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馬步芳逼侄女做七房姨太，侄女控訴后蔣介石到底如何處理？

1961年春天，臺北街頭曾出現過一幕讓許多路人至今難忘的景象：一位消瘦憔悴的年輕女子，胸前掛著木牌，牌上寫著“憤怒控訴禽獸大使馬步芳蹂躪未成年少女”幾個黑字。那字跡并不工整，卻透著股狠勁，遠遠看去，就能感覺到她咬牙刻出來的怨氣。

不少上了年紀的路人圍了上來，忍不住低聲問一句：“真有這回事？”女子的回答很干脆：“我是他的侄女。”

名字叫馬月蘭，出身甘肅河州馬家軍一支，跟“青海王”馬步芳有著實打實的血緣關系。她從沙特阿拉伯一路輾轉逃到臺灣，只為揭開一段難以啟齒的家門丑事——十八歲被迫做五十多歲伯父的第七房姨太，十五歲的親妹妹，又被盯上要做第八房。

有意思的是，鬧出這樁丑聞的，偏偏是曾在西北橫行一方、在戰場上與紅軍、解放軍血戰多年的“馬家軍”頭面人物。馬步芳，從青海土皇帝到“駐沙特大使”，再到人人喊打的“禽獸大使”，前后不過二十多年時間。名聲掉得這么快，這么狠，背后既有時代大勢的推著走，也有他個人一樁一樁親手釀下的惡果。

說起蔣介石后來是怎么處理這件事，又是怎么一步步走到“遮丑”“切割”這一步的，還得把時間往前撥，看到馬步芳是怎么爬上高位，又是怎樣逃出大陸，最后在中東重攀權勢、玩到失控的。

一、從“滿拉”到“青海王”：權力是一步步慣出來的

1912年，清帝退位不久，西北局勢仍舊混亂不堪。那一年，年僅十二歲的馬步芳被父親馬麒帶到西寧，送進東關清真大寺，“學經”，做“滿拉”。按家族的安排，他本該走宗教道路，老老實實讀經講經，將來在地方當個阿訇，也算體面。

可這位小少爺根本靜不下來，對阿拉伯文的經書提不起半點興趣。阿訇講經，他心思早飛到了寺外，誦經時敷衍念兩句就想溜，常常被老師傅搖頭嘆氣：“這孩子不是做學問的料。”寺里生活清苦、規矩又多，對他來說簡直像被關在籠子里。

偏偏這一年，外面的世界正翻江倒海。馬麒看準時局，拉隊入軍界，在青海一帶很快站穩腳跟，成了地方勢力。馬步芳在寺里熬得心浮氣躁，眼瞧父親穿軍裝、騎高頭大馬、帶兵巡街，自然坐不住，有機會便跟著進了部隊。

一離開寺門，他就像憋壞了的野馬沖出柵欄。行軍打仗，他不怕死，搶功勞也不要命，在軍中升得很快。表面上，他被包裝成“勇敢能戰”的少壯軍官；實際上，那種冷硬、狠辣的性子，也是在這個階段慢慢養成的。

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蔣介石為了在西北穩住局勢，拉攏地方軍閥，馬家軍自然成了重點對象。馬步芳緊緊抓住這個機會，圍剿紅軍時，他下手極狠，屢屢向南京方面邀功。1938年，他被任命為青海省政府主席，這時候的他，算是真正坐到了“土皇帝”的位置上。

換個人，或許還會多少顧及一下地方百姓的死活。到了馬步芳這兒，權力就成了肆意妄為的私器。青海地方本就貧瘠，他卻大肆盤剝賦稅，控制鹽運、馬匹、貿易，利用宗教勢力牢牢捏住農牧民的命脈。群眾怨聲載道，卻不敢吭聲。

有錢后，他放縱收房、納妾，強占民女幾乎成了家常便飯。依靠槍桿子和宗教紐帶雙重控制，他整整在青海橫行了十多年。不得不說，這種在權力中養成的習慣，一旦長成，就很難收回去，之后在開羅、在吉達，他照樣按這一套行事。

