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為何屢屢針對李鴻章？除了政見不合，還有未清舊賬

同治三年初春，北京的天還帶著寒意，刑部獄墻后，一個風燭殘年的讀書人正被押解出獄，準備發配邊陲。這個被判流放的人，名叫翁同書。沒人會想到，幾年后，圍繞他的一樁舊案，會變成晚清政壇上一段揮之不去的“陰影”，甚至影響到他弟弟翁同龢與李鴻章之間長達數十年的纏斗。

這段恩怨，如果只看光緒朝那幾場吵得沸沸揚揚的廷爭，很容易被概括成“政見之爭”：一位是主張變通的洋務重臣，一位是死守名教的內閣大學士。可細細撥弄時間線，就會發現他們之間還有一筆算不清的“舊賬”，要從咸豐十年那道彈劾奏折說起。

有人用一副對聯概括光緒年間的朝局：“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這合肥，就是李鴻章；常熟，則是翁同龢。李掌軍機、總督一方，手握洋務實權；翁居內閣，出入上書房，深受兩宮信任。看似一文一武，一內一外，本可相互配合，卻偏偏走向了針鋒相對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很多晚清士大夫都知道，這兩位在朝堂上的每一次正面沖撞，背后都飄著一個已經去世多年的名字——翁同書。要弄清楚翁、李之間為何難以相容，就得從這位大哥的命運講起。

一、常熟翁家與湘淮集團的微妙關系

常熟翁氏在道咸之際可謂炙手可熱。翁心存在咸豐年間官至體仁閣大學士，是朝中老成宿望，平日提攜后輩不遺余力。曾國藩初入軍機、李鴻章嶄露頭角時，都多少承了翁心存的情面。照理說，這樣的人家，與曾、李兩人應該是世交，怎么會結下仇怨？

關鍵在于角色變化。

道光末年到咸豐初年，朝局搖擺不定，太平天國席卷江南，旗人勢力節節退縮。就在這個當口，湘軍崛起，曾國藩從一個理學名臣，迅速成長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他身邊的幕僚與親信，比如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也順勢成了新興的政治集團。

而翁家，依舊是典型的京官士族，主戰場在六部九卿、翰林內閣一帶，更看重的是禮法名分、科舉出身，講究的是“文章氣節”。兩個圈子，一文一武，起初還能保持一些禮貌性的往來，但隨著楚軍、淮軍的勢力擴張，傳統士族明顯感到壓力。

恰在這時，咸豐八年翁同書從翰林、學政系統轉出，奉旨出任安徽巡撫，兼理軍務。這一步，本是翁家從京官士族邁向地方重臣的關鍵轉折，也等于半只腳踏進了“軍務圈”。問題也就從這里開始埋下伏筆。

有人說，翁同書這一生做官，最大的優點是清廉，最大的缺點是性子軟。看他在安徽任上的表現，這句話大致不錯。

太平軍在安徽境內幾進幾出，州縣殘破，百姓流離。翁同書到任之后，不是急著在簡放、軍功上做文章，而是先從賑濟、修堤、減稅入手，竭力恢復農業。他不愿濫殺，也對地方紳士、團練頭目多有照拂，在老百姓口碑里，是個“好巡撫”。

但在湘淮集團那套邏輯里，“仁政”并不能抵消“缺乏殺伐”的問題。湘軍對太平軍向來采取鐵血鎮壓的方式，斬首、遷械、焚城都是家常便飯。對比之下，翁同書那點溫和作風，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這位出身翰林的巡撫，與其說是湘軍體系的一員，不如說是在邊緣徘徊的人。曾國藩對他并不十分看重，安徽軍務大多轉托給袁甲三等親信。外表看起來大家還算客氣，內里其實早已埋下了“看法不同”的種子。

也正因為這種若即若離的狀態，到了“壽州事件”爆發時，翁同書成了那個最尷尬的角色。

二、壽州城下的誤判：一個讀書人的軟肋

咸豐十年冬天，皖北壽州局勢突然緊張起來。地方團練首領苗沛霖起兵圍城，這在當時的朝堂看來，已經接近“謀反”性質，而事件的走向，正是后來翁家與湘淮集團徹底翻臉的關鍵節點。

