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省走出的八位革命者，其中有一位竟是連戰的祖父

1947年春天，臺北街頭槍聲密集，“二二八”事件在島內迅速蔓延。很少有人會想到，在這一場近代臺灣史上極具沖擊力的風暴背后，真正起骨架作用的，并不只是島內本地精英，還有早年就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批臺灣人，他們的足跡，早已跨出臺灣，深入到上海、廣州、瑞金、延安等地。

有意思的是，這批人多數出生在清末民初，成長在日本統治時期，又在中國革命的大潮里尋找出路。臺灣只是他們的起點，真正塑造他們命運的，卻是整個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劇烈震蕩。抗日、反帝、求民主、謀統一，幾乎所有中國社會的重大主題，都在他們的人生里交織在一起。

如果只把臺灣視作一個被動的“殖民地”，那就很容易忽略一個事實：自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臺灣被迫割讓之后，島內抵抗力量從未真正沉寂。從最初的武裝抗日，到后來的地下革命組織，再到大陸與臺灣之間的秘密聯絡，臺灣人的身份和立場，并沒有被一紙條約定死。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從臺灣走出來的一批革命者，就顯得格外耐人尋味。他們中，有走進蘇聯課堂的留學生，有追隨孫中山的軍政骨干，有投身中央蘇區的紅軍干部，也有后來走上統戰崗位的民主人士。名頭各不相同，身處的戰線也不一樣，但若把他們的人生放在一條時間軸上，就能看到一個共同的核心——臺灣問題并不孤立，而是深深嵌在整個中國革命史的脈絡里。

一、從割讓到抗爭：臺灣革命者的時代起點

1895年之后，臺灣被日本吞并。清廷撤走的，是旗兵與官員；留下的，卻是土生土長的臺灣百姓。面對新統治者的強硬接管，臺灣人沒有選擇沉默。當年夏天起，臺中、彰化、新竹、嘉義、花蓮等地接連出現武裝抵抗，規模不一，但方向一致，就是不肯認命。

這些早期抗日武裝更多是自發組織，帶著濃厚的地方性與傳統社會色彩。領頭的，可能是地方紳士，也可能是有威信的團練頭目。他們談不上什么系統的革命理論，卻有最直接的憤怒與不服。這一輪輪起義在日本軍警的嚴厲鎮壓下，多數時間只能短暫存在，但火種并沒有完全熄滅，只是換了一種形態潛伏下來。

時間推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形勢發生了微妙變化。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北洋軍閥混戰不休，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革命理念開始發生新轉折。也差不多是在這個檔口，一批臺灣青年帶著問題離開島內，到上海、到廣州，再到更遙遠的莫斯科，試圖尋找新的答案。

1928年4月15日，這群人做出了一個關鍵動作。在上海，在當時已經活躍的中國共產黨影響下，林日高、莊春火等留蘇學生，聯合臺灣籍革命青年，成立了“臺灣共產黨”。他們推舉林木順為“臺共書記”，林日高、洪朝宗、莊春火、蔡孝乾為“中央委員”，搭起了臺灣最早成型的紅色革命組織框架。

“臺共”的存在時間并不長，從1928年至1931年前后，差不多只有三年，卻非常具有標志意義。一方面，它昭示了臺灣問題正式被納入整個中國革命的視野；另一方面，它也為一批臺灣青年提供了組織依托和行動坐標。后來許多人走上不同道路，但起點都與這段經歷有關。

二、八位革命者的不同軌跡

在這段風云激蕩的歲月中，有八位臺灣人顯得格外突出。他們有的在政治舞臺上活躍，有的在戰火中犧牲，有的則以筆為劍，留下重要的歷史記錄。

先看謝雪紅。她出生于臺灣彰化，早年就走出了島內。作為“臺共”第一代領導人之一，她不僅在組織上起到關鍵支撐，還曾遠赴蘇聯學習。那時候，很多中國青年把莫斯科視作一個新的“革命大學”，謝雪紅也在其中。她接觸到系統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了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這為她后來的選擇打下基礎。

土地革命時期，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她又從大陸回到臺灣，嘗試在臺中等地組織工人、農民展開反日運動。不同于傳統的抗日民軍，那是一種更現代意義上的群眾動員。秘密會議、傳單、罷工、集會，這些當時在臺灣社會顯得頗為“新鮮”的方式，背后都有她的影子。

1945年日本投降，臺灣光復。很多人以為苦日子總算熬到頭，現實卻很快潑下一盆冷水。國民黨當局在臺灣的統治方式，引發了本省民眾強烈不滿。1947年初，民怨積壓，引發“二二八事件”。謝雪紅此時已是島內少數既有政治經驗又有組織能力的左翼人士之一，她在臺中一帶參與領導起義，為追求真正意義上的自治與民主奔走。遺憾的是，這場起義最終被血腥鎮壓，牽涉人數眾多，島內一度籠罩在恐怖之中。