抗戰勝利后，國共矛盾公開化，蔣介石急于在西北構筑防線，馬步芳再一次成了被倚重的“地方勁旅”。1947年3月，他糾集三十四個旅，向陜甘寧邊區發動重點進攻，一度攻占了解放軍控制下的合水等地，讓蔣介石喜形于色。

1948年，馬步芳的名號又被往上抬，成了西北軍政副長官。看著手中兵權漸重，他的胃口自然也越發大，心里搗鼓的已經不僅僅是青海一隅，而是整個西北局面。

然而，大勢已定。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后，國民黨在大陸的局面急轉直下，就連南京城也自身難保，西北只不過是遲早要解放的一塊。

可馬步芳看不清，或者說，不愿承認。他依舊死死抱著自己的那點權力不放，為了再抬一個臺階，還想方設法疏通李宗仁，硬生生把“西北軍政長官”的名頭搞到手，陸軍上將軍銜也掛在肩頭，自覺是登峰造極。

問題是，時局不會等人。當解放軍西進部隊逼近蘭州時，他還盤算著“孤注一擲”，把蘭州會戰當成翻身的最后一搏。

二、蘭州失守之后：一路逃亡，最后躲進中東

1949年夏，蘭州會戰成為西北解放戰爭中最硬的一塊骨頭。馬步芳將主力部隊基本全部壓在蘭州，把軍火、糧食集中屯在城內，在地形、工事上做了大量部署。對他來說，這一戰，不只是軍事上的輸贏，更關乎他自己的生死。

在他看來，只要頑抗成功，就能繼續在西北做“長官”；若是敗了，被解放軍俘虜，再加上他過去圍剿紅軍、掠奪百姓的賬，知道自己下場絕不好看。這種心態，加劇了他在蘭州的硬扛。

然而，整個西北的態勢已經傾斜。解放軍經過一系列戰役，戰役組織能力、火力配置都已遠非舊日可比。蘭州一戰，打得極其激烈，傷亡也不小，但終究在連續幾日的強攻下，城破旗倒。馬步芳的部隊，不是被殲就是潰逃，能成建制撤出的，寥寥無幾。

蘭州解放后，解放軍大軍勢如破竹，向西安、寧夏、青海、甘肅各地推進，西北局面迅速改變。各地群眾迎接解放軍的隊伍里，不乏曾經遭受過馬家軍壓榨、欺凌的人，歡呼聲里多少帶著“算總賬”的意味。

馬步芳看得很清楚。留在西北，對他來說，幾乎等同于束手就縛。他悄悄收攏金銀細軟，將妻妾親屬召集到一處，然后走上了倉皇外逃的道路。路線很典型：先向重慶方向挪移，再往南海岸奔，最后鉆進香港這個“跳板”。

在香港，他迎來的第一件事，就是蔣介石的電令——去臺灣述職。彼時蔣介石剛退守臺灣，對那些西北被解放的“老部下”，心中有怨，也有顧慮。馬步芳心里也明白，這一次見面，擺脫不了戰敗責任，少不了一番盤問。

有意思的是，他到臺灣面見蔣介石時，嘴上功夫用得極熟，把責任大半推到戰局與客觀條件上，回避自己的判斷失誤，一通辯解下來，倒也躲過了嚴厲追究。只是蔣介石隨后提出，讓他回西北收攏殘部、繼續“反攻”，這一下，馬步芳心里搗鼓起來。

他太清楚那塊地方人民對自己的恨意，再回去，很可能是“上前線送命”。于是，他開始琢磨如何擺脫蔣介石的控制。通過2000兩黃金打點在蔣身邊說得上話的元老，他暫時爭取到“不回西北”的許可。

