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后，我被裁員了｜三明治

文｜張茂琳

編輯｜珍妮

1

2021 年，小學快要放暑假時，我們部門的人整天在中關村一棟寫字樓里，如火如荼地趕制語文暑期培訓需要的所有物料，包括課件、教案、贈送給家長的知識點整理。我們的工區在寫字樓的地下一層，常年見不到陽光。刺眼的白熾燈從早照到晚，中央空調一直保持著16 度不變。這讓我們時常忘記四季、忘記白天黑夜，到我們討論結束時，才發覺已經是半夜十一點了。推開寫字樓大門的那一剎那，黑夜和暑氣才像潮水一樣撲面涌來。

暑期是學科培訓的關鍵時期，秋季能招多少學生，幾乎全看暑假課上完后能留多少人。這是每一個機構的招生策略，我所在的機構也不例外。當時正值教育培訓產業的擴張、上升期。在各大城市的寫字樓里，五花八門的培訓機構層出不窮，每一個機構的校區都在樓外掛著最時尚、最亮眼的牌匾。當城市的黑夜降臨，這些牌匾就會發出耀眼奪目的光，和其他的燈紅酒綠一樣，讓每一個路過的人，無論是有孩子沒孩子，無論是已經報課或是沒有報課，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大部分人在日后聊天聊到這類機構時，都能隨口提起，“培訓機構是吧？哪兒哪兒哪兒就有一個。”

那段時間也是我在這個行業里最充滿希望的時候。每天早晨，我都會給自己化一個精致的妝，搭配好發型，挑選一身亮色的衣服，叮叮當當地帶上耳飾和項鏈，踩上高跟鞋、挎上包再出門。坐到工位以后，先回復飛書上密密麻麻的未讀消息，然后開始寫教案。到了會議時間，就和美術部門、外包摳圖片、視頻的細節，或是和其他部門一起討論物料。爭取把每個環節都做到最好。雖然剛剛開始工作沒幾年，沒取得什么成績，工資也不高，但是我總相信，在這個朝陽行業里，只要我努力干，我總能像那些領導一樣，帶領一個團隊獨當一面。

那一年七月份，東方衛視和央視八套上線了一部劇，叫《小舍得》。這部劇里有一個情節，是蔣欣飾演的媽媽和孩子的班主任通電話，班主任埋怨媽媽給孩子報了太多的補習班，以至于壓力太大，影響學業了。在《小舍得》播出的時候，出現了很多批判教培行業的聲音。比如。本來應該教書育人的行業，成為了很多資本斂財的工具和手段。為了招生、他們拿捏著家長的未知與恐懼，刻意給家長學生制造恐慌，利用家長愛子心切，收割家長本來就不富裕的錢包 。身處教育培訓行業，我見過認真開發教案、認真備課講課的老師，但是為了盈利而制造焦慮、夸大宣傳的現象也確實存在。為了讓家長續班，機構需要準備家長會。很多家長會有一套萬能的話術，“xxx 時期很關鍵”，如果是一年級家長會，就說“一年級時期很關鍵”，如果是二年級家長會，就說，“二年級時期很關鍵”……然后論證如何重要、如何關鍵，最后引導家長交錢續班。作為這個龐大系統的一員，我也做過類似的家長會ppt，并不無辜。畢竟續班率綁著我們的績效。可我們從來不覺得行業會因此受多么大的影響。頂多是在爭議中改進、發展。

但是出乎我們所有人意料的是，國家緊接著就出臺了“雙減”政策（減輕校內作業的壓力、減輕學科培訓的壓力）。在“雙減”之下，我們所有教培老師的工資被規定了上限，不被允許用學科培訓盈利，也不被允許在節假日進行任何學科類的培訓，更不被允許開設新的學科培訓機構。可以說，教培行業的每一條出路都被堵得死死的。一夜之間，這個行業被丟進了時代的垃圾桶，并可能在史書上留下罪惡的一筆。

