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梁山好漢招安前離隊：因身份特殊拒絕為官，堅守自身原則

宣和元年前后，汴京城里流傳著一句譏諷官場的話：“想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市井茶肆里，說書人一抖醒木，這話一出口，往往能引得堂上一片嗤笑。笑聲之中，有憤懣，有無奈，也有對當時政治風(fēng)氣的冷嘲。因為人們都看在眼里：有的人十年寒窗，一層一層考上去，才混個小官；而有的人卻是聚眾為盜，一旦被朝廷招安，反倒紫綬金印，位極人臣。

梁山泊的故事，恰好就站在這股風(fēng)氣的風(fēng)口浪尖上。

很多人聊《水滸》，總愛從“招安誤盡英雄”說起，嘆宋江、嘆晁蓋，嘆那一百單八將的生死沉浮。可有意思的是，若翻一翻據(jù)說更接近原貌的《古本水滸傳》，會發(fā)現(xiàn)一個頗為扎眼的細節(jié)：梁山排座次的時候，天罡地煞一百單八名，真正坐上座的，卻只有一百零五位，還有三個空位，冷冷地掛在那里。

這不是排字出錯，也不是石刻漏名，而是因為三個人，在梁山真正迎來“招安”之前，就已經(jīng)飄然離去。

這三人是誰？公孫勝、魯智深、武松。

很多讀者習(xí)慣把目光盯在宋江身上，盯在招安之后的征方臘、受毒酒，忽略了這三位提前退場的好漢。可要說看得最清、走得最決絕的，偏偏就是他們。

這一點，值得慢慢拆開來說。

一、天罡地煞少三人：空出來的座位在提醒誰

如果按照《通行本水滸傳》的說法，梁山好漢受招安后，被奸臣陷害，各有悲歌，那故事的重心就在“被害”二字上，梁山眾人更像是政治斗爭中的棋子。

但《古本水滸傳》的結(jié)局卻戛然而止：天雷擊碎石碣，梁山好漢剛看到命運安排，故事就收住了筆。沒有后面的招安征戰(zhàn)，沒有毒酒害人，留下的是一連串懸念。

在這部版本里，有一段情節(jié)特別醒目：

“宋江在梁山連番擊潰征剿大軍之后，重新安排座次，馬軍八驃騎、步軍五虎將名號齊備。只是到點名時，除去公孫勝、魯智深、武松三個空座，實數(shù)一百五員。”

三個空座，擺在眾人眼前，誰都看得見，卻誰也坐不上去。

這種寫法，本身就是一個有點冷的暗示：天罡地煞雖有定數(shù)，可命運未必能拴住所有人，總有人會在“被安排”的那一步之前提前離場。尤其是這三位——一個真道士，一個半真半假的和尚，一個只借著“行者”名頭在江湖周旋的人。

更有意思的是，他們離開前的舉動與言語，都帶著很明顯的態(tài)度：不是走投無路逃跑，而是看透之后的主動抽身。

有讀者會問，離開就離開，為何非得把座位空出來？

道理很簡單：這不是單純的人少了三個，而是向讀者明擺著告訴一層意思——并不是所有上梁山的人，都會乖乖接受招安；也不是所有“英雄好漢”，都愿意把腦袋交給體制來安排。

這與其說是“情節(jié)”，不如說是作者故意留的一筆。

二、離開的理由：一個看破天機，兩人看透官場

先看第一個離開的——公孫勝。

在梁山的諸多人等里，這人本就有點“格格不入”，別人打打殺殺，他動輒“請出本門師父”“歸山修行”，連綽號都叫“入云龍”，一聽就不接地氣。

《古本水滸傳》寫他離去，筆墨不多，卻很有味道：

“箱籠雜物，原封不動，歷年所得財物，分毫未取，只攜去書劍及隨身衣服。”

走得干凈利落。錢不要，物不取，連一句“告辭”都沒有，屬于典型的“不辭而別”。只留下一句偈語：“天遣治亂，長人執(zhí)弓。無終有始，有冬無春。”

這句話表面上看著玄乎，其實意思并不難猜。“長人執(zhí)弓”，許多研究者都指向當時的名臣張叔夜。他于宣和年間官至濟州太守，在史籍中確實與鎮(zhèn)壓盜匪、抵御外侮有關(guān)。

后兩句“無終有始，有冬無春”，看似拗口，換一換詞，更接近“有始無終，無春有冬”之意。意思就是：這攤事兒有開頭，怕是沒有好收場；等來的不是暖陽春日，而是凜冽寒冬。對梁山眾人的前途，他心里有數(shù)。

這個人為什么看得這么透？

得往前追溯。

公孫勝出身學(xué)道，在他背后，還有一個關(guān)鍵人物——羅真人。若從故事結(jié)構(gòu)看，羅真人幾乎就是全書里的“高層人物”，他知道天罡地煞，要公孫勝下山，不是為了搶點錢花花，而是為了“引星落地”，給一百單八將找個落腳之處。

