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為何迅速滅亡？細看他們混亂的皇位繼承就清楚了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一三六六年，北風(fēng)卷著沙塵吹過大都城頭，宮城深處卻依舊燈火輝煌。御前的太監(jiān)小聲稟報道：“外面又亂了，殿下，山東、江南那邊的軍報，一封接一封。”殿中那位主子卻擺擺手，只盯著案上的佛經(jīng)，對身邊人說了一句：“明日再看。”這一句“明日再看”，其實拖了不止一天，而是拖垮了整個王朝。

元朝從一二七一年正式定國號，到一三六八年大都失守，看上去有九十多年，但真正算上中間一茬茬皇位的空懸、爭奪、廢立，能算得上相對“正常”的統(tǒng)治歲月，并不多。問題出在哪？有人說是苛政，有人說是民族矛盾，其實往深里捯一捯，會發(fā)現(xiàn)一個繞不過去的核心——皇位到底該怎么傳。

這個問題，在中原王朝里看著很簡單：嫡長子繼承，或者在嫡長、旁支里選一個合適的。可到了蒙古人手里，這套說法一下子不靈了。

一、從忽里臺到大都城：兩套規(guī)則的碰撞

追溯元朝皇位的亂象，不能從忽必烈登基說起，還得把時間撥回到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病逝那一年。

在草原時代，蒙古最高統(tǒng)治者“大汗”的產(chǎn)生，靠的是忽里臺大會。說白了，就是各部貴族聚在一起，誰軍功大、聲望高、能拉到最多支持票，誰就有資格坐那個位子。這套機制有一個優(yōu)點：誰強誰上，講究的是“眾汗共推”。但缺點也擺在那兒——不穩(wěn)，變數(shù)極大。

成吉思汗活著的時候，已經(jīng)意識到這個問題，卻又不愿完全按中原那套嫡長子繼承的規(guī)矩來走。他的長子術(shù)赤有軍功，西征打得風(fēng)生水起，但出身被質(zhì)疑，母親也是爭議焦點。這事在蒙古貴族圈子里，成了抹不掉的陰影。所以，術(shù)赤始終沒被確立為當然的繼承人。

成吉思汗最后選了次子窩闊臺當大汗，還把攝政這樣極重要的權(quán)力，交給了幼子拖雷。這一安排，看著像是在做平衡：長子讓他在西方有一塊地盤，次子繼承正統(tǒng)，幼子把住軍權(quán)和后方。表面上每房都有分，誰也不至于撂挑子。

有意思的是，這個看似精巧的安排，等大汗一去世，立馬顯出隱患。拖雷攝政兩年，握軍權(quán)、掌實政，許多將領(lǐng)聽的是他的號令。窩闊臺雖然最后順利即位，可大汗之位和實際軍權(quán)，自此就不再是緊密捆綁的一體，而是開始分家。

窩闊臺當政時，蒙古帝國繼續(xù)擴張，兵鋒直抵中歐。可他一死，麻煩來了。貴由（窩闊臺之子）接位，術(shù)赤一支的拔都已經(jīng)在西方做大，拖雷一支也虎視眈眈。忽里臺大會上的冷臉、推托，說明大汗這個位子在不少人眼里，已經(jīng)不再那么“心甘情愿”。

貴由突然暴亡后，空出來的大汗之位，給拖雷一系提供了機會。蒙哥在一二五一年通過忽里臺會議登上大汗之位，他的當選，是幾系勢力較量的結(jié)果，尤其是拖雷后人對窩闊臺、術(shù)赤兩系的壓制。這一回合，拖雷一系笑到最后，但代價是帝國高層的裂痕，被徹底撕開。

到蒙哥的弟弟忽必烈這代，矛盾升級。他深知草原那套會把整個帝國拖進內(nèi)斗的深淵，于是開始嘗試“變道”：引漢制，定國號，立太子，把帝位往“家族世襲、嫡統(tǒng)繼承”的方向去拉。他在一二七一年定國號“大元”，首都定在大都，等于把帝國重心從草原硬生生扳到了中原。

問題在于，忽里臺傳統(tǒng)并沒有被廢止，草原上的諸王仍然覺得，誰當大汗，還得大家點頭。忽必烈既要做中原皇帝，又要做蒙古大汗，這等于是用一套身體，穿兩套完全不同的衣服。有些蒙古貴族對此十分不滿，認為他把原本屬于全體黃金家族的“天下”，私相授受給自己一房子孫。

這種觀念上的沖突，并不是立個太子就能解決的。制度沒完全定下來，人心也沒統(tǒng)一，新舊兩套規(guī)則就這么硬碰硬地纏在一起，為后面元朝皇位爭奪的亂局埋下伏筆。

