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高質量司法 服務高質量發展——《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解讀系列全媒體直播訪談綜述之二

本文為《中國審判》雜志原創稿件

文 | 本刊記者 沈洋

時代大潮奔涌，發展使命在肩。

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高質量司法與高質量發展始終同頻共振、同向而行。

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舉辦2026年全國兩會《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解讀系列全媒體直播訪談第二場活動。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長李劍，最高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庭庭長吳兆祥，最高人民法院審委會委員、行政庭庭長耿寶建，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長周倫軍解讀《報告》，介紹人民法院以高質量司法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具體舉措和成效。

人民法院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把公平正義融入科技創新脈搏、注入經營主體血脈、嵌入數字經濟肌理、繪入綠水青山畫卷，讓法治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鮮明底色。

01

服務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科技創新是貫穿“十五五”的核心戰略，唯有以科技創新筑牢高質量發展根基，才能牢牢掌握發展的主動權，推動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

《報告》顯示，2025年，全國法院判處侵犯知識產權犯罪1.9萬人，同比增長6.2%。數據背后，是人民法院以嚴格公正司法為科技創新夯實的法治基石。

實現高質量發展要靠科技創新培育新動能。李劍表示，人民法院以制度建設“增激勵”、以法律實施“強保護”，努力為科技創新提供清晰、穩定、可預期的法律邊界和行為規則，以公正高效知識產權審判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保駕護航。

2025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以高質量審判服務保障科技創新的意見》，全面系統地提出服務科技創新的98項司法舉措。持續完善國家層面知識產權案件上訴審理機制，進一步優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布局，增設雄安新區、綿陽、南寧知識產權法庭，充實“全國法院技術調查人才庫”，加強專利行政執法和司法審判銜接協作，積極完善激勵和保障科技創新的司法保護體制機制。

“妥善審理涉及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基礎軟件、先進材料、生物制造等高新技術領域案件。”李劍介紹，《報告》中提到的某數控機床技術秘密侵權案，適用3倍懲罰性賠償，判賠金額達3.8億元。

人工智能數據訓練使用他人作品是否構成合理使用的問題，以及人工智能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如何界定的問題，不僅在法律界頗具爭議，也關乎人工智能產業未來發展。

李劍表示，人民法院通過個案審理不斷積累和總結經驗，深化人工智能治理，促推人工智能在法治軌道上安全、健康、有序發展。

知識產權是創新主體的“護身法寶”，也是影響公共福祉的“調節閥”，必須平衡好創新者、競爭者、消費者和社會公眾等多元主體的利益。李劍表示，在人工智能領域，人民法院必須統籌兼顧、利益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堅持發展和安全并重、促進創新和依法治理相結合，正在起草有關指導意見，助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發展。積極發布典型案例，通過個案總結司法規則，發揮示范引領作用，促進涉人工智能糾紛源頭預防、及時化解。”李劍說。

數據已經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基礎性資源、重要生產力和關鍵生產要素。李劍表示，2025年，人民法院積極回應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司法保護需求，妥善審理涉數據權屬、交易等糾紛案件908件，同比增長25.6%。通過高質量的司法保護，促進數據高效流通使用，充分實現數據要素價值，服務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此外，人民法院還積極完善數據權益知識產權案件裁判規則。202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首次發布數據權益司法保護專題指導性案例，積極回應數據權屬認定、數據產品利用等社會高度關注問題。目前，正在研究起草數據權益司法保護意見，統一裁判尺度，助推數據資源有序流通。

“由于數據保護制度涉及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從立法、監管、司法等多維度多方面共同做好做實。”李劍表示，除了完善數據領域專業化立法、完善數據領域監管制度，人民法院也需要進一步探索糾紛解決方案。既實現數據權益的有效救濟，又促進數字經濟規范健康發展，實現雙贏多贏共贏。

02

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

民營經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各類經營主體是高質量發展的微觀基礎。

《報告》強調，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以平等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周倫軍介紹，為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202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的指導意見》，從五個方面提出25條司法保障措施，堅持“促進發展”與“規范引導”并重。

2025年，針對司法數據反映出因公司治理結構失范引發的糾紛案件數量增長態勢，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一系列工作舉措，支持引導民營企業完善治理結構和管理制度，實現行穩致遠。