最開始得知這個消息時，我不敢相信。偌大一個教培行業，怎么能說倒就倒？這么多人的工作，怎么能說丟就丟？飛書的信息依然在一大早打開的時候就有一大串的未讀；外包的人依然每天在我們辦公室進進出出，嘰嘰喳喳地聯絡著具體事宜，在尋常的忙碌里，一切都像是什么都沒發生過一樣。但很快，對行業前途的擔憂和對自己未來的焦慮像瘟疫一樣悄悄擴散、蔓延開來。大家慢慢意識到，自己的工作不再有意義，于是在職場里習慣繃緊的神經開始松懈。那些面上永遠掛著疏離的微笑，把“okr”、“sop”掛在嘴邊，走路生風、自帶精英氣質的主管們臉上開始茫然；而底下一向唯唯諾諾的小職員們也不再拘謹。大家有了共同的話題——我們的出路在哪里？

“mm，如果教培真的不行了，你準備干什么呢？”鄰桌的小w 問我。

“嗯……我去按摩吧，哈哈哈！我按摩一個人收 100，一天下來的工資可比現在高太多了！還可以干保潔！選擇很多的。總不能餓死吧！”突如其來的變故讓我一下子難以適應，對于未來，我一點計劃和想法都沒有。只能開玩笑地回復小w。

這時，對面的主管L 聽到了我們聊天，把身體探過來，湊到我們兩個面前，說，“誒，那天我真的看了保潔！我覺得！有戲！保潔還管中午飯！待遇不差的！”主管L一邊說，一邊用一根手指在空中像敲重點似的比劃，半開玩笑半認真的樣子逗得我們樂不可支。

“哈哈哈哈哈哈……”快樂而爽朗的笑聲在工區回蕩著。這是純粹、不帶任何苦澀地笑，像是除夕時放的驅趕陰郁鬼魅的鞭炮。也是當我們即將淹沒在時代洪流時，唯一的宣泄與反抗。

2

很快，我們為秋季的準備工作都被叫停了，所有的外包也終止了。我們的工作只剩服務完已經交過錢的暑期用戶。這項工作很容易，只是按時在群里發送一些學習資料，回復一下家長消息，解答一些孩子的問題。之前人來人往、三五成群、七嘴八舌討論的工區現在變得靜悄悄的，過去天天滴滴噠噠的飛書也終于消停了下來。我們在自己的工位上，無所事事地從早坐到晚。時間久了，還能嗅到辦公區里那股劣質板材散發出來的甲醛的味道。人閑下來以后不免去胡思亂想：暑期結束之后做什么？我們到底是去是留？但像我這種底層的小員工，既接收不到要裁員的消息，也接收不到不裁員的消息。即使想八卦、做出猜測，都找不到一丁點兒根據。這種日子并不平靜、踏實，反而像被關進囚籠里一樣讓人窒息、緊張。

我們的主管 L 是個見多識廣、而且很有夢想的人。她擺過地攤，組織過學生去歐洲游學，還設計過繪本。她對我們說，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主動去找到一條出路。那段時間，工作不忙的時候，她帶我們幾乎跑遍了北京海淀、朝陽各大重要的書店、商場、圖書館——又是讀書學習，又是調研市場。每次外出都要寫一份調研報告，看看能不能轉型做一些學習機之類的硬件。她再負責把我們所有調研的結論和更高層領導的匯報，等待高層的決策。因為主管 L 的鼓舞，我們部門每一個人都像極了力挽狂瀾的勇士。即使在外調研，也沒有遲到早退過。更不會說一些慌張、掃興、讓人感到絕望的話。也許是主管 L帶著我們的努力讓高層看到了希望，又或許是高層本身有探索、轉型的規劃，總之，在其他機構欠款跑路、或者因為裁員補償不到位鬧出法律糾紛時，我們依然相對穩定地正常打卡上下班、完成被分配的市場調研的項目和任務。

可是這樣有希望、有轉機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因為我們每一個探索、每一份調研到最后都不了了之。據主管 L 說，高層對每一份調研都很滿意，可是滿意完并沒有任何的計劃或指示。我們像是來到了一個吞噬聲音的山谷，我們大聲求救，卻接不到一個回聲。我們求救得越大聲，山谷越是靜謐得可怕。

