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鄧小平去百色視察時，鄧榕詢問：爸爸，聽說你那時盡打敗仗

1986年1月的百色，冬天并不刺骨。右江水面霧氣升騰，船身緩緩逆流而上。鄧小平坐在藤椅上小憩，同行的干部默默翻看材料，誰也沒多說話。離百色還有一段路程，鄧榕突然壓低聲音問了一句：“爸爸，聽說你那時盡打敗仗，是個常敗將軍？”這句略帶調侃的話，讓本來緊繃的氣氛一下子松動了。

船艙里響起一陣笑聲，鄧小平自己也笑了笑，沒急著反駁，更沒有生氣。等笑聲漸漸停下，他望著江面，眼神有一瞬的出神。說到底，這句玩笑并非空穴來風，也并非簡單的是非對錯，而是牽扯出一段從百色起步、又被百色見證的革命歷程。

那一年，鄧小平已經82歲，比起當年在右江兩岸奔走的青年時期，風雨早已走過大半生。對很多陪同的年輕同志來說，百色只是地圖上的一個紅色老區(qū)；而對坐在藤椅上的這位老人，它卻是1929年那場起義、以及此后“勝多敗少”與“屢戰(zhàn)屢敗”交織在一起的起點。

一、從“常敗將軍”的玩笑說起

在船上，鄧榕好奇地一連問了幾個問題。她先問：“百色起義你多大年紀？”鄧小平伸出手指比劃了一下：“二十五。”然后又問：“那時候百色有土匪嗎？”回答得很干脆：“有，多得很。他們搶東西，但不殺人。”問到“常敗將軍”那一句，才帶了點戲謔。

有意思的是，聽到“常敗將軍”這幾個字，鄧小平只是笑，并沒有當場糾正。對軍旅出身的人而言，勝仗誰都愿意多提，敗仗往往不愿細說。但在這位經歷了南昌起義、百色起義、轉戰(zhàn)中央蘇區(qū)、長征、抗戰(zhàn)、解放戰(zhàn)爭的老政治家看來，一味強調戰(zhàn)功并不重要，關鍵是在一連串成敗中，能不能把路走對。

如果把時間撥回到1929年前后，百色起義爆發(fā)之前，鄧小平在黨內還只是年紀輕、資歷淺的政治工作干部，并不是什么久經沙場的“常勝名將”。真正讓他和“打仗”緊緊捆在一起的，是從百色起義開始的一段曲折路：在右江創(chuàng)建根據地，在廣西轉戰(zhàn)征戰(zhàn)，又因執(zhí)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而多次遭遇挫折。

所謂“盡打敗仗”的說法，其實摻雜了時間的壓縮和后來的記憶偏差。紅七軍在右江根據地時期，打過不少漂亮仗，殲敵、繳獲都有斬獲；可從離開右江、奉命攻打柳州、桂林、再到向廣州進軍的過程中，的確接連遭遇重創(chuàng)，減員嚴重，部隊由數千人銳減到幾百人。這些失利，并不是鄧小平個人指揮錯誤，而是執(zhí)行當時中央“奪取中心城市”路線的一環(huán)。

對這一段歷史，鄧小平心里非常清楚，也不需要在女兒面前做過多解釋。一笑帶過，已經包含了對那段曲折經歷的回味和某種程度的自我反思。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這些迂回與失敗，日后在改革開放時期，他對“摸著石頭過河”“不搞急躁冒進”的把握，恐怕也會有所不同。

二、1929年的百色：起義與“勝多敗少”

時間回到1929年冬天。距蔣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已經過去一年多。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在白色恐怖中流血犧牲，中國共產黨在重創(chuàng)之下，逐漸認識到一件事：沒有屬于自己的軍隊，革命遲早要被扼殺。此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相繼發(fā)生，黨開始在槍林彈雨中探索武裝斗爭道路。

在這樣的背景下，廣西出現(xiàn)了一個特殊的機會。1929年春，桂系軍閥內部因為混戰(zhàn)而一敗涂地。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人物被迫下野，俞作柏出任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擔任廣西綏靖主任。兩人為了擴張自身勢力，擺出“進步”姿態(tài)，主動邀請中國共產黨派干部到他們的部隊和地方政權任職。

鄧小平當時受黨中央委派來到南寧，與俞作柏接洽。隨后，賀昌、張云逸、葉季壯等共產黨員陸續(xù)抵達廣西，與地方黨組織會合，由鄧小平負責統(tǒng)一領導。表面上，這些共產黨人只是被“聘請”進軍隊和機關任職；實際上，他們在悄悄發(fā)展黨員，擴大黨的影響，在關鍵部隊中逐步掌握領導權。