外表看，是“另派他途”，實則是他自己往外跑的起點。他從臺灣轉回香港，再輾轉去了埃及開羅，最后選中沙特阿拉伯的吉達作為落腳點。之所以選這里，當然不是隨便一指地球儀，而是看中中東石油經濟的繁榮，以及當地穆斯林環境對他這種出身的馬家軍宗教領袖更容易立腳。

到了吉達，他身邊的金箱子發揮了作用。大廈、地產、公司，逐漸鋪開。他并不滿足于安靜做一個移民商人，而是依舊想掌握人、掌握資源，繼續當“老爺”。讓人唏噓的是，他在海外那套手段，與在青海時并沒有本質差別，只不過舞臺變成了中東城市。

三、海外的“金錢外交”與家門丑聞：從大使到“禽獸大使”

在開羅的頭幾年，馬步芳先成立中東貿易公司，靠著運貨、轉口貿易拿到一部分收入。不過他真正看重的，并不只是這些生意，而是控制人心的機會。公司里招來的華人職員，尤其是那些跟著他撤出的舊部家屬，幾乎都捏在他手里，工資微薄，對他充滿依賴。馬步隆，就是其中一個。

馬步隆，是他堂弟，曾在大陸時期給他做軍械處長。1949年以后，也隨著大隊人馬逃亡海外，最后在開羅給他的公司打雜，月薪不過十五美元，維持一家老小的吃穿都緊巴巴，卻也沒別的路子可選。

就在這個背景下，馬步芳盯上了堂弟的女兒——當時十四歲的馬月蘭。需要強調一點：這是真正的血親后輩，不是什么“遠方親戚”。他先拋出個看似“幫親戚”的理由：讓馬月蘭搬進自己在開羅的大廈，一邊幫忙做家務，一邊給家里減輕負擔，多掙點錢。

馬步隆夫妻起初沒多想，覺得伯父“照應侄女”，還能多幾塊錢，勉強答應。剛開始的確就是幫忙打掃、端茶倒水，空下來給他輕捶肩背，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異樣。可隨著馬月蘭慢慢長大，模樣愈發秀麗，馬步芳心里那點東西再壓不住。

大概在她十八歲那年，他索性撕開遮羞布，提出要收她做第七房姨太。堂弟一家人全靠他養活，他又拿“全家生死”來威脅，馬步隆夫妻進退兩難，在這種情況下答應了這門“親事”。表面上說“姨太太”，聽起來好像多了個名分，實際不過是徹底被他占有。

不得不說，對他這種人來說，家族倫理、輩分尊卑，都不值錢，真正重要的，是“我想要”三個字。拿下馬月蘭之后，生活上并沒有給予她多少改善，更多的是控制和禁錮。她之所以一直忍著，多半是被困在親人性命和現實處境之間，幾乎沒有退路。

后來，隨著大批華人商人往中東遷移，沙特阿拉伯的吉達顯得更有前途，馬步芳又把重心挪到了那里，重新建起了屬于自己的“堡壘”——一座高層大廈。人到了吉達，他的眼光，沒多久便又落到馬月蘭的幾個妹妹身上。

他先用老套的借口，把馬月蘭的母親蔣云梅和三個妹妹，都遷到吉達大廈居住，說是改善條件，多照應一些。蔣云梅吃過一次大虧，心里對這個大伯早有防備，只要他開一點模棱兩可的口子，她就立刻拒絕，不給機會。

耐不住性子的馬步芳，最后干脆明著說：“月荷、月華、月蓮，總得有一個做妾，月蓮最合適。”這話一出口，已經完全不把對方當一家人看了，擺明了你同不同意都無所謂。

蔣云梅明白，再拖，最小的女兒遲早要遭毒手，便趁他不備，帶著幾個女兒悄悄搬離大廈，藏到麥加居住。這在當時，是很冒險的決定，但母親心里也清楚，不走，連基本的人格尊嚴都保不住。