8 月底的一天上午，我們正常上班，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同事小x 跟平時一樣和我們打打笑笑，她看了一眼手機，突然嚴肅地對我們說，“hr 讓我去一趟會議室。”

“hr？”我和另外幾個同事都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個信息。

“是的。”

“什么事兒？”我問小x。

“hr 沒說，就讓我去會議室。我去看看。”

小x 去會議室了。本來活潑的氣氛一下子緊張了起來。因為其他機構都在裁員，所以我們心里總有不好的預感，而小x 被hr 叫到會議室無疑給我們剩下的這些人也敲響了警鐘。我們都害怕這件事降臨到自己頭上，更不知道裁員后，我們還可以靠什么生存、掙錢、養活自己和家庭。生存的焦慮、劫后余生的慶幸、對未來的擔憂，這一切像幽靈一樣徘徊在我們頭頂，大家都提心吊膽、沉著臉，誰也不說一句話。十幾分鐘后，小x 從會議室回來了，帶著從嘴角努力擠出的故作淡然的笑，一邊收拾東西一邊跟我們說，“拜拜了！同志們！咱們江湖再見！”

這一刻真的到來了。從小x 開始，“裁員”就變成了懸在我們每個人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從那以后，隔上大幾個禮拜，公司就會按照入職年份給好賠償，裁一波兒人。我后來才知道，公司之所以分批次地、不動聲色地悄悄把人叫進會議室，是因為教育這一條線的體量著實不小，在短時間內、一下子全部裁完可能會釀成影響社會穩定的不可控事故。有一次，公司裁員規模很大，我們這條業務線上，幾乎每個部門都裁掉了一批人。聽說，那一天，公司全體的保安都出動了，每一層都有穿著藍色保安制服的人監督、巡邏，以防有人想不開跳樓，或者做出其他行為過激的舉動。從八月到十月再到我離開，工區的人越來越少，空出來的工位越來越多。桌子上那些成山的書、水壺、水杯、電腦、充電器、零食、耳機、甚至花花綠綠的盲盒都沒有了，露出一排一排長長的、整齊劃一的白色板材桌面，遠遠看過去，有點像一條條心電圖上永遠拉長的平直線。過去工區很擁擠，往后滑一下椅子都有可能影響背后的同事，現在寬寬敞敞，甚至冷冷清清的。再后來，有一些搶不到會議室的員工就會在這些沒有人的工位上開會。每次裁員時，我并不知道誰留下誰離開，好些個熟悉的面孔突然好幾天看不到了，我在飛書上搜人名時，才發現：這個人的名字后面已經被標注了“已離職”三個小字。我們從這里轟轟烈烈地開始，又在這里悄無聲息地結束。每天來到工區，看著越來越少的人、空出的越來越多的工位，我都有一種恍若隔世、物是人非的感覺。

對于被裁的人來說，他們會直接開啟艱難的謀生之路，而臨時留下的也未必多么僥幸。留下的痛苦在于，既渴望多領一個月的工資，又不得不在恐懼中等待最終的審判和即將到來的失業風險。然后在這兩種感覺中反復掙扎、消耗。還在我剛剛入行的時候，就認識了小k。小k 短頭發，長得黑黑的，臉上有幾粒雀斑，個子不高，瘦瘦小小。她不化妝、不打扮，常常上身穿著一件沒什么版型的淺色棉 T 恤，下身一件藏青色緊身牛仔褲，腳上穿一雙運動鞋或板鞋，在人群中也不出挑。但是她對待業務很認真，無論是磨課點評、還是她自己講課，永遠精神抖擻，聚精會神，講起話來一針見血、說一不二。所以，雖然我們年齡相仿，但是當我還在不斷磨課、練課、審核時，她已經憑借異常優秀的續班數據和超強的管理能力成為公司里數一數二的培訓師了，工資也是我的好幾倍。有一次，我向她請教一些課程的問題，她一邊一口一個“親愛的”，用親切的語調解答了我的疑問，但是另一邊，她的眼皮都沒有抬起來看我一眼，兩個眼睛一直盯著手機屏幕，雙手握著手機，用兩個大拇指打字，像極了劉姥姥進賈府時的王熙鳳，讓我感到了強烈的距離和威嚴。一開始，我很難想象，“雙減”“裁員”對她這樣厲害的人能有多么大的影響。可是有一天，一個朋友告訴我，小k 墮胎了。

