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江青邀請張治中跳舞，毛澤東幽默評價其文化進步

1958年9月的一個悶熱夜晚，武漢東湖邊燈光搖曳，音樂聲從大廳里緩緩傳出。舞池中央，江青伸手向一位頭發花白的老人做了個邀請的動作。老人略顯局促，笑著擺手：“我不會跳啊。”江青卻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說：“張先生，今晚就學一回，總該下海試試。”

不遠處，毛澤東坐在椅子上看著這一幕，瞇著眼，臉上盡是興味。舞曲響起，張治中被“趕鴨子上架”，跟著江青在舞池里晃動了幾圈。等兩人走回來，毛澤東忍不住打趣道：“你也下海了，可見你的文化程度提高了嘛。”一句話，把全場都逗樂了。

如果只從這段小插曲看，很容易把它當成一次普通的玩笑?？杉毤氁幌?，這背后牽出的，卻是十幾年來兩個人從敵對陣營到深交好友的漫長過程，也是新舊中國交替中，少見的那種“既有原則，又有人情味”的關系。

說到毛澤東與張治中，得把時間往前撥回到1945年，撥回到那三次“延安之行”。

一、一位“國民黨少將”和三次延安之行

1945年8月，抗戰剛剛結束，全國局勢迷霧重重。國共兩黨之間，既有合作的名義，又有暗流涌動的對立。就在這種時候，蔣介石連發三封電報，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國民黨內部不少人斷言：毛澤東不敢來。

張治中當時已經是國民黨軍委政治部部長、總統府侍從室主任，在蔣介石身邊位高權重。他從未見過毛澤東，只是通過多年黨內宣傳，心里早被刻上一個印象：那個陜北來的，土得掉渣的“共產黨頭子”。

出乎他意料的是，毛澤東答應來重慶，而且氣定神閑。蔣介石隨即讓張治中帶人飛赴延安迎接。這是張治中第一次踏上黃土高原。

延安給他的第一感覺，說不上壯觀，卻有股說不出的踏實感。窯洞簡陋，人卻精神。見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后，他原先那套刻板印象，幾乎當場被打碎。原本以為是個粗野的“山溝領袖”，結果一聊才發現，毛澤東談起中國近代史頭頭是道，對國際局勢也極清楚，還時不時說句幽默話，氣氛就輕松起來。

在延安短暫停留后，張治中護送毛澤東等人飛赴重慶。重慶談判危險重重，周恩來為毛澤東的安全愁得團團轉，最犯難的是住處問題。紅巖村偏僻，特務多；曾家巖五十號又太擁擠，防護條件有限。

周恩來反復權衡，最后把目光投向張治中的官邸——桂園。既不太偏，又便于聯絡，環境還相對安全。他帶著幾分試探去找張治中說明情況，話還沒說完，張治中就爽快表態：“毛先生住的地方你盡管放心，我把桂園騰出來給他住。”

他還主動提出：自己帶來的警衛大多是湖州老鄉，紀律不錯，可以負責警戒。不過周恩來考慮到統屬問題，最終仍讓當地憲兵承擔警衛任務。張治中的心意，毛澤東記在心里多年。

重慶談判僵持了四十多天，爭論激烈，卻始終沒有完全撕破臉。張治中在這期間，對毛澤東的印象不斷加深：這人并非一般政客，而更像是一個沉穩的戰略家。到了談判后期，周恩來愈發擔心毛澤東在重慶的安全，私下里對張治中說，希望盡早簽訂協議，讓毛澤東回延安去。

張治中當場表態：“我既然接毛先生來，就要負責送他平安回去?！边@句話，后來毛澤東多次對人提起。

1945年10月，談判暫告一段落。8日晚上，張治中專門為毛澤東設了盛大歡送會，五百多人到場。張治中在席間致詞，言辭熱烈，連國民黨內不少人都覺得他有些“偏向共產黨”了。

11日，他親自坐專機送毛澤東返回延安，這是他的第二次延安之行。延安方面卻反過來為他辦了歡迎宴。席間氣氛極好，談笑交織，倒像是多年故舊久別重逢。第二天，毛澤東送他去機場，在路上忽然說了一句：“你是真心要和平的。”

張治中愣了一下，忍不住問：“何以見得？”