周倫軍表示，股東認繳出資不能“一認了事”，必須依約履行允諾，更不能以此濫用股東有限責任和公司法人獨立地位損害債權人利益。就未屆出資期限轉讓股權的股東是否應當承擔責任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及時甄選五則案例選入人民法院案例庫，綜合考量股權轉讓時公司經營狀況、受讓人履行出資義務的能力等因素，既壓實股東出資義務，又避免責任不當轉嫁，引導相關裁判結果符合人民群眾樸素的公平正義觀。

在實踐中，由于股東意見不合引發糾紛，甚至形成公司僵局的情況不在少數，一些矛盾糾紛呈現出“連環訴訟”的特征。周倫軍介紹，涉及數量最多的一家公司先后有60起訴訟，最長的時間歷經10余年。

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各地法院強化對公司糾紛“連環訴訟”的源頭治理，依托信息化手段，嘗試建立關聯案件發現、連環訴訟識別、關鍵案件甄別等工作機制，加大釋明力度，分類施策，綜合運用協同審理、調解、判決、制發司法建議等多種方式，努力實現矛盾糾紛一攬子化解，防止內部治理失序拖垮企業生產經營。

此外，對于家族企業因離婚、繼承、分家等引發的內部糾紛，周倫軍表示，人民法院除注重法律規范的體系適用和效果考量外，還注重從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中尋找助力，促進財產依法傳承和企業穩定經營。

民營企業發展離不開信心，投資者同樣需要穩定預期、堅定信心。

資本市場的高質量發展是金融強國建設的重要內容。周倫軍表示，為更好發揮司法與監管協同作用，保障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最高人民法院會同中國證監會共同發布了《關于嚴格公正執法司法 服務保障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

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法院受理證券類糾紛2.7萬件，同比增長63.6%；審結2.5萬件，同比增長53.6%。其中，財務造假糾紛2.56萬件，同比增長67.2%；審結2.38萬件，同比增長58.1%。

周倫軍表示，為提高違法成本，依法打擊財務造假的“首惡”“幫兇”，人民法院主要從常態化開展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依法支持適用證券糾紛普通代表人訴訟程序、進一步優化個別訴訟案件的審理程序和工作機制三個方面做出積極努力，向市場各方傳遞司法態度，持續釋放對財務造假“零容忍”的信號。

“普通代表人訴訟是典型的‘順風車’，具有‘一人在干、眾人在看’的特點，訴訟中代理人出于激勵機制等考慮，選擇采取代表人訴訟的案件總體數量不多。”周倫軍表示，為了讓投資者搭好代表人訴訟的“順風車”，人民法院從支持投資者保護機構參與普通代表人訴訟入手，推動形成較好的示范效應。

“對投資者提起的個別訴訟，研究推廣適用示范判決，以訴訟調解、多元化解為配套措施，更加高效快捷維護投資者權益，達到‘判決一案，解決一批’的效果。”周倫軍說。

03

助力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行政審判對于保障市場公平競爭、促進法治化營商環境具有重要作用。

耿寶建表示，過去一年，行政審判工作緊緊圍繞服務高質量發展這一主題，依法妥善審理各類涉企行政案件，持續規范涉企執法行為，堅決糾治違規異地執法、趨利性執法等突出問題，用法治力量破除地方保護，打破市場分割，助力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行政審判貫徹落實‘非禁即入’原則，堅決破除各類隱性壁壘，平等保護各類所有制企業，支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耿寶建表示。

行政審判通過一個個具體案件，明規則、止紛爭、護誠信、穩預期。“我們始終堅信，對地方發展而言，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對企業發展而言，法治是最大的‘靠山’。”耿寶建說。

除了持續規范涉企執法行為，堅決糾治違規異地執法、趨利性執法等問題之外，人民法院還堅持監督與支持并重，助力行政機關精準把握“放得活、管得好”平衡點。

耿寶建指出，個別執法機關錯誤認為“管理就是處罰，執法就是罰款”，導致小過重罰、違規異地執法、趨利性執法等問題時有發生，引發社會質疑，直接影響法治經濟、信用經濟建設，不利于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針對經營主體反映的這些痛點問題，過去一年，各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深入開展規范涉企執法司法專項行動，通過嚴格公正司法推動行政機關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為經營主體營造公平穩定、可預期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