人跑了，馬步芳沒法再直接下手，只好轉頭做思想工作。他找到馬月蘭，冷冰冰開口：“我喜歡你家小妹，就像當年喜歡你一樣。你去說服你父母，我一定要娶月蓮做八房姨太，全家搬回來住。”

這番話，說得極其自然，好像娶親戚的未成年小姑娘做姨太，是件理所當然的事。可這一次，馬月蘭已經忍不下去了。她頂了回去：“她們要住哪兒，我管不著。”短短一句話，等于當面撕破臉。

馬步芳頓時暴怒，對她拳腳相加，隨后把她關在大廈里不允許外出，徹底變成囚禁。長時間的折磨，讓這個原本開朗的女孩迅速消沉下去，就連大廈里的老年女仆，看在眼里都起了惻隱之心，暗中幫她遞出了一封求救信。

信送到了沙特“中華民國大使館”參事宋選銓的妻子手里。宋夫人看后頗為震驚，悄悄把馬月蘭接到自己家中，安頓下來。可以說，沒有這一步，她很難找到逃脫的起點。

事到這一步，事情開始轉向公開沖突。馬步芳很快判斷出馬月蘭躲在宋家，便帶著隨從上門，砸門、叫囂、威脅，吵鬧聲驚動不少鄰居。這一鬧，反倒給了馬月蘭公開揭破的機會。她站在陽臺上，用漢語先罵了他一頓，接著又用阿拉伯語重復了一遍，大意就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逼迫十八歲的侄女做妾，還要十五歲的妹妹也做小，這種禽獸丟盡中國人的臉。”

阿拉伯語的這一段，效果立刻顯現。斜對面的沙特外交部門門口有憲警，有記者，還有不少外交官，聽明白意思后，很快圍上了一大群人。馬步芳自恃身份，一時還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等發現眾目睽睽之下自己成了笑柄，竟連反駁都做不到——他不會阿拉伯語，只能灰頭土臉離開。

不久后，沙特警方介入，制止了他隨從的粗暴行為。考慮到他“駐沙特大使”的身份，對他本人倒并未采取逮捕措施，但沙特外交部門已經對這個“華人外交官”印象極差。隨后，沙特外交部長出面要求他交出馬月蘭的護照，給她辦理離境手續。這等于給了她合法離開沙特的通道。

獲準離開后，馬月蘭迅速啟程，最終在1961年抵達臺灣。緊接著，就是開頭那一幕——胸掛木牌，站在臺北街頭，把這樁家門丑事搬到公眾面前，讓所有人看到“青海王”的另外一張面孔。

四、臺北輿論發酵與蔣介石的“處理方式”

到了臺灣之后，馬月蘭起初還是抱著“正常途徑解決”的想法。她先找到幾位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以及有關部門官員，一遍遍講述自己在沙特的遭遇，控訴馬步芳強迫侄女做七房姨太、綁架十五歲妹妹欲納為八房的事實。

然而，現實遠比故事冷硬。馬步芳雖遠在沙特，卻仍然掛著“中華民國駐沙特大使”的牌子，這塊牌子，本身就是一層保護。官場上不少人不愿介入這種看起來麻煩又敏感的案件，聽完她的陳述，只是含糊搪塞。她交出的控訴材料，被束之高閣，沒有下文。

在這個階段，她可能還沒完全看清臺灣官場的盤根錯節，只是感到一股無力。幾經碰壁之后，她換了一條路——不再只盯著機關大門，而是走向大街，把事情公開給普通人聽。掛木牌上街喊冤，表面上看是“婦人之舉”，在實際效果上，卻比進出辦公室強得多。圍觀群眾中，不乏對馬家軍舊事略有耳聞的老兵、老移民，一聽說“青海王”在中東干出這種事，議論紛紛。

報紙和雜志也很快嗅到新聞點，開始報道這起事件。有的刊物用詞相當激烈，直接給馬步芳貼上“禽獸大使”的標簽，把“青海王”的舊稱一腳踢開。輿論一旦打開口子，發酵速度很快，關于馬家軍在西北的舊賬，也被人翻出一部分來。