事件后，她被迫離開臺灣，轉往大陸。新中國成立后，她擔任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主席、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成為在統戰戰線具有重要影響的臺灣籍領導人。1970年，她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九歲，見證了從日據、光復到新中國建立的多重歷史階段。

再看翁澤生。他是臺北人，卻把大半青春獻給了上海和閩粵一帶的工人運動與革命工作。年輕時，他就讀于上海大學，受到時任校長瞿秋白的深刻影響。五卅運動期間，他組織上大學生參加游行示威，對當時的北洋當局構成了不小壓力。可以說，他是典型的“學生運動骨干”，從校園走向街頭，再進入更深層的政治活動。

在“臺共”建立后，他擔任中央候補委員，還出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秘書長、汀漳龍政治監察署青運指導員，參與閩粵地區的革命工作。后來“臺共”遭受嚴重打擊，組織幾近瓦解，他被安排回上海負責中共中央的聯絡工作。1932年3月4日，他不幸被捕，隨后被移交給日本方面押解回臺，在臺北監獄遭遇嚴酷拷打。面對威逼利誘，他拒絕妥協，最后在獄中因病去世，時年三十七歲。這條生命從課堂到牢房，跨度不算長，但幾乎全程與革命緊密相連。

與翁澤生同樣出身臺灣，卻走上另一條路線的，是林資鏗。他出生在臺中，是清末抗法名將林朝棟之子。甲午戰敗后，他隨家人離開臺灣，回到大陸發展。不同于后來“臺共”這一代人偏向左翼革命，他更早一步投身的是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之后，北洋軍閥坐大，袁世凱稱帝野心暴露，林資鏗毅然投入討袁護國運動，成為支持南方革命政府的重要軍事人物。

在廣東革命政府中，他擔任閩南軍司令、大元帥府參軍、侍從武官，還曾任粵軍第二師旅長，是一名實打實的前線將領。1925年，滇、桂部分軍閥叛變，局勢驟然惡化，他最終在這一輪政局風波中被殺，年僅四十八歲。從軍功和資歷看，他更偏向于孫中山身邊的“武將型”民主革命者，但其臺灣出身的背景，為此后一批臺灣人的革命道路提供了某種參照。

還有一位名字頗為特殊的——連橫。他不是軍事家，而是一位史學家，卻同樣站在臺灣近代命運的關鍵處。連橫出生于臺南，是后來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連戰的祖父。日本統治臺灣后，清末以來在島上的漢文教育與史料保存面臨巨大危險。連橫往返兩岸，多次到大陸活動，收集、整理、刊行與臺灣有關的漢文史籍，努力在殖民統治下為臺灣保留一條與中華傳統文化相連的文脈。

1933年，他舉家遷居上海，繼續從事史學研究。1936年6月28日病逝，享年五十九歲。他最著名的貢獻，是以學術方式為臺灣爭取歷史話語權——在那個年代，單是堅持把臺灣放回中國歷史的大框架內，已是一種不小的堅持。

再看林木順。他出身南投，是臺灣最早一代紅色革命者之一，在1928年“臺共”成立時，被推舉為書記，站在組織的最前端。隨著日本當局的打壓加劇，“臺共”在島內活動越來越困難，他只得轉往大陸，參加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設工作，成為中央紅軍的一名干部。

1934年，中央蘇區面臨國民黨軍“圍剿”，中共中央決定進行戰略轉移，也就是后來廣為人知的長征。就在這一前后，林木順在瑞金犧牲，未能踏上那條漫長的北上之路。這種“長征前夜的消逝”，在紅軍干部中并不少見，卻讓他的名字更顯凄涼——在多數紀念敘述中，人們更熟悉那些走完長征的將領，而像林木順這樣犧牲在起點處的人，則容易被忽略。

第六位是王萬得。他同樣來自臺北，年輕時參加過“臺共”的創建工作。組織遭遇嚴重破壞后，他被日本警方逮捕，在監獄中度過多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得到釋放，走出牢房時，年紀已不算輕。這種被關押長達數年的經歷，對一個人的身體和精神都是巨大消耗，但他并沒有就此隱退。

1947年后，他轉入公開政治舞臺，在大陸參與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工作，先后擔任臺盟華東總支部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屬于統戰領域的重要臺灣成員之一。他一直工作到晚年，1985年病逝，享年八十二歲。對比早早殞命的同輩革命者，他的生命歷程尤其漫長，也記錄了臺灣革命者從秘密斗爭轉向合法政治參與的一個階段。

施英的名字，今天在公眾視野中出現得不多，卻頗具代表性。他早年參加臺灣的革命軍活動，在島內反日抗爭中已經展露頭角。后來，隨著“臺共”遭到鎮壓，他轉赴中央蘇區，在紅色根據地擔任職務，最后在江西戰斗中犧牲。他的一生幾乎全在武裝斗爭中展開，從臺灣的山林，到江西的革命根據地，戰場換了，目標卻一直沒變。