苗沛霖出身鳳臺，早年也是奉旨組織團練，幫著清軍對付太平軍和捻軍。打仗打多了，手下人馬越聚越多，加上袁甲三、勝保等大員時常給他撐腰，久而久之，這位團練首領的膽子也就大了起來。

他在所控制區域橫征暴斂，甚至驅逐正印官員，這在清朝律例里已經非常危險。袁甲三一邊利用他打仗，一邊又對他伸縮不定，既想讓他擋刀，又舍不得放棄這股人馬。苗沛霖看得也清楚，心里難免生出別樣念頭。

咸豐十月，他試圖掌控壽州團練，被當地紳士孫家泰、練總蒙時中斷然拒絕，雙方積怨由此結下。到了十二月，苗沛霖率眾逼近壽州，點名要城中交出孫、蒙等人。壽州城內自然不從，雙方暗斗一場，苗沛霖派人潛入城中，被發現后全部處死。

這下火徹底點著了。

“早知如此，當日就不該和他虛與委蛇。”壽州紳士間傳出這樣的抱怨。

翁同書此時的立場，剛開始其實很明確。他在得報后，立即趕赴壽州附近，傾向于以“剿”字對待苗沛霖，因為從法律角度看，一個團練敢圍攻州城，本身就越界太多。問題是，有沒有人給他兵？有沒有人挺他？

答案很清楚：沒有。

軍權不在安徽巡撫手里，而是在袁甲三等總管軍務的大員處。袁甲三與湘軍親近，又習慣拿團練當棋子，根本沒準備和苗沛霖撕破臉。他的態度是“撫”，想辦法哄一哄，等時局稍穩再說。

在這種“上撫下剿難兩全”的情況下，翁同書處境就尷尬了：既不完全認同“撫苗”的路線，又缺乏實際掌控兵馬的能力。加之他本就身體欠佳，幾番折騰下來，只能上疏辭去安徽巡撫，準備回京另候簡用。

朝廷那邊因為二次鴉片戰爭和內廷爭權焦頭爛額，對皖北局勢并不上心，聽信袁甲三建議，調湘軍將領李續宜接任巡撫，免去翁同書。手續辦完，壽州卻已經陷入漫長圍困之中。

咸豐十一年二月，苗沛霖正式圍城，壽州之圍一拖就是八個多月。袁甲三在暗中做的事，更讓局勢雪上加霜——他偏袒苗沛霖，下令秘密處死孫家泰、蒙時中等人，以為這樣能夠息事寧人。

結果，非但沒平事，反把鍋甩到了翁同書頭上。

壽州一破，苗沛霖進城，先對孫、蒙兩家大開殺戒，血債滾滾。奇怪的是，他對官署、糧倉卻頗為克制，還在翁同書面前裝出一副“無心造反”“被人誤會”的姿態。對一個書生型官員而言，這種說法確實有一定迷惑性。

“苗某一心效命朝廷，奈何屢遭誣陷。”類似的話，極可能當面說過。

翁同書信了幾分。這是他的軟肋——他習慣從道理、從名分出發，試圖辨明人心，而不是單純依據軍政利益來判斷威脅。于是，他上了一道奏折，為苗沛霖做了幾句辯解，強調此人“非真逆賊”。

這道折子一出，朝野嘩然。

滿朝大臣本就對壽州圍城久不解極為不滿，很多人主張痛剿苗沛霖。翁同書這一“為苗辯解”的動作為對立面提供了絕佳借口——一個缺乏兵權、位子又不穩的巡撫，突然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站到了“包庇嫌疑人”的位置上，被人抓住把柄也就順理成章。

這便為后來的彈劾埋下了伏線。

三、曾國藩的奏折與李鴻章的“代筆之罪”

