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人身份處于尷尬境地，進不了知縣，其他職位又覺得身份太低！

雍正八年，一位年近不惑的江南舉人，從京城會試落第歸鄉。船在長江里慢慢搖晃，他苦笑著對同伴說了一句：“人說舉人光鮮，我這身衣裳，倒像是卡在嗓子眼里的刺，上不去，也下不來。”這一句牢騷，其實道出了明清兩代無數舉人的共同處境。

在科舉體系里，舉人算是“出身不低”。放在鄉里，那是抬得起頭的人物；放到官場，卻又不上不下。知縣這類實權官看得見摸得著，卻夠不著；州縣佐雜的閑官又嫌丟臉，教職清苦，卻只剩一個體面。這樣的尷尬位置，既是制度造成的，也是時代局限的結果。

有意思的是，明清兩朝將整個士人群體分層分級，把一條本來應該“憑本事往上走”的道路，硬生生擰成了一張網。舉人就卡在網眼上，成了最難落地的一群人。

一、從“搶著要”到“挑著要”：舉人命運的轉折

如果把時間往前推到清初，舉人可沒這么愁。

順治年間，天下尚未完全安定，各省各府戰亂之后，官缺一堆。那時朝廷最缺的不是士子，而是能馬上頂上去的“讀書人官員”。在這種背景下，不光舉人有機會，連生員、監生也屢屢被破格起用。

那時的舉人，只要不太離譜，當個知縣幾乎是起步價，有的直接補到知州、知府的位置，算得上“一步登天”。許多人連京城的門都沒摸熟，就被派去地方做封疆一方的小主管，起點高得驚人。

轉折出現在順治朝開科取士之后，特別是幾科會試過后，本朝進士數量開始成倍增加。進士多了，舉人的位置自然被擠壓。更別提各地生員的“授職窗口”迅速收縮，很多原本可以通過“補缺”往上爬的人，被擋在門外。

不過在康熙前期和中期，舉人的空間還沒完全被堵死。教職短缺，知縣官缺也不少。只要愿意下到地方擔任府學、州學、縣學的教職，或者到吏部登記候補知縣，舉人入仕的機會還是挺多的。

到了康熙中后期，一切慢慢變了。天下基本安定，官場架子搭得差不多了，精英層逐漸飽和。進士在前，旗人特權在上，舉人的位置開始明顯“縮水”。他們能選擇的崗位越來越少，往上一步不易，往下一步又不甘心，這種矛盾越積越重。

不得不說，制度一旦穩定下來，后來人就很難再從縫隙里鉆過去。舉人的日子，就是在這樣的穩定中，變得越來越難熬。

二、八等出身，死死卡住舉人上限

清代官場看重兩個字：出身。

從制度上看，清廷把士人細分成八等，由高到低依次是：進士、舉人、貢生、蔭生、監生、生員、官學生、吏。這八類，統稱“有出身者”。八等之外的讀書人，就算字寫得再好、文章做得再妙，也只是“俊秀”，沒資格談官位。

在這八等里，進士、舉人被并稱為“科甲出身”。放在老百姓眼里，能中舉人已經算是光耀門楣：鄉試三年一次，一個縣往往能中舉人的不過一人，甚至有的縣十幾年才出一個，這種稀罕程度可想而知。

以清代為例，兩百多年間，進士大約二萬七千人，舉人大約十五萬人。數字一對比就明白了，舉人看似很多，但攤在龐大帝國的疆域和漫長時光里，其實并不算恐怖。問題不在總數，而在“出路”。

因為朝廷授官的順序，是死死按照出身來的。先滿足進士，再照顧旗人中的滿、蒙、漢軍出身者，剩下的空位再看舉人。偏偏旗人還有入仕特權，他們的功名往往可以“對標”漢人的更高層次。這一來，原本屬于漢舉人的部分名額，被硬生生擠走。

時間來到乾隆年間，舉人的處境可以說真正陷入了“尷尬期”。他們能指望的，主要剩下一條路——“大挑”。

所謂“大挑”，是六年一次，由吏部和禮部聯合主持，專門為舉人開設的選官渠道。聽上去像是一個嚴謹而公平的平臺，實際上門檻并不低。舉人若要參加大挑，必須是五科會試落第之后，也就是說，要連續幾十年在進士門外徘徊，才有資格轉身走這條路。