毛澤東提起兩件舊事：他曾主導把《掃蕩報》改名為《和平日報》，削弱了國民黨“剿共”宣傳的味道；他還撤銷了康澤經營的秘密集中營，釋放不少政治犯。這兩件事，當年在國民黨內部頗為扎眼，卻被毛澤東記得清清楚楚。

可以說，從那一刻起，張治中心里對中共以及毛澤東的看法，已經開始悄悄轉向。

1946年3月4日，他第三次來到延安，這回是隨美國特使馬歇爾一同前來調停內戰。歡迎會上，張治中開了句玩笑：“我這次來，是第三次到延安了，將來寫歷史，可別把我這三次忘了。”

毛澤東聽后笑著接話：“你以后也許還有第四次來延安呢，怎么只說三次？”

張治中順勢說：“如果和平實現，政府改組，你們恐怕要搬到南京去了，再想來延安就不容易了嘛?！痹捓飵е敕制诖?，卻終究只是期待。后來的事情大家都清楚，內戰越打越大，這場調停注定失敗。

二、北平和談破裂：站在岔路口的“調人”

時間很快推到1949年春天。此時解放戰爭已經進入尾聲，平津戰役結束，華北基本解放，國民黨主力節節敗退。南京政府明白大勢已去，卻還想通過談判談個“體面收場”。

在這樣敏感的節點上，張治中被任命為“和平代表團”首席代表，飛往北平和中共談判。按常理說，他這些年在黨內一直被視為“溫和派”，這回算是被推到臺前當“緩沖墊”。

4月1日，代表團抵達北平。第二天，毛澤東在香山雙清別墅設宴款待。相隔數年，兩人再見，已經換了天地。但從舉止到寒暄，一點尷尬都沒有。毛澤東握著他的手，笑著說：“謝謝你當年在重慶的招待啊。你在重慶用酒席招待我，我回延安，只好用小米招待你，虧欠得很。”

餐桌上，毛澤東又問起張治中的家人，聊得很細。臨近散席時，他認真問張治中：“對以后國家建設，你有什么意見？”這個問題問得直接，也很見態度。張治中想了想，提了一個建議：在外交上不應偏向某一方，蘇、美應當同時重視。

這句話在當時，算是比較有遠見的意見。當然，歷史的進程后來有它復雜的走向，但在1949年春天，能提出這種看法，至少說明張治中考慮問題已經與舊式國民黨政客不同。

10多天的談判后，4月13日，中共方面擬定了《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張治中拿到手，粗粗一看，心里就涼了半截——這份協定的立場基本站在新政權的一邊，對舊政權幾乎不再保留。若南京同意簽字，就等于主動交出政權。

協定送到南京，李宗仁還算猶豫了一陣，蔣介石看完直接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結果不難想象，南京政府拒絕簽署，北平和談正式破裂。

4月21日，李宗仁電告張治中：“兄等此行勞苦，事雖不成，仰俯無愧……”表面上是客氣話，實際意思很清楚——趕緊回來說一聲“談不成”。

代表團內部這時候意見就分裂了。有的人認定南京已經是“破船”，不愿再回去；有的人想著“組織還在那邊”，準備返回復命。張治中當著大家的面，把話說得很明白：“我們是代表團，任務是來和談的。和談既然破裂，照理說應該回去匯報。大家去留可以自由選擇，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p>

他這個表態，看上去像是“知難而回”，背后其實有極復雜的個人抉擇。跟隨新政權，符合時代潮流；回南京復命，則合乎舊道德、舊忠誠。兩邊拉扯，他一時很難邁出那一步。

也正因為看準了這一點，毛澤東和周恩來才格外用心。周恩來提前安排地下黨把張治中的家眷接往北平，讓他沒有“家人在敵區”的后顧之憂，又請李立三、林伯渠等老同志輪番做工作，反復勸他不要為那一套“忠臣必死于舊主”的道德所困。

周恩來有一句話，張治中聽了很受觸動：“西安事變的時候，我們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現在不愿意再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了?！鼻耙晃弧靶諒埖呐笥选?，指的是張學良。

這種話，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帶著一點心酸的真心話。張治中原本就對國民黨內部那種腐敗、專橫的作風頗為不滿，又長期目睹共產黨在戰時的那股實干勁，對比放在心里越久，天平就越傾斜。

在這樣反復勸說和現實局勢的雙重作用下，他最終決定留在北平，不再回南京。這個選擇，對他個人來講，是一次人生軌跡的大轉彎；對新中國來講，則意味著多了一位熟悉舊制度、同時誠心擁護新制度的“橋梁人物”。