忽必烈一生想做的，是把“共主大汗”的位置，變成“皇帝家天下”，但草原那一套老習(xí)慣，一直在人心里打樁。到了他死的那一年，一二九四年，這個矛盾其實一個都沒解開。

二、短命帝、毒酒杯：皇位成了奪命符

忽必烈走后，元朝從表面上看，皇位還是按“傳子”來走。中原史書常說元朝皇帝多短命，這不是一句空話。從元成宗鐵穆耳開始，那條“多災(zāi)多難”的皇位傳承線，就基本畫定了。

鐵穆耳是忽必烈的孫子，一二九四年繼位，在位十三年。一二九九年，他曾設(shè)太子，想按規(guī)矩辦，但命運不給時間，他一三〇七年崩逝，年齡不過三十多歲。更要命的是，他的兒子早夭，直系后人接不上，帝位突然懸空。

往往就是這種“空檔期”，最容易出事。鐵穆耳一死，王族里早就按捺不住的人，紛紛躍躍欲試。拖雷一系中，掌軍權(quán)較重的海山，率先動作。他在西北有兵、有名望，一路南下入京，一三〇七年登基，是為武宗。

海山并不笨，他知道自己上來壓了別人頭，自然會引起不滿。所以他采取“兄弟輪流”的打法——沒有把皇位傳給自己的兒子，而是把位置留給弟弟愛育黎拔力八達，讓其在他死后繼位，這就是仁宗。一三一一年，武宗病故，仁宗接位。

從表面看，這是兄終弟及，似乎有幾分“講義氣”的味道。可帝位這東西，一旦不往兒子手里走，后患就注定無法避免。仁宗掌權(quán)后，一個最重要的動作，就是大力削弱武宗一支的力量。對海山的兒子們，防得極嚴，還做出一系列安排，限制他們將來繼承皇位的可能性。

這一刀，砍在血脈上。仁宗也許是想穩(wěn)住大局，但站在海山后人那邊看，這就是赤裸裸剝奪正統(tǒng)的“斷路”。于是，仁宗一死，舊賬就被翻了出來。

一三二〇年，海山之子碩德八剌，在部分軍頭與舊臣支持下入主大都，這位就是元英宗。英宗年輕有抱負，對仁宗時的一些安排頗不以為然，上來就動刀整頓，清除政敵，想給元朝來一次“強力洗牌”。

可問題來了：皇位是他靠政變搶來的，朝中那些老資格貴戚、權(quán)臣，真心服他的并不多。英宗過于急躁，一些觸動利益太大的動作，讓他很快成了眾矢之的。一三二三年，他被人“酒毒”身亡，年僅二十八歲。一本正史里用一句“帝崩甚速”，就把這位短命皇帝的悲劇一筆帶過。

英宗一死，局面更亂。明宗和世?是海山的另一子，按理說，他有資格再度代表這一支爭位。他曾短暫登上皇位，只是在返京途中，喝了貼身侍從遞上的一碗乳酒，人就倒下了。一三二八年，明宗暴亡，很多蒙古貴族心里都明白，那碗酒背后是誰在動手，只是沒人愿意說破。

接下來的元寧宗，年幼登基，更像是權(quán)臣手中的旗號。實權(quán)落到誰手中，殿中幾位權(quán)相、外戚心里清得很。小皇帝每天能做的，不過是按時上殿，照著寫好的詔書念幾句。外人看著是皇帝坐在龍椅上，但決定朝政的是背后那幾雙看不見的手。

從武宗、仁宗，到英宗、明宗，再到寧宗，短短二十年左右，朝廷內(nèi)接連換了好幾位帝王。政變、毒殺、廢立幾乎成了家常便飯。皇位不再是安穩(wěn)尊位，而像是一塊裹著毒藥的肉，誰咬上一口，嘴里有味，命也差不多到頭了。

不得不說，到了這一階段，元朝皇帝的個人壽命短不短，已經(jīng)不是單純的天命問題，而是制度運轉(zhuǎn)失控的結(jié)果。皇位成了利益集團爭奪的最高籌碼，而不是家族血統(tǒng)自然過渡的“傳承”。誰上臺，就要先面臨一場政治大清洗，稍微一步走錯，就可能在某個夜晚被人端走性命。