同治元年二月，四處戰事稍緩，翁同書押解進京。出人意料的是，這位前巡撫到京時，除了幾包舊書、一床破棉被，再無其他行李。對于一個曾經銜命督撫皖地的高官來說，這樣的身家不能不說有些寒傖，卻足以證明其清廉。

然而清廉并不能擋住一紙彈章。

就在翁同書踏進京城的前后腳，曾國藩的一道彈劾奏折也呈到了兩宮太后案頭。這份折子言辭鋒利，對翁同書在壽州事件中的“失察”“庇逆”進行了嚴厲指責，連帶著對其品行、才能也做了極為苛刻的評語，要求“從重處置”。

奏折的起草者，卻另有其人——李鴻章。

當時的情形，是典型的“上意下達，下筆有人”。曾國藩身在兩江，總覽軍務，疏通朝廷，自然要對各省官員的功過給出態度。李鴻章此時雖未達到日后“北洋領袖”的高度，但已是湘軍系中頗具文才且善于辦事的人選，替曾國藩構思奏折，是順理成章。

李鴻章寫東西，一向講究斟酌，既要合乎事實，又不失政治效果。曾國藩的對翁同書的戒心，本就夾雜著對“軟弱、優柔”的不滿，他自然不會在措辭上留太多情面。這么一來，這道折子便顯得尤為嚴酷。

兩宮太后當時對曾國藩極為倚重。咸豐帝死后，奕詝年幼，政權轉入慈禧、慈安手中，東南平亂非曾國藩不可。既然曾國藩明確表示翁同書有大罪，朝廷也就順勢將這位安徽前巡撫判處死刑。

同治元年至同治三年一月，翁同書被關押在刑部大牢，度過了近兩年鐵窗生活。到了同治三年二月，情勢又有變化——開國頭功紛紛考慮善后，朝廷也開始顧忌輿論與名望，對過重的處置進行“降格”。于是，死罪改為流放新疆。

六月，翁同書押解途中經過山西，又被改發甘肅軍營效力。表面上是“充軍”，實際已經隱含著又一層寬宥的意味。只是，疆場條件艱苦，這位久病的讀書人哪經得住？到同治四年十二月，翁同書病死軍中。臨終前，他留下一句話：“不求身后之榮，但愿昭洗不白之冤。”

這句話傳回常熟翁家，弟弟翁同龢聽在耳里，自然不是滋味。

太平天國被平定之后，清廷開始對許多戰時案件進行復查。壽州案真相漸漸明朗——苗沛霖的確有反側之心，圍城、屠戮并非被迫而為。對照當年的奏折和實情，曾國藩也不得不承認，翁同書在案情判斷上或許有誤，但并不構成“通謀叛逆”的重罪，更談不上“該死”。

朝廷隨即為翁同書平反，撤銷原先處分，追贈都察院左都御史，賜謚“文勤”。名義上冤案昭雪，一切好像都回歸平靜。

然而在長于名節觀念的士大夫家族眼里，這個過程并不輕松。翁家長子含冤而死，赦令、謚號固然體面，卻換不回一個活生生的人。曾國藩是直接上疏者，但常熟翁家對他反而相對克制，相對“好說”，畢竟翁心存在世時，對曾國藩略有提攜，兩家之間還有舊情可言。

事情的微妙之處，在于另一個名字——李鴻章。

在很多讀書人看來，曾國藩的奏折雖嚴苛，多少出于軍務大局考慮，而那個執筆之人，則顯得格外刺眼。尤其是當李鴻章日后權勢日隆，成為洋務領袖、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后，這層“代筆之罪”就更容易被放大。

有段時間，翁同龢在私下說起這事，只淡淡一句：“吾兄之案，代筆者非不知詳情。”話不多，卻透著一股壓抑不去的怨氣。

四、從舊怨到公堂：翁李之爭的另一面

光緒年間，翁同龢已經躋身內閣中樞，一度掌管上書房，深得慈禧信任。李鴻章則在北洋主持數十年軍政外交，是實際上的半壁江山之主。兩人隔著千里，一個主內，一個主外，本來交集不算太多，但只要朝廷內外出現大事，兩人的意見就難免相左。