“為什么？”

“她和她老公都是教培的。現在行業這樣，她覺得養不起了。就去醫院流掉了。”

公司裁員裁得人越來越少的時候，我和她又有過兩面之緣。她的衣著沒有變，還是棉T恤、緊身牛仔褲和運動鞋，但是眼神里少了過去的驕傲、精神和風采，多了幾分壓抑和疲憊。

我對墮胎一向持保留態度的。但是面對小k 的選擇，卻很難不去理解和共情。我自己也面臨相似的困境：和老公結婚以后，家里人一直催著要孩子。原本我和老公想等我在教培行業站穩腳跟、收入高一些，就開始準備。可是突如其來的變革打亂了整個計劃，我們也在壓力下把這件事暫時擱置了。當自己基本的收入、生存受到威脅時，我們用什么去滋養下一代呢？

3

從大學畢業后，我一直待在教培行業。開始裁員以后，我常常想，如果上天再給我一次機會，我還會選擇教培嗎？

在職業選擇上，我曾和父母有過很大的分歧。我的高中學習壓力很大，一切都要為學習、為高考讓步。當時為了節約一些早餐的時間學習，我每天都去食堂買餅，邊走路邊吃，一直吃到一聞見餅的味道就想吐；在我們還沒搬到新的教學樓時，廁所不那么夠用。為了節省上廁所排隊的時間，我會嚴格控制自己喝水的時間和數量；夏天時，想洗澡就不能吃午飯，吃午飯就沒有洗澡的時間，在有限的自由活動時間里，二者無法同時被安排……在這個學校里，我不是個例。大家都在為了學習拼命努力付出。這種高壓高強度的學習讓我收獲了985 的高分入場券，但是也讓我在上大學以后失去了再搏一把的心氣兒。所以，大三大四時，我既不想考研究生，也不想考公務員，只想舒舒服服找個工作。而我的專業是漢語言文學，相對理工科來說，就業范圍小了很多，唯一適合我的只有進機構當語文老師。但父母覺得，我只有再考上個公務員，人生才會圓滿：我的專業對口，在體制內可以發揮我閱讀寫作的特長，升職進步，然后安安穩穩地嫁個人，生孩子，相夫教子。所以，當我告知他們，我決定簽了某個教培機構的入職合同時，他們很生氣。

那是我畢業那一年，剛剛入夏，將熱未熱的一天，明媚的陽光透過窗戶鋪滿了整個大床，把棉麻的床單和褥子都曬得松松軟軟、熱乎乎的，空氣里彌漫著曬得發黃發焦的紙張的味道。我和媽媽穿著寬寬的睡衣，盤著腿坐在床沿上，背靠著暖烘烘的太陽聊閑天。媽媽披散著棕色的卷發，對我說天越來越熱了，頭發捂得脖子有點悶，讓我去拿發夾幫她把頭發夾住，把脖子露出來。梳妝臺在另一個床頭，于是我從床的這一角爬到那一角，拉開梳妝臺的抽屜，拿出發夾，又爬回媽媽身后，輕輕地把媽媽的頭發挽起來，再用發夾夾住。爸爸在客廳里看電視，隔著一堵墻和敞開的臥室大門，我能聽出來他正在看央視的午間新聞。可是當我提到“我準備簽一家教培機構”時，爸爸媽媽的態度一瞬間全都變了。媽媽先是抬高了聲調，“你怎么簽教培機構？為什么不考公務員呢？”媽媽說完這句話，我聽到主持人發臺灣省“臺”的音剛讀出一個“ta”，接著電視“啪”的一聲就被關了。爸爸踩著拖鞋，啪嗒啪嗒地也來到了臥室，正好站在門口，擋住了我從臥室看向斜對面餐廳的視線。他們一個坐在我右邊，一個站在我正對面擋住門，連起來像是一堵厚厚的墻。