三、內(nèi)耗成疾，天下失控

大都城里的霓虹燈再亮，也遮不住地方的陰霾。皇位多次易主，并不是只在宮墻之內(nèi)掀起波瀾，它帶來的連鎖反應(yīng)，很快就傳導(dǎo)到了全國各地。

每換一任皇帝，就要換一批親信。中書省要調(diào)整，御史臺要調(diào)整，掌兵權(quán)的行省大員也要調(diào)整。新帝要扶自己的班子，就難免對舊人狠下手。很多有能力的官員，不是被排斥，就是被迫站隊，一不留神就卷入奪權(quán)漩渦。時間一長，肯為國家干事的人心都寒了，愿意鉆營的人卻越來越活躍。

一些地方上的豪強，正是在這樣的縫隙里做大。尤其是那些手握軍隊的行省官和土豪世家，對朝廷的號令往往“選擇性執(zhí)行”。朝廷要錢，他說“路上被亂軍劫掠了”；朝廷要兵，他說“地方要防匪患，抽不出人”。朝廷派官去查，查得嚴一點的，多半走不出轄境。

這種局面之下，中央的“號令不出京師”幾乎成了常態(tài)。黑龍江、云南、四川、陜西這些地方，距離大都既遠又山險，朝廷的影響力就更薄。元朝前期建立起來的行省制度，原本是為了便于管理大帝國，可到了后期，越來越像是把中央權(quán)力拆成一塊一塊，分給地方坐大。

與此同時，天災(zāi)也在不斷敲打底層百姓。一三四四年前后，從陜西到河南一帶連年旱災(zāi)，黃河決口、蝗災(zāi)頻發(fā)。莊稼剛吐穗，就被蝗蟲啃個干凈。很多百姓只能把樹皮刮下來煮著吃，嚴重的甚至吃觀音土，一口下去腸胃都磨破。

元史記載，當時一些地方出現(xiàn)“人相食”的慘狀，這并非文學(xué)夸張。對普通人來說，他們關(guān)心的不是誰在大都城里坐皇位，而是今冬有沒有糧，明年還能不能活。可地方官府為了應(yīng)付朝廷的稅糧任務(wù)，反而加緊征收。災(zāi)年不減稅，反而借口“軍需緊張”，層層加碼。

試想，一邊是田里顆粒無收，一邊是官府催糧鞭打。有的人被逼得走投無路，只能背井離鄉(xiāng)，成了流民。流民走到哪里，餓到極處就搶。搶久了，被官府視為“盜匪”，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投到某個義軍、亂軍的旗幟下。

有意思的是，這些義軍最初的訴求，大多既不高談“革命”，也不考慮改朝換代，只求一個“吃口飽飯”。但當朝廷接二連三派出的官軍只會燒殺搶掠，反而成了新的災(zāi)難來源時，這些民間武裝就開始聚攏起來，有了統(tǒng)一的旗號。

紅巾軍是最典型的代表。朱元璋、郭子興這些名字，起初在元朝中央的耳朵里不過是再普通不過的地方亂頭。可等他們借著宗教旗號，把流民和破產(chǎn)農(nóng)戶往一起一招，聲勢就完全不一樣了。山東的、淮右的、江南的起事，都在一三五〇年代接連爆發(fā)，為元廷敲響了最后的警鐘。

元順帝一三三三年即位時，年僅十三歲。等他真正掌權(quán)的時候，朝政已經(jīng)被權(quán)相、外戚攪得一塌糊涂。對他來說，眼前處理不過來的事太多，皇位來路也并非穩(wěn)穩(wěn)當當。于是他把精力更多放在宮廷內(nèi)部、修建宮殿園林、佛事活動上，寄希望于以佛法護國。

可外面的世界，已經(jīng)不是祈禱幾句就能平息的局面了。一三六三年起，朱元璋軍先下江南，再取江北，一步步北進。元廷能調(diào)動的精銳，早就在一輪輪內(nèi)斗與鎮(zhèn)壓中消耗得差不多，剩下的是疲弱不堪的部隊和戰(zhàn)志渙散的軍頭。

等到徐達兵臨大都，大都守軍已經(jīng)沒多少人愿意拼死死守。元順帝選擇北遷，一三六八年撤離大都，退往上都、應(yīng)昌，歷史上的“北元”從此登場。但對于中原而言，元朝的統(tǒng)治，已經(jīng)畫上句號。

很多人只看到“紅巾軍起義”“朱元璋攻入大都”這樣的節(jié)點，卻忽略了背后那條不斷延續(xù)的線索：從鐵穆耳死后開始，皇位每一次不穩(wěn)，都會帶來一次政治生態(tài)的惡化；而政治的每次惡化，又都會加重民間的苦難，最終釀成山呼海嘯般的起事。

四、制度錯位：亂象背后的“病根”

