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打光上萬噸彈藥，結果庫存見底補充要五年，被廉價無人機拖垮

特朗普的挫敗揭示美國的邊界一連串挫折暴露華盛頓軍事實力與經濟實力的上限，以及對其沖擊的有效抵抗機制，唐納德·特朗普于3月29日星期日抵達白宮。特朗普上任后，對華貿易戰未能如愿；揚言吞并格陵蘭島，只換來一片憤怒，最終被迫后撤；對加拿大的施壓，反而助推馬克·卡尼勝選；國會出手限制白宮從歐洲撤軍的權力；最高法院裁決又推翻了關稅戰的做法。

伊朗戰爭是否會被最終算進這份清單，還有待觀察。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他遭遇的挫折與敗局已經足夠豐富，也呈現出多重面向。其中一些挫敗的意義相當深刻：它們不僅暴露出美國及其政府能力的邊界，也呈現出當下對白宮攻勢進行有效抵抗的機制。市場往往是最先“放電”的回路，向特朗普傳遞抑制信號，但更深層的因素，始終是意志與抵抗能力的結合。

把這些事件放在一起看，它們正在照亮世界走向的一些關鍵路徑，也值得持續、細致地加以檢視。全球目光眼下自然聚焦在美國——以及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攻擊上。戰局仍處在快速變化之中，此刻下定論既不謹慎，也為時過早。

但即便如此，戰爭的演進已給華盛頓帶來嚴重難題，并可能最終成為美國政府的一次重大挫敗。伊朗在過去4周遭受極其沉重的打擊，但政權依然站立不倒，并繼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后果顯而易見：油氣與化肥貿易受阻，同時，氦氣等關鍵產品也受到牽連，而氦氣正是制造微芯片所必需的材料之一。此外，對海灣國家的沖擊還可能在資本市場上引發連鎖反應。多年來，這些國家“錢袋子深”，其龐大投資組合一直是全球大量投資項目的重要資金來源。

在政治層面，伊朗不僅政權仍在位，權力還越來越集中到激進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手中。在美國國內，“讓美國再次偉大”陣營內部的緊張情緒正在爆發，其中不少人對這場“自選戰爭”深感厭惡。但這場冒險最值得注意的，或許是“史詩之怒行動”暴露出的一處關鍵脆弱點：在新的戰爭環境里，軍事技術優勢并非不可撼動，大量廉價武器可能重新拉平“質量差距”帶來的優勢。

科威特一處遭無人機襲擊后升起的煙柱。在英國皇家聯合軍種研究所發布的一篇評論中，麥克唐納德·阿莫阿、摩根·巴齊利安和賈哈拉·馬蒂塞克對這一模式作了清晰描述。開戰最初16天，美國及其盟友發射約11000枚彈藥，其中包括近1700枚“愛國者”防空導彈、300枚“薩德”末段高空區域防御導彈，以及500多枚“戰斧”巡航導彈，總成本約260億美元。

成本之外，更棘手的問題在于，其中一些武器——尤其是遠程攔截彈與精確打擊武器——生產難度很高。庫存本就有限，消耗速度極快，補充速度卻很慢。

這輪攻勢無疑展現了美國驚人的打擊能力，也對伊朗的軍事力量造成顯著削弱。但它制造嚴重經濟震蕩、快速消耗庫存，并將美國技術優勢背后隱藏的脆弱性暴露出來。只要伊朗不斷投入價值30000歐元左右的“沙赫德”無人機，就足以很快耗盡單枚價值超過300萬美元的“愛國者”導彈庫存。

這種不對稱正在動搖關于力量對比的一些舊假設。類似動態在烏克蘭戰爭中已露端倪，但當它作用于全球最強軍事大國時，依然令人震動。

其全球影響同樣不容忽視：這將影響那些依賴美國軍工體系交付武器的國家，因為美國工業很可能會優先補充五角大樓的庫存。對手也會記錄下這一關鍵武器短缺期帶來的窗口。依然樂見美國在一場不必要的戰爭中被持續消耗。

從任期伊始，美國總統就表達過將鄰國變成美國“新州”的意愿，并以關稅打擊連番施壓，還公開介入加拿大國內政治。結果卻是加拿大國內民族自尊顯著反彈；在選戰中，最接近特朗普主義的政黨形勢崩盤；馬克·卡尼勝出。此后，他又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全球反特朗普主義抵抗的政治與思想型領袖，并推動加拿大對華關系的重新配置。

阿爾伯塔大學研究所所長菲利普·勒奧在書面回復提問時指出：“無論人們如何評價唐納德·特朗普及其外交政策方式，有一點如今可以相對有把握地說：他正在充當一個歷史加速器，迫使盟友與對手都在現實時間內重新評估各自的經濟與安全立場，并產生具體后果。”

勒奧繼續說：“在這一過程中，他甚至在迫使長期盟友與伙伴重新審視與亞洲大國的關系。對特朗普而言，真正的挫折并不只是加拿大這樣的國家選擇了抵抗，而是他的立場可能正在削弱美國長期以來在盟友體系中賴以建立權力的信任等級結構。”

由于地緣相鄰、對美暴露度特殊，加拿大成為觀察這一變化的理想“實驗室”。勒奧說：“影響非常深刻。特朗普關于‘第51個州’的說法，以及對加拿大采取的強硬貿易立場，正在撼動這個國家，把它從慣常的自滿中推出來，推動其加速貿易多元化、增強韌性，并更廣泛地重新考慮對外選項。”在這一框架下，加拿大在與亞洲大國關系多年緊張之后出現轉向。

這場沖擊遭遇丹麥及其北極領地的堅決抵抗——近期公開報道甚至稱，丹麥方面曾為可能的入侵準備軍事抵抗——同時也遭到歐洲國家的集體聲援。結果是政治緊張、市場動蕩，特朗普最終在達沃斯論壇上宣布退讓。

“這完全可以稱為一次徹底失敗，是那種自以為無所不能、其實并非如此的人遭遇的失敗。”替代方案基金會主任迭戈·洛佩斯·加里多說。他曾任外交事務國務秘書，認為這次反制“之所以奏效，是因為面對特朗普的威脅，圍繞丹麥形成了絕對的團結。這說明，當歐盟能夠像條約所說那樣做到‘多元中的團結’時，這種態度是有效的；而當歐盟表現得畏首畏尾，就會失敗，而且總是失敗。”

全世界都目睹了這樣一個令人震驚的前景：美國可能對一個歐洲盟友動用軍事力量；而這個盟友以及其他國家開始為此做準備并站到一起；即便美國領導人一度強硬堅持“控制這片北極領土關乎國家安全”，華盛頓仍在眨眼間迅速后撤。

全世界也注意到，在達沃斯退讓發生之前一個月，也就是12月，美國國會通過國防預算，其中包括顯著限制總統縮減歐洲駐軍部署權限的條款。盡管近期“民主多樣性計劃”或“自由之家”等研究認為美國民主明顯衰退，但美國體制仍在對特朗普式過度行為形成某種抵抗。最高法院對關稅戰啟動方式作出的不利裁決，就是一例。這種來自制度與社會的抵抗，同樣是特朗普遭遇挫敗所揭示的重要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