張云逸曾在北伐中擔任要職，頗得信任，被俞作柏聘為廣西教導總隊總隊長，后來又兼任警備第四大隊大隊長。借著這個位置，一批中共黨員得以進入軍隊，擔任連、排長以及軍事、政治教官。短短一個多月，軍隊中發(fā)展了三百多名新黨員，為日后發(fā)動起義打下基礎。

同年9月1日，中共廣西省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南寧秘密召開，鄧小平參加會議并發(fā)言。會議確定了“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綱領，決定派一部分同志到左、右江一帶工作，擴大農軍，建立中共右江特委。這就意味著，革命的重心開始向百色、東蘭等右江地區(qū)轉移。

九月底，俞作柏和李明瑞決定出兵反蔣。然而，由于部下反叛，行動不戰(zhàn)自潰。形勢急轉直下，中共方面隨即決定將已經掌握的部隊調往左、右江地區(qū)：俞作豫率廣西警備第五大隊前往左江龍州；鄧小平率領黨委機關，分裝南寧軍械庫武器彈藥十余船，逆右江而上；張云逸則率廣西教導總隊和警備第四大隊陸路奔赴百色。

選擇百色，并非偶然。右江上游的百色，是云貴通道上的重鎮(zhèn)，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周邊縣份壯族人口集中，長期飽受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群眾基礎雄厚；而以百色為中心的右江地區(qū)，敵軍力量相對薄弱，便于建立根據地。從革命斗爭的角度看，這是政治、民族、軍事三方面綜合考量的結果。

鄧小平抵達百色后，立即主持召開部隊黨委會議，通過了幾項關鍵決議：在部隊和群眾中公開宣傳黨的主張，發(fā)動群眾；整頓和補充部隊，清洗反革命分子；組織和武裝群眾，開展打土豪斗爭。隨著各項工作展開，群眾熱情被迅速點燃，報名參軍的人數不斷增加，為起義準備了兵員和物資。

1929年11月初，百色起義計劃得到黨中央批準，時間定在12月11日。這一天，既是廣州起義兩周年紀念日，也注定要成為右江地區(qū)歷史上的重要日期。清晨，百色城頭紅旗飄揚，指戰(zhàn)員們系著紅領帶，在軍部前廣場列隊集結。當大會宣布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成立，任命鄧小平為政治委員，張云逸為軍長時，掌聲如雷。

起義后，右江工農民主政府隨之成立，百色、東蘭、向都等縣陸續(xù)建立工農民主政府，革命政權在這一片山地扎下了根。桂系軍閥驚懼不已，急忙調兵進攻右江。面對敵強我弱的局面，紅七軍主動轉移到東蘭、鳳山一線，既保存實力，又伺機反擊。

在緊張形勢下，中共前敵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殲敵方案。紅七軍隨后攻克榕江縣城，殲敵六百余人，繳獲大量槍支彈藥和軍需物資，還奪得大炮、電臺等重裝備。戰(zhàn)斗一結束，部隊迅速回師右江，再次擊退進犯百色的敵軍，重新解放百色城。這一系列作戰(zhàn)，如果用簡單的賬目來算，絕對算“勝多敗少”，與“常敗將軍”四字完全對不上號。

問題出在后面。

三、“打大城市”的挫折與“轉戰(zhàn)千里”

正當右江革命根據地烈火正紅，中央卻發(fā)出新指示。代表被派到前線，要求紅七軍主力離開山區(qū)，去攻打柳州、桂林甚至廣州等大城市。就當時的背景來說，這一指示并非出于個人好惡，而是受了“迅速奪取中心城市、擴大革命”的思路影響。

鄧小平、張云逸等人作為前敵領導，必須執(zhí)行中央決策。紅七軍于是奉命離開熟悉的右江根據地，向城市進發(fā)。遺憾的是，以當時紅七軍的兵力、裝備、補給和群眾基礎，要在敵軍控制牢固的大城市周邊作戰(zhàn)，難度極大。幾次行動下來，部隊不斷縮編，傷亡、減員嚴重，不少指戰(zhàn)員倒在行軍和戰(zhàn)斗途中。

從戰(zhàn)果上看，這一階段確實是“敗仗居多”。鄧小平后來不止一次回顧這段經歷，將其視為早期革命探索中的重大教訓。與其說這是某個指揮員的“常敗”，不如說這是整條路線在實踐中遭遇的嚴重挫折。戰(zhàn)場上的損失是肉眼可見的，隱性的代價，則是根據地的丟失和群眾基礎的削弱。