在這種壓力下，蔣介石不能裝沒看見。畢竟，“駐外大使強迫侄女做姨太”的名聲，一旦傳回國際間，對于臺灣方面的形象還是有影響的。他于是發出指示，要求“立法院”組織一個三人調查小組，對這件事進行“專案調查”。

表面上，這是開始認真對待。可幾個月過去，調查小組既沒飛到沙特，也沒真正調集證據，只是在臺灣內部打轉，最后幾乎是原地踏步。原因不難理解：馬步芳現在人不在臺灣，手里又掌控著中東事務的一部分網絡，在沙特有一定勢力。就算真把他“定罪”，能拿他怎么辦？再加上不少人忌憚他過去的狠辣，也不愿冒風險往前沖。

調查拖延，輿論卻不會一直冷下來。街頭的木牌、報上的標題、議論中的“禽獸大使”三個字，像一根刺一樣扎在那里，讓上層不得不找個辦法“收尾”。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方面采取了一種既不正面審判，也不完全包庇的折中做法——逼迫馬步芳“自動”辭職。

1961年6月，他被迫辭去了“中華民國駐沙特大使”的職位，名義上是“因故請辭”，實際上是臺灣當局在輿論壓力下給出的最低限度的“交代”。從制度層面看，這頂多算是一種政治處罰，遠遠談不上法律意義上的追責。

到了1962年，在外界關注下，馬月蘭與馬步芳的婚姻關系正式解除。對她來說，這算是從那段被強迫的姨太身份里脫身；對馬步芳來說，最多也就是“失去一房妾室”，遠不能抵消他之前所作所為的惡果。某種程度上，這場“勝利”顯得很不徹底。

更微妙的是，蔣介石一邊在明面上切割這位“出丑的大使”，另一邊并沒有完全斬斷與他的聯系。對臺灣當局而言，中東地區的布局需要有人在當地打理，而馬步芳在沙特多年，盤下的產業、打通的關系，確實有實用價值。于是，在公開場合，他被逐出大使位置；在暗自往來中，他仍然算一個可以延伸出去的“觸角”。

沒了大使身份，就失去了外交豁免權。馬步芳馬上感覺到危險：一旦被臺灣方面“請回去”，未必只是訓斥這么簡單。他于是把希望轉向另一個方向——沙特王室。

他給沙特國王寫信，自我陳述身份背景，強調自己是穆斯林，請求給予保護，從宗教情面和過往交往上尋求庇護。沙特方面斟酌再三，最終批準他加入沙特國籍。身份一變，他不再只是一個“駐沙特的中國大使”，而成了沙特公民。

這一變動，對臺灣方面來說，意味著“伸手難及”；對他自己來說，則是又給自己多套了一層殼。憑借多年積攢的財富以及結交的人脈，他在吉達仍舊住在公館里，繼續維持不錯的物質生活。只是“青海王”的威風已經成了過眼云煙，“禽獸大使”的稱呼卻沒那么快從記憶里消失。

馬步芳在沙特又躲了十多年，直到1975年去世。沒有法庭審判，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懲罰，只在一段段控訴和傳聞中，留下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結局：一個曾經手握槍權、在西北呼風喚雨的軍閥，最終讓人記住的，并不是他的軍功，而是他對親侄女和未成年少女做下的禽獸行徑。

從1912年那個不耐煩念經的“滿拉”，到1938年的青海省主席，再到1949年西北潰敗后的逃亡者，直至1957年奉上萬兩黃金換回的“駐沙特大使”頭銜，每一步似乎都有他精打細算的算計。可在1961年前后，一塊寫著“憤怒控訴禽獸大使”的木牌，卻輕而易舉撕開了他用金錢和權勢搭建起來的一切體面。權力、財富可以暫時遮蔽人們的視線，但當丑行被當事人親口揭出來時，那些曾經刻在軍功章上的名號，也就不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