留在北平后，新政權的籌建工作馬上緊鑼密鼓地展開。毛澤東很直接地表示，希望張治中在新政府中擔任職務。張治中起初頗為猶豫，說了一句頗為發自內心的話：“過去的政府搞失敗了，我這個人也該成為過去的人了?！?/p>

毛澤東不這么看。他用過年打比方：“過去那一段，就好比大年三十已經過去了。從現在起是大年初一，可以重新干起。”言語樸實，卻很有力量。這種不翻舊賬、從實際能力出發的態度，既是眼光，也是一種格局。

在隨后召開的人民政協籌備會上，關于國名、國旗等象征性問題，張治中都參與了討論。關于國號，原本有人提議“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張治中指出：“共和本身就含有民主，只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夠了?！边@一看似文字上的小調整，后來被采納，成了今天眾所熟悉的國名。

談到國旗，更有一段頗為有意思的小插曲。政協代表們從兩百多幅圖案中選出三幅，毛澤東個人偏向其中一幅：紅底，一顆黃色大星，下面一條黃色橫杠，象征黃河。張治中看了一會，提出不同意見：“杠子從來不代表河流，中間一杠，容易讓人誤解為把國家分成兩半，不太妥當?！?/p>

這個看法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同。經過再度討論，最終才確立了沒有那一條橫杠的五星紅旗方案。

三、從“黨外重臣”到生活中的朋友

新中國成立后，張治中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民革副主席等職務。對一位前國民黨高級將領來說，這樣的安排分量極重。

也正因為如此，黨內黨外一時間議論不少。有些老干部心里打鼓：過去跟共產黨浴血奮戰的人，反倒不如這位“舊軍官”官銜大？社會上甚至流傳起幾句譏諷他的順口溜。

張治中自己也聽到了，有些不安，于是當面問毛澤東：“外頭有些議論，你是怎么看的？”毛澤東坦言：“黨內正在做說服教育?！睆堉沃薪又穯枺骸澳钦f服得如何？”毛澤東嘆了口氣：“沒那么快，要慢慢來。”

這番對話里，沒有粉飾太平，反倒是一種很現實的坦誠。張治中聽完之后，就不再在意這些閑話，轉而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對他來說，能在新政權中發揮作用，比爭一口面子重要得多。

毛澤東對他，也不僅僅是“政治上重用”這么簡單，生活中經常有些細節，能看出兩人之間那種不刻意卻很牢靠的交情。

1950年，山東一處合作社給毛澤東送來三棵特大的白菜。毛澤東看著這幾棵寶貝，隨口吩咐工作人員：“送一棵給張治中去?！睆埣沂詹说臅r候還特意稱了稱，足有二十七八斤。夫人看著這棵白菜實在稀罕，不忍下鍋，就栽在大花盆里。沒想到過了幾個月，居然抽心開花，成了他們家客廳里一樁趣事。

1951年5月，張治中要去視察淮河治理工程，臨行前忽然病倒。毛澤東知道后，專門寫信讓江青代為探望。1952年夏天，張治中從西安出差歸來，本想著去中南海拜訪毛澤東，沒想到毛澤東卻先到了他家，輕描淡寫一句：“你剛回來，就別跑了，我過來看看。”

這些舉動，在外人看，就像是“領袖對老干部的關照”?？蓪Ξ斒氯藖碚f，更像是老朋友之間互相掛念。這樣的感情，不是用幾次會面就能堆出來的。

1957年，毛澤東到北戴河休養，還特意叫張治中一家一起吃飯、看電影。那時候，張治中的身體已經不如前些年硬朗，但精神頭還不錯。兩家人一同在海邊散步，聊的也多是舊事和見聞，氣氛平和。

1958年的那次武漢之行，就發生在這樣一個背景下。

四、武漢視察與“下海跳舞”的玩笑

1958年9月，毛澤東南下視察，張治中也在隨行隊伍中。到武漢時，天氣悶熱，江面上水汽翻滾。張治中看著毛澤東臉色有些疲憊，勸他回去休息一會兒。毛澤東搖搖頭，忽然說：“去江里游一圈?！币恍腥吮愕谴霭l。