“公務員就是國家飯！這是‘國字號’。‘國字號’是國家在背后給你保證！你永遠不會失業！”爸爸表情堅毅，不容侵犯。每次說到“國字號”，爸爸都會放慢速度、提高語調，兩只手同時在空中頓一頓，著重強調一下。

“一個小閨女家，不要有太高的目標。你看看你xx 姐姐，人家二本學校畢業，考到了咱們旁邊縣林業局，現在結婚了，還生了個雙胞胎。”一縷卷發從發夾里掉落在耳旁，媽媽停了一下，把這縷剛剛散落的頭發窩到耳后，繼續說，“女人家，要有自己的事業，但還得把重心放家里。企業不養閑人，你在企業干，萬一家里有什么事兒需要你，你怎么顧得過來？你看我在體制內，家里你有什么事兒，你爺爺奶奶有什么事兒，我都隨時能請假，不會擔心失業。”媽媽平時很謙卑、和順，不太有自己的主張，更不擅長勸服別人。但是因為她經常勸我考公務員，所以每個字都能從她的嘴里不拖泥帶水、圓溜溜地滑出來，格外干脆、流利。

“你媽說的對！企業不養閑人！你進了企業，35 歲之后就沒人要你了！你當公務員不一樣！到老了以后還給你發退休金。你看看我們身邊，那些企業退休的，連退休金都沒有！很可憐！到那時你再后悔就晚了！”

爸爸媽媽的話一句接著一句，一個人接著一個人，噼里啪啦，密不透風。其實我一句都聽不進去，但是我也沒有反駁。因為在我的記憶里，每當爸爸板起臉、嚴肅地說我時，如果我敢表達不同的意見，爸爸就會壓低聲音威脅我，“大人說你兩句，你聽著就行了。對了你就改，不對了也能當個過來人經驗的參考，或者引以為戒。怎么老抬杠？”每次爸爸說這句話時，我都能看到他兩腮的肌肉因為咬牙切齒而抽緊、向外鼓動，好像在拼命咬住自己的怒火。雖然爸爸很少真的打我，但是我總害怕如果再多說一句，爸爸就會動手。所以，從小到大，我因為挨爸爸的訓斥而委屈地哭過很多次，可跳出來反駁他的次數屈指可數。這一次也不例外。哪怕他們后來說到，“你沒有個穩定的工作，hf（我老公，當時還是男朋友）都不一定愿意要你”這種羞辱性很強的話時，我也僅僅是把脖子梗在一邊，沉默不言。我沒有反駁爸爸媽媽，卻也沒有明確表態放棄教培的工作去考公務員，因此爸爸媽媽一直沒有停下來勸我，“國家飯”“退休金”“企業”“下崗”“結婚都沒人要”這幾個詞像迫擊炮在我耳邊輪番上陣轟炸。我很難梳理清楚那天他們說話的全部內容，只覺得耳畔一直嗡嗡作響。他們說了很久，一直說到太陽從大床上慢慢移開，屋子開始變暗，涼意和潮意從寬松的衣服間一點點漫上來為止。

其實那一天，我有很多話想說，這些話，我的父母至今都沒聽過。比如對“考上某個中學，人生就穩了”“考上了 985，人生就穩了”“考了公務員，人生就穩了”這種虛假承諾的厭倦；比如對他們無意間流露出的針對企業下崗人員的傲慢的不滿；再比如基于90 年代國企改革，員工下崗的歷史，對他們所說的“公務員永遠不會失業”的質疑；和對“沒有穩定工作，相親都沒人看得上你”這種話深深的惡心與厭惡。這些情緒一個個累積起來，占據了我的頭腦，讓我無法向父母妥協。最終我順著自己的心意，做出了和父母意見完全相左的決策。