有意思的是，并不是所有存世舉人都能排上號。有人年紀大了，還沒輪到一次像樣的“大挑”；有人報了名，卻等不到合適的官缺。大挑成了“理論上的機會”，而不是現實中的保障。

三、能做的官看不上，看得上的官輪不上

從類型上看，舉人能授的官職不算多，而且被限制得異常嚴格。

明清以來有個不成文的規矩：科甲出身者，不授地方佐雜官。這句話聽起來有點拗口，拆開講就是：進士、舉人這類人，不能去做州判、州同、縣丞、主簿、巡檢這些崗位，即便職位不低，也與他們無緣。

要知道，這些佐貳官、雜職在地方也不算太寒酸，有實權，有油水，按常理說算是不錯的階梯。那為何偏偏不授舉人呢？

原因還是出身。地方佐雜官，多留給貢生、監生、蔭生，以及從吏員里考選出來的人。這些人的出身本就不及舉人，路徑也不相同。如果讓舉人和他們擠在一塊，既破了“科甲尊貴”的面子，也打亂了原有的官場結構。

所以，對舉人來說，選擇其實不多：要么走知縣之路，要么走教職之路；實在不行，進京當個中書之類的小京官湊合一下。其他種類繁多的地方官職，看得見，卻是制度明確寫著“不屬于你”的那一類。

這種局面帶出的尷尬就很鮮明了。

舉人如果愿意放低身段，理論上可以去搶那些佐貳、雜職，可是制度不允許。而那些本來就出身偏低的貢監生和吏員，卻可以順著這條路慢慢熬，熬成知府、道員也不是沒有可能。

從社會觀感來看，舉人也不愿意往下靠。哪怕教職清苦，收入有限，但“教官”這兩個字聽起來體面，名聲要比州判、縣丞好得多。許多舉人寧可去當“清湯寡水”的教諭、教諭司訓，也不肯戴上一個“佐雜官”的帽子。

四、左宗棠的例子，最能看出舉人的尷尬層級

講到舉人的困境，很難繞開一個人——左宗棠。

道光年間的左宗棠，早年鄉試中舉，成為湖南舉人。按說他的文章才學、人品氣度，在同輩人中都算出眾。可惜會試三次都沒能中進士，這就成了致命短板。

從制度上看，他不符合大挑的條件，又沒有進士功名，朝廷自然不可能給他輕易授予實職。知縣這條路對他來說，并不是能力不夠，而是“資格不夠”。至于那些低一級的教職，他又不愿去，覺得屈才。

于是，左宗棠只好在湖南巡撫手下為幕，替封疆大吏出謀劃策，夾在“有才無位”和“有官無品”的縫里。以他的本事，當個知府、道員都未必撐不起來，可現實是，一紙功名才是通向官位的門票。

如果把時間從道光推回乾隆，像他這種情況，多半是連幕僚的舞臺都不會太大。好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清朝已經風雨飄搖，內憂外患并起，各省督撫需要大量有真本事的人在幕府里籌劃軍政大局。正因為形勢嚴峻，才給了左宗棠這樣的舉人一個“彎道超車”的機會。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舉人的尷尬并不是個人能力問題，而是制度和時代的問題。有才，卻缺一張進士的紙；有功名，卻缺一條順暢的道。

五、捐官、候補：舉人的“曲線救國”

舉人如果鐵了心想當知縣，并不是全無出路。

乾隆以后，隨著國家財政壓力加大，“捐納”制度愈發公開化。舉人可以拿出一筆不小的錢，捐個候補知縣。這類候補官可以到吏部登記，排隊等候缺位，“名義上有官，實際上沒缺”。

聽起來像是能夠繞過科場，多一條路徑。可問題在于，排隊時間往往漫長。沒有地方大員的保舉，普通舉人想在十年八年內排上一個實授知縣，幾乎很難。家底薄一點的舉人，錢捐出去了，人卻在京城耗著，反而拖垮整個家庭。

這樣一來，捐官成了回報率極低的賭博。有人成功，從候補熬成了實授知縣甚至升到更高；也有更多人，耗在候補名單里，名義上是官，實際上還不如在鄉里當個教職穩當。

從社會評價來看，舉人通過捐納上位，與走科道、會試上來的進士相比，總歸要被人輕視半分。官場上講究“出身清白”，捐來的職銜，總會被視作“帶點銅臭味”。

六、旗人舉人：同為舉人，待遇天差地別

說到舉人，還得分一句：漢舉人是一回事，旗人舉人又是另一回事。

清代的旗人文化水平整體不如漢人，這是事實。但在官場上，他們擁有與漢人截然不同的通道。旗人中的滿、蒙、漢軍舉人，在制度上享有更高優先級。簡單說一句：旗人舉人，大體上相當于漢人的進士。