船上的午飯極其簡單：幾樣炒菜、點雞肉，再加黃瓜拌肉片，配米飯和冬瓜湯。吃過之后，毛澤東下江暢游。岸上、船上不少人看得心驚膽戰，張治中自己水性一般，只能站船邊喊了句：“主席，小心點?！泵珴蓶|卻反過來招呼他：“下水一起游??！”他連連擺手。毛澤東笑著給他起了個“觀潮派”的外號。

第二天晚上，湖北省委準備了一個不算隆重的舞會，算是給在漢的領導干部放松一下，毛澤東也去了。他知道張治中不太會跳舞，特意逗他幾句：“你們國民黨當年開舞會不少啊，怎么還不會跳？”接著又半真半假地說了那句：“看來文化程度有待提高，連舞都不會?！?/p>

江青聽說這事，便在舞會中主動走到張治中面前，伸出手邀請。張治中有些為難，嘴上說“不會”，腳下卻也不好退得太遠。周圍人都看著，他只好硬著頭皮“下?！保鴺非~步，節奏亂不亂，也顧不了那么多。

一曲結束，毛澤東笑瞇瞇地對他說：“你也下海了，可見文化程度有所提高?！睆堉沃兴实亟恿司洌骸拔姨栌袀€‘三不管’——不管音樂，不管舞伴，不管步子?！边@一來一回，把嚴肅的政治人物和輕松的生活情景，巧妙地連在了一起。

第三天，毛澤東接見武漢軍區黨代表，會后到大操場上合影。張治中心里盤算：這是黨代表照相，自己一個黨外人士，站在旁邊就行了。誰料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走過來：“主席等你一塊照呢?！睆堉沃杏行┛蜌猓骸拔揖筒徽樟税伞！泵珴蓶|直接回了一句：“為什么？前幾次開黨代表會議，不也請了不少黨外朋友一起照嗎？”話說到這份上，他只能站到主席身邊。

從重慶到北平，從延安到武漢，兩人關系的變化，其實并不復雜：一開始是互相試探的“對手”，后來是求同存異的“合作伙伴”，最后則成了可以開玩笑、能彼此信任的老朋友，身份沒變，態度卻變得更為自然。

武漢之后，還有一段關于“滑竿”的小對話，也頗能說明問題。

視察結束，張治中提議去黃山看看。毛澤東有些動心，問：“山上有路嗎？車能上去嗎？”張治中說：“有路，車不能上，就坐滑竿。”所謂滑竿，就是兩人抬著竹椅，專門讓人省力登山的工具。

毛澤東只是擺擺手：“我不能坐滑竿。”當時張治中還不太明白，只覺得這東西平常人也會坐，沒什么大不了。后來在杭州閑聊，毛澤東又提起爬山的事，問他這幾天去了哪些地方。張治中回答：“三潭印月、靈隱寺、平湖秋月、孤山……南高峰、北高峰就沒去了?！?/p>

毛澤東追問：“為什么沒去？”張治中苦笑：“腿腳不行，又沒有滑竿，只好作罷。”毛澤東指著自己的腿說了一句：“我有這兩條滑竿?！边@話聽著像玩笑，意思卻很清楚：山是給人走的，別人抬著自己上去，心里終歸會覺得過意不去。

這一番話說得不重，卻透露出他對“領導該怎么待人”的一種態度。張治中聽明白了，不再提滑竿的事，對毛澤東也多了一層心照不宣的敬意。

1965年以后，張治中年近七十，身體狀況漸漸不行，各種老毛病都出來了。毛澤東多次讓人去探望，還特意從東北寄來上好的參茸補品?？蛇@些東西只能緩一緩終點的腳步，改變不了走向。

1969年，張治中病情惡化，自知時日無多，托人寫了一封留言，大意是：“人生七十古來稀，我也沒什么遺憾。但愿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边@不是演說稿，也不是什么公開文告，而是一個走到生命尾聲的人，對自己這一輩子最終站在哪里的明白態度。

幾十年風云變幻，炮火、談判、政權更迭，全都從兩個人的身邊掠過。張治中從國民黨高級將領，到新中國的重要“黨外朋友”，其間有徘徊，有掙扎，也有看清大勢之后的決斷。毛澤東待他，既有政治上的信任與使用，也有生活中不時流露的小心思、小真誠。

1958年那個舞池里的玩笑，看似輕描淡寫，實則是多年信任積累后自然流露的一句戲謔。說“文化程度提高了”，說到底，是對一個舊時代軍人，愿意以新的方式融入新社會的一種認可。對那一代人來說，這樣的轉變并不容易。能做到，已經不算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