4

“雙減”后，爸爸媽媽常常在微信里問我，“雙減”對我的工作有沒有影響。我通常只會回復五個字：沒影響，放心。爸爸媽媽再多問，我就推工作忙，沒看見消息。實際上他們關心我時，我在公司里早已處于“坐以待斃”的狀態了。我不跟父母透露任何與工作、裁員有關的消息，主要是我不愿意在父母面前承認自己的失敗，更不想讓我的失敗成為爸媽證明他們有先見之明的話柄。可這并不代表我對自己曾經的選擇無怨無悔。

在我們完全沒有了任何工作任務后，兩個同事開始考公務員、一個同事開始考MBA。每天，他們都各自找一個沒人的工位或單間、各自為自己的目標行動。他們努力的樣子讓我更加為自己的前途感到焦慮。我已經完全動搖了自己曾經的信念，“宇宙的盡頭還是考公啊”——我常常和同事感嘆。可我是本科學歷，北京的公務員需要研究生起步。我當時已經和老公定居在了北京，不太可能選擇去其他城市。也就是說，如果我真的要考公，我和公務員之間也差著研究生考試、研究生三年學習和國考三道門檻。

人在困境中，常常會對沒有走過的路生出很多不切實際幻想。事業上的動蕩與無常本來就讓我對“穩定”“可靠”和“公務員”多了一層美化的濾鏡，而“體制內”這對我來說無法企及的高度更讓我對這種穩定產生了一種超乎尋常的敏感甚至癡迷。

在等待被裁的一個禮拜天，我和朋友去逛書店。結賬時，旁邊有一個中年女性在開發票。我和朋友買了一摞書，一本一本的在掃。突然，我的耳朵像雷達一般，在一陣喧鬧、嘈雜中，精準捕捉到了“北京市交通委員會政務服務中心”幾個字。我一扭頭，這個中年女性正在和售貨員核對單位和地址。

“北京市交通委員會政務服務中心。您再確認一下。”

“確認。”

“好的，您留下電話。”

這個中年女性大概四十歲左右上下，穿著很普通的黑紅相間的沖鋒衣和灰色羊毛混紡闊腿褲。側面看過去，皮膚上已經有了深深淺淺的紋路和褶皺。但她說話的語氣穩重、自信，甚至帶著一點點威嚴。

“你確定這個電子發票和以前的紙質發票是有同樣法律效力的嗎？別給我弄錯了！”

“是的，您放心。”

她像我遇見的很多體制內的人，因為人生有了體面的庇護而多了一份不需要討好他人的自信和從容。辦完發票以后，她就轉身推開大門離開了。走路時，她的每一步都結結實實地踩在地上，脊柱穩穩地承托著頭顱和肩膀。她走了以后，我和朋友也結完賬走出了書店。書店外是禁止臨時停車的大馬路，車輛從我身邊一輛一輛飛速駛過，每一輛都在我的風衣里灌滿一陣涼颼颼的風，吹得我的風衣左右來回晃蕩。站在車來車往的街頭，我開始想：命運對我是不是過于嚴苛？從小到大，我一直是一個很努力的人。甚至，我唯一拿得出手的優勢就是“努力”。對于我們小縣城的人來說，“努力考個好大學”才是唯一出路，而我的父母、甚至其他長輩，也是靠著78 年后恢復的高考，才實現了階級和身份的跨越。從小，他們就對我說，“考試很重要”“努力很重要”。那個因為沒有白面饅頭而吃了三年紅薯干，就考上清華的伯伯，也成為了我人生重要的榜樣。我也憑借著一種近乎自殘、自虐的“努力”考進了一所很好的大學。所以，當我陷入失業危機時，我跌進了一種困惑：都說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可為什么僅僅只是不想考研、不想考公的一次逃避，我前面所有的努力就都被命運一筆清零了呢？