對洋務的態度，是他們最易發生沖突的一塊。

李鴻章在同治、光緒年間大力發展洋務，自稱“以夷技制夷”，創辦江南制造局、輪船招商局，修建電報、鐵路。對他而言，引進西方技術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即便招來守舊士人的非議，也在所不惜。他的政治思路，以“權衡利害”為主，實用主義色彩濃。

翁同龢則恰恰相反，他從小讀程朱理學，對綱常名教看得極重，對西方器物雖不完全排斥，卻始終警惕“變本傷道”的危險。他在上書房教習光緒帝時，講得最多的，是“守成”“持正”，對洋務重臣的某些做法，很難真正認同。

這么一來，只要涉及用人、軍費、對外談判，兩人就很容易在朝堂上頂撞。

有人只從表面看，認為翁同龢“好斗”“刁難”，但如果把時間往前推，看到翁同書案的背景，就會發現，這種針鋒相對不只是學術政見上的沖突，還夾雜著一層隱秘的家族情緒。

面對李鴻章的奏疏、條陳，翁同龢時常抓住細節窮追不舍，尤其在評價戰事功過、經費開支時，格外苛刻。在不少場合，他甚至用上了非常尖銳的筆鋒，讓李鴻章難以下臺。有人私下勸他：“何必如此不留余地？”翁同龢只是搖頭，并不多說。

試想一下，在常熟翁家的記憶里，那個曾經拿筆寫下嚴厲彈章的年輕人，如今已貴為封疆重臣，握有北洋大權。一想到大哥的那段遭遇，翁同龢的態度，很難做到完全“公事公辦”。

從李鴻章的角度看，他也并不愿公開提起當年那道奏折。李自己行事一向圓滑，善于調和沖突，對翁同龢的攻擊，多半采取“能忍則忍”的方式。他清楚，光緒朝內廷對翁的信任不容忽視，正面對撞，對誰都沒有好處。

不過，這種壓著不說的舊怨，越積越厚，到了中日甲午戰爭前后，更是被時代的劇變推到了臺前。

甲午戰敗之后，國內輿論沸騰，李鴻章在很多士大夫眼中成了“誤國之臣”，而翁同龢在此時的態度頗為復雜，他在某些場合確實對李的對外交涉頗多微詞。有人便認為，這是他舊怨借機發作。

但從史料看，兩人的糾葛并不等同于“私人報復”。李鴻章在對外實務上確有失當之處，而翁同龢代表的，是一種更傳統的、甚至略顯僵化的國家觀念。二者交錯在一起，就像兩條繩索擰成一股——一條是宿怨，一條是政見。他們每一次公開的激烈交鋒，背后都纏繞著那段咸豐、同治年的歷史陰影。

不得不說，晚清的士大夫，無論是“實用派”還是“道統派”，都擺脫不了個人恩怨與家族記憶的牽引。曾國藩的奏折、李鴻章的代筆、翁同書的流亡、翁同龢的剛烈，合起來像一面鏡子，照出的是一個時代的彎曲軌跡。

如果把時間線按順序拉開，從咸豐八年翁同書入皖，到咸豐十一年壽州之圍，再到同治四年翁同書病死軍中、同治末年平反昭雪，最后延伸到光緒朝翁李相持不下的局面，會發現許多看似偶然的節點，其實都串在一根線上。

這根線，就是舊式士大夫政治里最難擺脫的東西——臉面與恩怨，與公事糾纏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李鴻章縱橫捭闔一生，卻始終沒能贏得常熟翁家的諒解；翁同龢以剛直聞名，卻也未必完全壓得住心中的那點耿耿。

晚清的風雨，在他們身上留下了一道又一道清晰的印痕。讀到這里，或許就能理解，為何“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這樣簡單的一副對聯，背后卻藏著這么多回合的較量，這么多年來算不清的一筆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