據介紹，2025年，行政案件一審結案中，除了協調化解撤訴糾紛之外，直接判決行政機關敗訴25099件，有力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

“對于查封、扣押、凍結等直接關系企業生存發展的行政強制行為，司法審查始終從嚴把握，推動行政機關更審慎行使強制權，避免隨意采取強制措施干擾企業正常生產經營，切實保障企業合法權益。”耿寶建說。

此外，人民法院嚴格貫徹過罰相當原則，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全年糾正涉企過罰失當等問題367個，為企業安心發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耿寶建表示，行政處罰案件的公平公正審理，傳遞了非常明確的司法導向：處罰從來不應當是行政管理的目的，而應當是促成全民守法的抓手。執法不能“任性”，處罰必須“有度”。

2025年，全國法院受理行政一審案件33萬余件，同比上升超過13%。在一審行政案件數量明顯上升的情況下，行政二審案件數量、申請再審案件數量實現“雙下降”，上訴率、申請再審率同比實現“雙下降”。耿寶建表示，這一變化說明，大量矛盾糾紛在一審階段得到了實質性化解。

“成績的取得來之不易。”耿寶建表示，過去一年，人民法院不以辦案數量論英雄，堅持實績實效為導向，深入踐行“如我在訴”理念，用心用情回應人民群眾的新要求、新期待，推動行政審判從結案了事向案結事了深刻轉變。

耿寶建介紹，在爭議化解上，“穿透式”審判得到廣泛運用。法官不再局限于“就案辦案”，而是緊緊圍繞當事人的實質訴求，以實質性、一次性作為解決行政爭議的標準。

04

服務綠色低碳發展

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

吳兆祥表示，人民法院深入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通過一系列務實舉措織密綠色轉型法治保障網，為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注入強勁司法動能。

“人民法院對環境資源案件的專業化審判、對公益訴訟審判工作的推進等，充分展現了司法智慧和擔當，為包括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在內的中國環境法治建設貢獻了司法力量。”全國人大代表、山西財經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教研室主任白琦瑞，充分肯定了人民法院在服務保障綠色發展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

近年來，人民法院通過加強頂層設計，為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提供堅實司法支撐。吳兆祥介紹，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臺一系列關鍵性司法解釋和司法文件：從服務“雙碳”目標的指導意見，到保護黑土地、礦產資源的司法解釋；從懲處盜采礦產資源犯罪的指導文件，到生態環境侵權禁止令的司法解釋，構建起了嚴密的法治網絡。

與此同時，法治利劍高懸。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釋，參與第三方環保服務機構弄虛作假、非法傾倒固體廢物等專項整治行動，實施“全要素、全環節、全鏈條”懲治，形成有力震懾，切實守護生態安全。

“懲治重在預防，救濟重在修復。”面對生態環境類案件，吳兆祥詳細解讀了人民法院將恢復性司法理念落到實處的具體舉措，通過多方面發力，推動受損生態環境得到及時有效修復，讓“看得見的正義”轉化為群眾“可感知的生態成果”。

“人民法院依法將修復方案的確定作為公益訴訟案件審理的重要內容，充分發揮具有專門知識的人民陪審員、技術調查官的技術專家的作用，科學確定、合理實施修復方案，并在裁判文書中予以明確。規范修復資金使用，強化與生態環境行政主管部門的協作，依法開展修復工作的監督落實、效果評估。2025年，全國法院共判處生態環境修復及損害賠償資金共計43.69億元。”吳兆祥介紹。

生態環境法典是我國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生態環境法典編纂是黨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務與立法任務，對在法治軌道上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吳兆祥表示，人民法院將及時做好生態環境法典頒布施行后的學習貫徹工作，自覺扛起貫徹實施好生態環境法典的政治責任、法治責任與審判責任。

“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吳兆祥表示，人民法院將以更高站位、更寬視野、更大力度、更實舉措，加快推進環境資源審判工作高質量發展，為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供更加堅強有力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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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審判》雜志2026年第5期

中國審判新聞半月刊·總第387期

編輯/孫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