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黨逐漸意識到，單純依靠奪取大城市、忽視農村根據地建設的路線行不通。路線開始轉向，以農村包圍城市、建立穩(wěn)固根據地成為主方向。紅七軍沿途轉戰(zhàn)，輾轉千里，最終向贛南、閩西一帶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靠攏，與中央紅軍會合，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紅七軍抵達中央蘇區(qū)后，毛澤東專門前往紅七軍軍部看望這支從廣西遠道而來的隊伍。為了表彰他們在艱苦條件下“轉戰(zhàn)千里”的功績，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授予紅七軍一面錦旗，上書“轉戰(zhàn)千里”四個大字。這既是對右江各族人民支持的一種肯定，也是對這支部隊在曲折道路上堅持下來的褒獎。

從這個角度看，鄧榕口中的“常敗將軍”，確實有其現(xiàn)實依據——紅七軍在執(zhí)行“攻打大城市”路線時，的確是敗仗多于勝仗，損失極大。但這并不等同于個人指揮不力，而是早期革命在探索道路過程中的整體代價。鄧小平在船上一笑而過，是因為這段歷史，早已被更大的歷史框架所涵蓋：錯誤路線被糾正，紅七軍融入中央紅軍，后來又參加了長征與全國抗戰(zhàn)，角色不斷變化，根本的主線卻沒有偏離。

有意思的是，正是經歷過這一連串“走彎路”的歲月，鄧小平對“實事求是”四個字有了更深的體會。后來的政治生涯中，他多次強調，判斷工作成敗不能只看一時輸贏，要看是不是符合客觀規(guī)律。這種態(tài)度，很難說與當年的敗仗毫無關系。

四、百色之后：關切與回望

百色在鄧小平心中，并沒有停留在一本歷史書、一面錦旗上，而是與現(xiàn)實工作緊緊連在一起。1973年10月，加拿大總理皮埃爾·特魯多訪問中國，行程安排中包括河南洛陽和廣西桂林。周恩來總理陪同他出訪，途中因急事返回北京，后續(xù)陪同任務由鄧小平接替。

10月15日，鄧小平隨同特魯多抵達桂林機場。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革命委員會主任韋國清、副主任劉重桂等領導，以及桂林各界群眾兩千多人到機場迎接，這是桂林正式對外開放后迎來的第一位外國政府首腦。從禮賓角度看，這是一場重要的外事活動；從鄧小平個人角度看，也是一次重新打量廣西的機會。

桂林山水以秀美著稱，“山水甲天下”的名聲早已傳開。但在陪同考察過程中，鄧小平很快發(fā)現(xiàn)另一個問題：經濟發(fā)展與環(huán)境保護并沒有協(xié)調起來。漓江沿岸，部分機關、廠礦和居民區(qū)的污水直排入江，河水受污染的情況相當明顯。這種強烈反差，讓他感到憂慮。

在安頓好特魯多之后，他專門把自治區(qū)和桂林市的有關領導叫到一起，聽取情況匯報。聽了半天，鄧小平并沒有急于下結論，而是提議：“只是嘴巴說的話，沒有太大的意義，大家還是一起去實地看看吧。”一行人隨即來到漓江的某處河段，看到污水從多處流入江中，他的表情變得嚴肅。

面對地方干部，他話說得很直：“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風景文化名城，漓江是這座名城的重要組成部分。你們抓生產、抓城建，這都很對，但如果不把漓江治理好，即使工農業(yè)生產發(fā)展得快，市政建設搞得再好，那也是功不抵過啊！”這段話，既是提醒，也是壓在地方領導肩上的一份責任。

回到北京后，鄧小平親自主持國務院會議，專門研究漓江治理和環(huán)境保護問題。不久，《盡快恢復并很好保持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風貌》的決定由國務院作出，明確要求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黨委和政府把治理漓江提上議事日程。可以看出，在他心里，廣西不僅僅是當年的起義之地，更是后來國家建設與生態(tài)保護中必須顧及的一塊重要區(qū)域。

與廣西的情感，并不只停留在環(huán)境問題上。1981年10月4日上午，鄧小平與鄧穎超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解放軍空軍某航空學校副校長、原國民黨空軍少校考核官黃植誠。談話間得知黃植誠祖籍在廣西橫縣，鄧小平隨口問了一句：“你是壯族嗎？”對方回答：“是！我回大陸以后才知道的。”