最后一位是張志忠。他來自嘉義，和前面幾位一樣，也是日本統治下成長的一代。他早年參加臺灣無產青年會，隨后走上更直接的革命道路。全面抗戰爆發后，他加入八路軍一二九師，先后在冀南軍區擔任干事、敵工部科長等職。這個身份相當特殊——在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中，臺灣人并不多，他是其中極少數之一。

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后，組織上安排他重返臺灣開展秘密武裝斗爭與政治活動。這個任務風險極高，需要與島內復雜勢力周旋。1954年3月，因為蔡孝乾的叛變，他的身份暴露，被國民黨軍警逮捕并處決，年僅四十四歲。有人曾經這樣評價他：“生在殖民地，死在政治高壓之下，中間那段路，只能用‘背負’兩個字來形容。”

三、在大陸與臺灣之間：身份、選擇與后續影響

這八個人，生于不同年份，走上革命道路的時間也不一樣，但有三個共同點，很值得留意。

一是成長的時代背景相近。絕大多數人童年或少年時期，就已經處在日本統治的臺灣社會。殖民制度下的歧視教育、治安警察制度、土地兼并，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有的通過讀書接觸到“民族”這一概念，有的在現實中感受到“二等公民”的壓抑。反抗日本、找回尊嚴，是許多人踏出第一步的重要動因。

二是選擇都超出了臺灣本島的范圍。無論是留學蘇聯的謝雪紅，還是在上海大學投身學生運動的翁澤生，或者在廣東革命政府任職的林資鏗，他們的活動場域，早已不是單一的“臺灣問題”，而是整個中國的革命格局。試想一下，一個臺中出身的青年，能在廣東成為旅長級將領；一個臺北學生，能在上海組織大規模罷工示威。這種跨地域的流動，本身就說明，臺灣與中國其他地區之間的聯系，并未因為一紙割讓而切斷。

三是多數人在不同階段，完成了從“臺灣人”到“中華民族整體成員”的身份認同轉換。值得一提的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不在乎臺灣，相反，正因為在乎，所以更希望通過參與整個中國的變革，來為臺灣爭取出路。謝雪紅參與“二二八”起義，張志忠回臺從事秘密武裝工作，王萬得在臺盟系統中為臺灣發聲，都是在各自崗位上延續這種關切。

當然，他們的結局并不相同。有的在牢獄中去世，有的在戰火中犧牲，有的病逝在書桌旁。有人留下了厚重的著作，有人只留下零散的檔案記錄。就連政治評價，在不同年代、不同陣營的史書中，也被賦予了各異的色彩，這一點并不意外。

不過，有些事實還是比較清晰的。比如，“臺共”作為一個早期地下組織，確實從1928年前后開始活動，大約在1931年前后遭受嚴重打擊后名存實亡；又比如，這八位人物中的若干，在中共中央檔案、國史館文獻、黨史資料中都可查到明確記載；再比如，他們中的不少人，在新中國成立后由相關部門正式確認烈士或革命者身份，這些都不是憑空想象。

有意思的是，連橫的角色與其他七人略有不同。如果說謝雪紅、翁澤生這一路，更偏向于左翼革命道路，林資鏗屬于孫中山門下的軍政體系，張志忠屬于抗戰與解放戰爭時期的武裝力量，那么連橫更像是用筆和書籍參與這場漫長斗爭。他在上海整理《臺灣通史》等史料，把臺灣從日本當局構建的“帝國邊疆敘事”里拉出來，重新放回中華文明的語境。這種“文化上的歸隊”，在當時并不顯眼，卻具有長遠影響。

從時間線看，這八人的活躍期大致覆蓋了從清末到1950年代中期的整整半個世紀：

林資鏗活躍于辛亥革命與護國運動年代，1925年遇害；

連橫在清末、民初與日據臺灣之間來回奔走，1936年去世；

翁澤生、林木順、施英、張志忠，一批人在二三十年代的革命運動和抗戰中先后犧牲；

謝雪紅、王萬得則在1949年后繼續在政治舞臺發揮作用，分別于1970年、1985年病逝。

如果把他們的名字按時間順序排列，可以看到一條頗為清晰的線索：

從武裝抗日的傳統民主革命，到帶有國際背景的無產階級革命，再到人民政權建立后的統一戰線工作，臺灣人參與中國革命的方式不斷變化，但臺灣與大陸之間的關聯始終存在。

有人在行軍途中感嘆：“要是臺灣也能早日擺脫殖民與壓迫就好了。”同行的戰友半開玩笑地回了一句：“那得看我們這條路能不能走通。”這句看似隨口的話，其實說出了他們共同的期待。對這八位革命者來說，無論身處哪一條戰線，他們面對的都不只是一塊島嶼的命運，而是一整個時代的沉浮。

他們的故事，沒有太多浪漫色彩，更多是連續的風險和選擇。有人贏得了政治地位，有人只留下墓碑上的幾個字，但從整體上看，這群從臺灣省走出來的革命者，在中國近現代史中確實占據了一席之地。他們所承擔的，不只是個人前途的起伏，還有一個島嶼與一個國家之間，長達數十年的復雜糾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