5

2021 年 11 月 22 日，那是一個普通的星期一。我如裁員后的每一個工作日的清晨，站在地鐵的 10號線上，一只手拉著扶手，另一只手刷手機，耳機里按著清單播放著我喜歡的音樂。我不擔心遲到、更不擔心有人檢查——因為已經沒有人在乎我們這一批人了。突然，飛書滴滴滴彈出加急的對話框——領導通知我10 點半開會。

我的飛書已經很久沒有彈出過和工作有關的信息了。這種突然之間、又正式得不容商量的通知讓我的神經一下子緊繃了起來。我趕緊關掉音樂摘下耳機，屏息凝神地打字回復領導。我問領導，可否等我一下，10 點半的時候，我大概還在地鐵里。回復完以后，我沒有切換屏幕，一直目不轉睛地盯著藍色聊天對話框，等著領導回復。很快，我發給領導的消息顯示已讀，但是領導并沒有再說些什么，而是把我拉進一個線上會議。我又重新戴上耳機，在搖搖晃晃的地鐵上站穩，準備開會。參會的人很多，不止我一個，從底層員工到我上面至少兩級的領導們全員參與。10 點 30 分，業務線的大領導開始發言。他沒有張口就提裁員的事情，而是感謝員工做出的貢獻，并對員工的離開表示不舍和抱歉。雖然我知道這是例行程序，算不得什么真情實感，但是那真誠而懇切的言辭還是撫慰了我因為即將失業而緊張和焦躁的情緒。大領導發言時間不長，發言結束后，地鐵剛到海淀黃莊。我隨著人流走出地鐵站，搭乘電梯來到地面，打開手機一翻，郵箱里已經收到了一份“解除勞動合同協議書”，上面清晰地寫明了賠償金額。雖然我底薪少、賠償金額也談不上巨款，但合法合規的賠付讓我在這里有個善始善終，沒有被虧待。海淀黃莊有一個紅綠燈時間很長，而且會抓拍闖紅燈的十字路口。站在這里等綠燈的時候，一陣凜冽的秋風剛好吹來，由于沒帶圍巾，我不得不聳起肩膀，上半身縮起來，把脖子窩在羽絨服的領子里，然后哆哆嗦嗦地在協議底下的空白處用歪七扭八的字跡簽上自己的名字。就這樣，還沒走到公司，這份合同就正式生效了。

這次裁員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公司為每一個簽了解除勞動合同協議的人都準備了紀念品。紀念品是帶著公司藍色logo，兩種不同款式的包包。我們在行政交還工牌的時候，可以領一個。公司準備的包包雖然不貴重，在那天卻給了我很多寬慰。在教培“人人喊打”的時候，公司沒有像丟垃圾一樣把我們掃地出門，而是在最后的一刻，讓我們擁有足夠的尊重與體面。

我回到公司，先把電腦、充電器歸還給公司，又找同事借了一個帆布袋子，把我剩在工位上的衛生紙、水杯、護手霜、消毒濕巾和兩本打發時間的閑書都塞了進去。

由于教培行業徹底倒了，公司也在一些會議室里清理之前生產、現在賣不出去、以后更沒地方賣的周邊，比如玩偶、盲盒之類的。公司以比市場便宜的價格賣給我們，既能清理一部分庫存，想留作紀念的也可以買一個回家當紀念。周邊不強求每個人買。收拾完自己的雜物后，我又去會議室挑了兩個橙紅色的大玩偶。最后，我背著大帆布袋子，抱著兩個大玩偶，歸還工牌的同時，領了一個粉色的斜挎包。這一切都處理完后，我離開了這座大樓。

回到家，我短暫沉浸在嶄新的包包和玩偶帶給我的喜悅里。我試著往剛剛領的粉色單間挎包里塞入紙巾、濕巾、充電寶、水瓶，看到這個小巧精致的包包成功容納了這些出門必備的東西以后，我滿意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掛在門口的掛衣區，準備下一次出門背上它。接著我把橙紅色的玩偶擺在了客廳深綠色的沙發上，整個沙發區乃至客廳都因為這兩抹橙紅的裝飾而活潑、跳脫了起來。我為自己這畫龍點睛一般的點綴而沾沾自喜。