聽到這里，他點頭說：“壯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的一個大民族，對革命也做過很大的貢獻。紅七軍和紅八軍，就有一半是壯族人。你要回廣西家鄉(xiāng)看看親友，繼續(xù)看看國家的建設情況和祖國的壯麗河山，如果發(fā)現(xiàn)有什么問題，你可以向我匯報！”這幾句話，既是鼓勵，也是托付。

黃植誠遵照囑托，當年11月回廣西探親和考察。橫縣的鄉(xiāng)親們聽說他回來了，紛紛前來探望，茶水端上來，他感慨地說了一句：“終于喝到家鄉(xiāng)水了！”之后，他又走訪工廠、農村、學校，游覽桂林山水，與駐桂空軍部隊英模、民兵支前模范代表座談，還參加了統(tǒng)戰(zhàn)部門和政協(xié)組織的座談會，與起義人員、臺灣籍同胞交流。11月13日，他帶著不少感受返京向鄧小平匯報，用“翻天覆地”形容廣西的發(fā)展變化，鄧小平聽后只是笑著點頭。

再回到1986年那次百色之行。鄧小平與王震乘船沿右江而上，既是視察工作，也帶著重返舊地的意味。到達百色后，在當地干部陪同下，他察看城市建設、工農業(yè)發(fā)展情況，聽取革命老區(qū)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介紹。百色在他記憶里，既有1930年前后打土豪分田地、整軍擴編的場景，也有1931年以后主力部隊被迫遠征、根據地遭到破壞的慘痛。幾十年過去，昔日彈痕累累的地方，已經出現(xiàn)學校、工廠和新建的街區(qū)，這種變化本身就是一種無聲的回答。

1992年，鄧小平以“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名義，兩次向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負責實施的希望工程捐款，共計人民幣5000元。數額在當時并不算巨大，卻有特殊指向——基金會經討論后，將這筆錢轉給了百色地區(qū)平果縣鳳梧鄉(xiāng)仕仁村小學。這所小學所在地，正是他早年戰(zhàn)斗過的廣西革命老區(qū)之一。

同年11月中旬，鄧小平捐款支持希望工程的消息傳到仕仁村。原本安靜的山村一下子熱鬧起來。鄉(xiāng)親們議論紛紛，有人感慨地說：“鄧小平同志送來的是一顆咚咚搏動的愛心！我們也要像鄧小平同志那樣關心希望工程！關心后一代的成長！”這種樸素表達，透出的是老區(qū)群眾對那段歷史的記得和對現(xiàn)實教育問題的在意。

在百色革命老區(qū)，圍繞希望工程的捐助形成了一股小小的熱潮。當地不少單位、個人加入捐款行列，一些海外同胞也聞訊參與。到1993年底，平果縣“希望工程”共收到國內和海外捐款18萬多元，使不少因家庭困難而失學的孩子重新回到課堂。對于這些孩子來說，可能難以準確說出百色起義是哪一年、紅七軍番號如何變更，但教室里的一張課桌、一盞燈，就是與那段歷史的一種延續(xù)。

鄧小平后來在談及革命老區(qū)發(fā)展時，曾嚴肅地指出，對這類地區(qū)的關注還遠遠不夠，應當給予更多優(yōu)惠政策，大力扶持其經濟和教育事業(yè)。百色曾是他“從哪里起步”的地方之一，老區(qū)的變化與困難，他看得很重。這種看重，并不體現(xiàn)在高調宣示，而是在一次視察、一個批示、一筆捐款中慢慢顯現(xiàn)。

回頭再看那句“常敗將軍”的調侃，故事的意味就更豐富了一些。表面上看，是父女之間輕松的對話；背后，卻連接了1929年的槍火、1930年代的轉戰(zhàn)、1970年代對廣西環(huán)境問題的關注、1980年代對民族地區(qū)建設的思考，以及1990年代通過希望工程對老區(qū)教育的扶助。百色見證了鄧小平從青年革命者到共和國領導人的漫長軌跡，也承載了他對革命成敗得失的冷靜記憶。

在那艘沿右江而上的小船上，笑聲短暫，卻把幾段相隔數十年的歷史串在了一起。對于習慣從結果衡量一切的人來說，“勝仗、敗仗”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而對經歷過百色起義、紅七軍遠征、路線調整和新中國建設的人來說，那些勝敗只是某個階段的標記，真正難得的是在反復碰壁之后，仍能找到一條相對正確的路，把當年的根據地、老區(qū)和后來的國家發(fā)展緊緊連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