晁蓋當年智取生辰綱，背后策劃者就是公孫勝。很多讀者只當這是“替天行道”，實則有更深的用意：宋徽宗宣和年間，北宋已經(jīng)搖搖欲墜，金軍南下在所難免。羅真人看出天下將亂，才用晁蓋、宋江這些人，把一百零八個“闖禍星”集中到一處，好歹形成一股可控之力，不至于四散亂撞，使各地生靈涂炭。

晁蓋本人并不在天罡地煞之數(shù)，他更像是一塊壓陣的石頭，是那個“托塔天王”。他曾經(jīng)搬起水邊“鎮(zhèn)鬼寶塔”，這細節(jié)在小說中不是隨便寫著玩，而是在暗示——這人可以鎮(zhèn)得住一群不好收拾的魔星。

用一句后世文藝作品里的話來解釋就比較形象：“天王蓋地虎，寶塔鎮(zhèn)河妖。”晁蓋就是那“寶塔”，公孫勝把他推上梁山頭領(lǐng)，既是看重他的義氣，也是看重他那股穩(wěn)得住場面的氣魄。

可惜，晁蓋在曾頭市一戰(zhàn)中中箭身亡，之后梁山頭領(lǐng)之位落到宋江手里，局面開始變味。

宋江的出發(fā)點是“忠義為先”，心心念念的是有朝一日“朝廷下詔，赦罪招安，博個一官半職”，這與晁蓋那種“只圖快意恩仇、為民出氣”的江湖心態(tài)差別極大。晁蓋在，梁山更偏江湖；宋江上位，梁山明顯向官場靠攏。

公孫勝看在眼里，心中有數(shù)。晁蓋一死，他就開始三天兩頭“回山省親”“看望師父”，不太愿長期駐扎梁山。到后來干脆連招呼也不打，一走了之。

這不是怕死，而是看透：梁山若一心求招安，終究難有好果子。他既然有希望“得道”，自然不會把終身押在一張不穩(wěn)的賭桌上。

換句話講，他本可以在朝為將，統(tǒng)諸軍，甚至做到殿前司、侍衛(wèi)親軍都指揮使之類的高位，可在他眼里，這些東西都不及那條“通天大道”值錢。既然如此，當官對他來說就成了“屈身”，也就有了那種看似冷淡、實則極決絕的不屑。

再看魯智深和武松。

魯智深起初只是個提轄，為救金翠蓮，一拳打死鄭屠，被逼無奈落發(fā)為僧。說白了，他是被現(xiàn)實“趕”到寺院里去的，“魯智深”這個名字之下，一直有股“心不甘情不愿”的勁兒在。

不過，一路走下來，他在寺院里打坐，在江湖上打抱不平，到了梁山中后期，反而慢慢找到一個很少人注意到的東西——看清了“官”本身的面目。

書里有一句他的話很關(guān)鍵：“只今滿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聰，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殺怎得干凈。招安不濟事！”這句牢騷，看似粗話，實則大白話里帶著冷靜判斷。

他的意思很直白：朝廷上下多是奸邪，官袍再光鮮，也是被污水浸透的布，洗不干凈。梁山就算招安，只是換種方式入這灘渾水而已，最后難免被一身污泥。

這樣一個人，早就看透了官場。他若再去當官，就不只是“不適合”，而是跟自己看不上的東西站在了一起，那股“虎性”就會被活活憋死。

武松則更直接。

此人出過名的剛烈不屈，景陽岡打虎是一回事，殺西門慶、斗蔣門神、報仇雪恨那些事，才是真性情。他殺的可不只是街邊小惡霸，孟州兵馬都監(jiān)張蒙方，還有蔣門神背后的張團練，全是官身。按當時法度，這幾乎等同于“謀反”。

換句話說，他把自己后路早就堵死了。

為了掩飾身份，他只能借個“行者”的名頭，剃發(fā)披袈裟，拿著一張冒名度牒混江湖。他自己也清楚，“和尚”之名只是護身符，佛門清規(guī)對他從來是束之高閣。

這種人，一旦穿上官服，就意味著要向曾經(jīng)最看不起的人低頭。以他的脾氣，是絕對咽不下這口氣的。

魯智深要走時，對武松說得很直白：“灑家做了強盜，好煩忙，不曾去五臺山一次，不知師父如今好否？俺今想起，便欲趕去奉他修行，明日便走。”武松想了想，也笑著說，愿意作伴同行。

這段對話沒有什么華麗辭藻，但是態(tài)度足夠清楚：不再卷入爭斗，不再與官場糾纏一塊，哪怕披著袈裟走路，也比去當一個被人呼來喝去的“小官”強。

宋江還想擺酒餞行，兩人頭也不回，徑奔五臺山。這一幕看似有點“江湖氣”，其實非常有象征意味：他們是主動離開，不受恩不受命，保持著最后一點“站著”的姿態(tài)。

三、為什么說他們“不能做官，也不屑做官”