元朝皇位傳承的混亂，表面上看，是某個皇帝死得早、某個親王野心大、某個權(quán)臣心狠手辣。但把這些故事串起來看，就會發(fā)現(xiàn)它們背后有一條共同的“脈”：制度始終沒理順。

忽必烈想用的那套，是中原王朝三百多年累積下來的經(jīng)驗：以“嫡長子”為基本原則，必要時通過立儲、冊立來做調(diào)整，確保皇位交接有一條公開、明確、可預(yù)期的路徑。這條路徑，不是說就沒有爭斗，而是把爭斗盡量控制在一個范圍之內(nèi)，避免演變成你死我活的血戰(zhàn)。

蒙古貴族習(xí)慣的那套，則是“諸王共推”，用忽里臺大會來選共主。這套方法在征服時期很有用，因為大家需要一個帶兵打仗、能分戰(zhàn)利品的首領(lǐng)。可到了定都大都、以農(nóng)耕稅收、行政管理為主的階段，這套機制就顯得格格不入了。

元朝在這兩者之間搖擺，一會兒按大會共推講“合法性”，一會兒按家族血統(tǒng)講“嫡統(tǒng)”。哪套都沒走到底。就拿武宗、仁宗、英宗這幾位來說，每一位登基都能找到一些“依據(jù)”：武宗有軍功，仁宗有遺詔，英宗有宗室身份和擁護兵力。問題是，這三套依據(jù)相互沖突，導(dǎo)致誰都能說自己有理。

另一方面，元朝在對待不同族群時的制度安排，也埋下了隱患。忽必烈曾采用“四等人”的劃分，把蒙古人放在最上，其次是色目人，再下面才是漢人和南人。這樣一來，掌握實權(quán)的中樞機構(gòu)，多半被蒙古和色目貴族控制，漢族士人即便參加科舉，也很難真正掌握核心要害。

這套安排在短期內(nèi)，有利于鞏固蒙古貴族的統(tǒng)治優(yōu)勢，但長遠看，卻極大削弱了朝廷吸納、利用中原士大夫集團的能力。元朝要統(tǒng)治的，是一個以漢人為主、農(nóng)業(yè)為主的巨大空間，卻在制度上刻意壓低這部分人的政治地位，這無形中削了自己的根基。

皇位繼承制度的混亂，與這一點又是互為因果。蒙古貴族拼命爭帝位，是為了牢牢守住那份特權(quán)；而中原官僚階層被邊緣化，對皇位的合法性關(guān)心有限，更看重的是眼前仕途安危，誰上來就附誰。久而久之，朝堂上缺少一個能站在“國家整體利益”角度做平衡的力量，政治就愈發(fā)變成幾家貴族之間的爭奪。

再看軍權(quán)配置。蒙古人講究“人隨旗走”，許多部隊直接聽命于某位王子或貴族，而不是完全納入國家常備軍系統(tǒng)。這樣的結(jié)構(gòu)，在開國初期有助于調(diào)動部族戰(zhàn)斗力；到了后期，卻變成皇位爭奪時的私人武裝。誰有兵，誰就敢談皇位；誰沒兵，哪怕血統(tǒng)再正，也只能任人擺布。

忽必烈曾經(jīng)嘗試過用中央樞密院、中書省體系來統(tǒng)籌軍政，但并沒有徹底改變“王子有自家兵”的格局。是以到元末，中央調(diào)兵越來越難，地方軍頭各自為政，鎮(zhèn)壓義軍時行動散亂。這也是為什么面對紅巾軍、朱元璋部隊時，元軍往往被各個擊破，難以形成合力的重要原因。

從成吉思汗以來的草原傳統(tǒng)，到忽必烈謀求漢化改革，再到后期皇位傳承一再失控，元朝的故事，看似復(fù)雜，歸攏起來無非兩句話：一是帝位沒有一條大家認可的固定規(guī)則；二是整個統(tǒng)治結(jié)構(gòu)始終處于“草原帝國”和“中原王朝”之間的尷尬位置，前者不肯丟，后者學(xué)不全。

皇位繼承亂，帶來的是權(quán)力中樞的反復(fù)震蕩；權(quán)力中樞不穩(wěn)，牽出的就是官僚體系的腐敗、地方控制力的削弱、對災(zāi)荒和民變反應(yīng)的遲緩。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把一個曾經(jīng)橫掃歐亞大陸的龐大帝國，一點一點耗空了元氣。

看上去，元朝是倒在一三六八年大都失陷的那一天。可沿著時間往回倒，每一次倉促的登基，每一場不明不白的暴亡，每一次皇位之爭后的血腥清洗，都是往這座大廈基石上鑿下的一錘。等到最后一塊石頭松動，整棟建筑垮塌，其實也就不再令人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