占完了。接下來就該掏你錢包,順便重新定義什么叫“人”了。
但你稍微琢磨一下,就覺得這里頭全是坑,而且一個比一個深不見底。
倫理深淵:當生命成為“產品”
第一個坑,叫“意識到底是個啥”。
那幫科學家和投資人的核心論據是:沒大腦 = 沒意識 = 沒痛苦 = 道德安全。但“意識”這玩意兒,到今天還是科學最大的黑箱之一。
你怎么能100%確定,一個擁有完整人類內分泌系統、神經網絡遍布全身(除了中樞神經)的活體,就絕對沒有一絲一毫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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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它有一種我們無法理解的、植物性的“存在感”呢?萬一痛苦不是大腦的專利,而是身體本身的一種古老記憶呢?
這幫人用“很可能沒有”來給一個“絕對化”的倫理結論蓋章,這本身就像在雷區跳踢踏舞,還宣稱自己穿了絕對防爆鞋。
第二個坑,叫“滑坡到底有多滑”。
今天他們能造一個“無腦”的軀體,理由是它沒意識。
明天會不會有人覺得,保留一點點低級腦干,讓“器官袋”能自主呼吸,可以省下ICU的天價費用?
畢竟,成本是商業化的天敵。后天會不會再有“天才”覺得,賦予一點點條件反射,能讓器官在移植前保持更好的“活性”?
你看,底線這玩意兒,從來不是一下子被砸穿的,而是一毫米一毫米被磨沒的。
今天可以因為“沒腦子”而免責,明天就能為“低智商”開脫,后天就能為“非我族類”辯護。歷史書翻一翻,這套路熟得很。
第三個,也是最大的一個坑,叫“這到底算個啥”。
法律面對這坨會喘氣、有心跳、沒意識的內臟集合體,直接死機。
它不是胎兒,不是自然人,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尸體”。你沒法用關于人的法律保護它,因為它不被定義為人;你似乎也沒法用產品法規約束它,因為……哪條產品法能管“培育人體”?
這就進入了一個詭異的真空地帶。資本最喜歡真空,因為那里沒有規則,只有先到先得的掠奪。
結果可能就是,它最終被簡單地定義為“生物醫學材料”或“治療產品”。一旦貼上這個標簽,工廠化量產就掃清了最后的法律障礙。到時候,人類的某一形態,就真的成了流水線上的標準件,跟生產手機殼沒本質區別。
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不是技術創造了怪物,而是我們在給怪物辦身份證,讓它合理、合法、合情地走進我們的世界。
而那些投資這個項目的億萬富翁,一個個都打著“造福人類”、“挑戰死亡”的旗號。聽聽他們基金的名字:“不朽真龍”(新加坡的一家長壽基金)、“LongGame”(英國的一家風投公司),字里行間就透著對肉身的鄙視和對“永生”的饑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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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投資這類技術,本質上是在交“續命稅”。他們才不關心什么倫理滑坡,他們只關心自己的肝壞了有沒有一個零排異的、年輕的、即插即用的“原廠配件”等著。
這本質上是頂級富豪對底層生命的又一次冷酷的、降維的物化。只不過,這次被物化的,是一種處于灰色地帶的、最新型號的“生命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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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倒是很硅谷
說回我們這邊。在東方的語境里,這事可能從根上就透著別扭。
中國視角:
嚴格的倫理框架與審慎的態度
我們文化里講究“身體發膚,受之父母”,講一個整體的“人”,是形與神的統一。一具沒有“神”(意識)的“形”,本身就是一種極其不自然、不完整,甚至帶點忌諱的狀態。
你可以說這是文化差異,但這種差異底下,或許藏著一種更樸素、更本能的警惕:生命,不該被設計成殘缺的,更不該從一開始就被設定為“可利用的”。
為什么?因為一旦開了這個口子,你就會忍不住去衡量,一個“不夠格”的生命,其器官到底有多“有用”。
這水太深,太渾,人性經不起這種考驗。
所以,當硅谷的精英們用極度理性的、功利主義的算盤,把生命拆解成有用和無用的部件時,我們本能地感到“惡心”。
這種“惡心感”不是科學落后,不是思想保守,而可能是一種古老的、來自文明底層的免疫反應——它在提醒我們,有些邊界,跨過去容易,想回頭就難了。
在拯救生命與定義生命之間
我們現在覺得“無腦人”驚世駭俗,但往回看一百年,當初的器官移植、試管嬰兒,哪個在當時不是被罵“違背自然”、“玩弄上帝”?技術狂奔的列車從來不會主動剎車,它的燃料就是人類的好奇與貪婪。
但區別在于,過去的很多技術,爭論的核心是“怎么做”;而“器官袋”技術,逼問我們的是“是什么”。
它逼迫我們在“人”的邊界徹底模糊之前,必須做出選擇:我們究竟愿意為什么樣的生命形式,保留最起碼的尊嚴?
答案不會是簡單的“可以”或“不行”。
更可能的結果是,在巨大的醫療需求和經濟利益驅動下,這項技術會在監管的灰色地帶、在公眾視野之外悄然推進,直到某天,第一個由“器官袋”提供的腎或肝,成功移植進某位富豪體內,登上醫學新聞。
那時,掌聲和療效會淹沒最初的倫理尖叫聲。
然后,我們會慢慢習慣。就像我們早已習慣了屏幕里的一切。
到那時,我們或許不會再感到“惡心”。那才是真正細思極恐的結局:不是技術造出了怪物,而是我們看著怪物,漸漸覺得它長得也挺合理。
而那個被我們稱為“器官袋”的東西,靜靜地躺在培養罐里。它沒有大腦,所以不會思考一個最哲學的問題:究竟是我們制造了沒有意識的它,還是一個允許制造它的世界,本身正在變得失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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