根據《大清會典》的規定，滿、蒙、漢軍舉人會試三次不第，就可以授予知縣。這是寫在制度里的保障。至于補在哪個地方，則與鄉試名次有關。名次高的，安排在“近省”，如直隸、山東、江蘇這類相對富庶、交通便利之地；名次低的，則多派往福建、湖南、四川、廣東、廣西、云南、貴州這些“遠省”。

無論遠近，有一點非常清楚：旗人舉人只要規矩上夠條件，最低保證就是知縣，不必像漢舉人那樣，在教職和大挑之間反復徘徊。

值得一提的是，旗人舉人里還有一個特別群體——宗室舉人。因為出身于皇族，他們屬于天潢貴胄，按清廷規定，這一類人不得出任知縣等地方實權官，只能在京城各部院衙門擔任一些品級不高的小京官。

宗室舉人看上去似乎“受限”，但這種限制本質上是另一種保護：不讓他們下去和地方士紳、鄉官打成一片，既保持了皇族的身份距離，也避免了外戚、宗室通過地方權力坐大。

七、教職的體面與清苦：舉人的“退路”

在所有能授予舉人的職位中，教職占了相當大的比例。

府學、州學、縣學的教授、教諭、訓導，都是舉人比較常見的選擇。這些職位官階不高，俸銀也有限，但有兩個優勢：體面、安穩。

在老百姓眼里，“先生”二字，比“縣丞”“州判”好聽多了。讀書人教書育人，哪怕俸祿不厚，名聲卻好。很多舉人會在多次會試不第之后，認命似的接下教職，把希望寄托在門生和兒孫身上。

有些人在教職崗位上兢兢業業，培育出不少人才，反而在士林中留下了好名聲。這一點上，舉人的心理其實挺微妙：不愿意承認自己“仕途到此為止”，卻又不得不找一個看起來不那么失敗的落點。

從制度來看，清代對舉人擔任教職一向比較寬松，尤其是順治、康熙前期，教職奇缺，舉人想入仕當教官幾乎沒什么難度。到了中后期，官位競爭激烈，教職仍然是舉人較容易拿到的崗位之一。

只不過，很多人內心里很清楚，踏入教職，就等于和“實權官場”漸行漸遠。這個心理落差，很難用外在體面去撫平。

八、明清制度下，舉人尷尬的根子在哪兒

如果把這一切線索串在一起，會發現舉人的尷尬，并不是簡單的“官小”或者“機會少”，而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

一是出身分層過細。八等出身，把士人劃得明明白白。舉人身處第二等，看似尊貴，實則被進士壓在頭上，被貢監吏員頂在下面，動彈空間有限。

二是名額分配被特權擠壓。旗人有入仕特權，旗人舉人在實質上享有“優先錄取”。對于同樣一紙舉人功名的漢人來說，這是無法逾越的一道墻。

三是崗位分工帶來的“面子問題”。舉人按制度不能做佐雜官，逼著他們非要往知縣、教職這條路擠。進不了知縣，就剩下教職這條退路；想放下身段搶別的官，也沒這個資格。

四是時間成本過高。靠大挑、靠候補，很多人把最好的年華都耗在等待上。有人熬到四五十歲才得一個小小知縣，有的人干脆老死鄉間，舉人身份成了終身的“虛名”。

在這種結構下，舉人的身份就變得說不上好，也說不上壞。

在鄉里，他們是族中長輩口中的“有出息的人”，走路能抬著頭，說話有人聽；在京城官場，他們又是擠不進核心的一群人，既夠不上真正的權力層，也不愿淪落到基層雜官里去混資歷。

有人說，明清兩代的舉人，好比在樓梯中段的那一層，往上看，光亮刺眼；往下看，人聲鼎沸，卻又不甘心轉身。知縣是手指頭都摸得到的理想，卻始終差半步，而其他崗位，要么嫌寒酸，要么無法觸及。

也正因為如此，這個看似榮耀的身份背后，藏著的，往往是長年累月的糾結與無奈。對那個在江面上苦笑的舉人來說，這一點，恐怕最清楚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