古人當官，不只是拿俸祿吃飯，更是把“身家性命”寄托在一個系統(tǒng)里。系統(tǒng)若光明，官員尚且勉強可為；系統(tǒng)若污濁，稍有性情的人，就得考慮自己是否“受得住”。

在梁山一百單八將里，絕大多數(shù)人對“封妻蔭子”“博個名位”的念頭并不排斥，甚至可以說有點趨之若鶩。宋江如是，吳用如是，呼延灼、董平那些出身軍官世家的，更是如此。

偏偏公孫勝、魯智深、武松這三人，站在另一個方向上。

先說“不能”。

從法律角度講，武松絕對不可能被“平級錄用”。他殺張蒙方、張團練，兩人都是朝廷命官，這在朝廷眼中，屬于“犯上作亂”。就算招安，一般也只能給個虛名，絕不可能讓其掌軍掌權(quán)，否則等于告訴天下人——殺上官也沒什么大不了，只要能打，照樣給官做，這會動搖整個官僚系統(tǒng)的根基。

魯智深身上同樣問題不小。早年殺鄭屠、鬧東京、打鎮(zhèn)關(guān)西，一路下來官司不斷。雖然有時是“替天行道”，但朝廷看的是“秩序”而非“道義”。像這樣從提轄一路打到強盜，又再從強盜搖身一變成“朝廷命官”，中間那道“身份門檻”，不是那么好跨過去的。

再看公孫勝，他從一開始就是“道門中人”。在傳統(tǒng)禮制里，道士、僧人見帝王可免跪，這是一種特殊身份的象征，也是一種“站在體制外”的姿態(tài)。真把他封個武節(jié)將軍、統(tǒng)制使，他反倒失了道門的清凈。

也就是說，從制度與身份來看，這三人雖然武藝高強、名頭響亮，卻很難真的融入官場體系。這部分是“不能”。

再說“不屑”。

這三個里，公孫勝是最明確的一個。他的眼界早已不在“人間功名”上，若說他為了封官去賣命，那就算不上“修道之人”。在他的價值排序里，“出世之道”遠遠高于“入世之功”，所以當梁山越來越靠近官場，走到“求招安”的路上時，他的撤離，幾乎是必然選擇。

魯智深是看透后不屑。對他而言，官場的黑暗，遠比江湖的兇險更讓人厭煩。江湖上的刀，明晃晃砍過來，能躲能擋；官場里的刀，繞一圈、藏幾層，最后才在背后捅你一下，這種東西，讓性格直率、講“真性情”的人極難忍受。他早已把“朝廷招安”看成一出難看的戲，自然不愿上臺扮演角色。

武松則是性格使然。他的“剛烈”并不是空口說，看一看他殺潘金蓮、西門慶的方式就知道：不留余地，不留后路，也不求和稀泥。他若去做官，就得學(xué)會彎腰、學(xué)會忍辱、學(xué)會“裝糊涂”，這些都與他這條“直線”性格完全相反。他寧肯做一個“行者”，在荒山野嶺間獨往獨來，也不愿穿上官服，被人牽著鼻子走。

有意思的是，三人身上還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出家人”。

公孫勝為道士，魯智深、武松披的是僧衣。按傳統(tǒng)禮節(jié)，他們見了天子、重臣，可以免跪行禮。別小看這一個“免跪”，對很多志氣高的人來說，能站著不跪，是極大的心理底氣。一旦接受官職，便意味著要重新歸入那套三叩九拜的體系，每逢朝會、上官，少不得伏地叩頭。

對不少男子漢來說，這姿態(tài)比死還難受。特別是對已經(jīng)習(xí)慣“站著”的人，膝蓋真會跪不下去。

從這個角度看，“不能做官，也不屑做官”，并非夸張，而是三人處境的真實寫照。制度上容納不了，價值觀上也看不上，兩邊都不對味，自然只能抽身。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梁山好漢放在一張“適合當官”的名單上去排，這三位基本會被劃在“最不適合當官”的區(qū)域里。公孫勝志在清虛，魯智深重在性情，武松一身是“剛”，他們就算硬被安插進體制，也很難不與環(huán)境發(fā)生沖突。

反過來看，一百單八將里，真正能在官場里“活下去”的，多半是那種心思細、懂分寸、愿意忍耐的人。宋江、吳用、盧俊義、關(guān)勝之類，或有科舉基礎(chǔ)，或有官場出身，或懂兵法權(quán)謀，對“規(guī)則”這一套，多少都心里有數(shù)。

把這兩撥人一對比，就更能看出公孫勝、魯智深、武松提前離開的意味——他們選擇的是“活成自己”，而不是“活成官樣文章下的一枚棋”。

至于梁山那三處永遠空著的位置，看似只是排座次時的一個小細節(jié)，其實像三個無聲的問號，掛在整部書的后面：并不是每一個英雄，都甘心被命運安排在官場的枷鎖里。哪怕世人都說“招安是出路”，也有人愿意扔下這條路，轉(zhuǎn)身去別處找一條難走，卻順心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