直到第二天，我才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已經失業。過去雖然一直在失業邊緣晃蕩，但每天還是要按時起床、按時洗漱、正常坐地鐵上下班。而失業的第二天醒來時，我知道自己不需要上班、也不需要再在寒風中趕地鐵了，先放心地悶頭睡了一個回籠覺。再醒來后，我又玩了很久的手機——把所有能點的app都點了一遍、所有能看的視頻都看了一遍、所有能玩的游戲都玩了一遍。準備放下手機時，屏幕上顯示的時間已經是 15:32 了，我意識到天真的不早了，自己不得不起床了。可是要起床時，我又猶豫了——我盯著慘白昏暗的天花板，怔怔地想：起來后，我干些什么呢？我踩上拖鞋，緩緩來到客廳：粉紅色的挎包依然掛在那里，我想背卻怎么也找不到一個出門的理由；橙紅色玩偶在我的人生快要坍塌成一片廢墟時，依然不分場合地嘿嘿傻笑。這時，一種失重般的迷茫和孤獨重重向我砸下來。

6

“雙減”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在網絡上常常刷到這樣的視頻：一個戴著紅領巾的小孩兒，站在校園門口，或者是馬路旁邊的便道上，在鏡頭前介紹自己“雙減”后豐富的課外生活。孩子們的臉上都洋溢著幸福、快樂的微笑。看起來，鏟除了我們這些“毒瘤”之后，孩子們的童年回歸了，家長的錢包也富裕了。底下的評論一片叫好。

而這樣繁榮的光景下，藏匿著這樣一個角落：一個早就認識，卻早已不怎么聯系的同事小y 給我發微信：mm，你現在在干什么呢？

我們曾經一起共事過兩個月，小y 有著圓圓的眼睛、圓圓的臉，笑起來還有兩個酒窩。她很愛笑，幾乎一直在笑。甚至當我們因為工作卡殼而眉頭緊鎖時，她還能把我們逗笑。

我回復小y：啥也沒干。

后來再翻聊天記錄時，我察覺自己的表達不是那么友善，甚至有點攻擊性。可我當時不是在搪塞，是我真的不知道干什么。

小y又說：除了當老師，我都不知道能干什么了。我好慌啊。

隔著屏幕，我難以想象她圓圓的眼睛、圓圓的臉如何表現出慌張、不安的樣子。那時我的心情也很糟糕，盯著手機屏幕，半天打不出一個字。索性在沉默中結束了這場對話。我后來才琢磨透小y的處境和所思所想：我們雖然共過事，但也僅限于同事關系，談不上什么能夠互相分享心情的好朋友。她給我發消息，一定是感到很絕望、很迷茫，才會死馬當活馬醫，試探性地向一個并不熟悉的人暴露自己的脆弱。

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過往的教培經歷，成為了我人生很羞恥的一筆。我失業后的迷茫、絕望也因為這份羞恥而更難以見光。我常常幻想一個場面：我被五花大綁的游街，旁邊的人一邊高呼著勝利，一邊向我扔來臭雞蛋爛白菜。在群體的歡慶中，我連不高興都是一種罪。

快過年時，我預約了中關村附近的牙醫，于是又來到這個熟悉的地方。之前的寫字樓門口，保安依然敬業。即使沒有人進出時，也跨立站在那里。我忍不住向里面看了一眼：胸前掛著藍邊白底工牌的員工正一邊走過大廳、一邊抱著電腦、表情嚴肅地討論事情。大概半年前，我也總在這里因為工作流程和細節跟同事吵得面紅耳赤，也在這里因為自己工作失誤，被同事懟到說不出話。我們曾經對工作的熱情、由于利益產生的紛爭，全都凝結在了這里。

因為沒有老同事可以坐下來敘敘舊，所以我簡單地繞著附近溜達了兩圈就打車離開了。北京的冬天總是黑得格外早，才下午 6 點多，天就完全黑透了，各大商場、寫字樓都亮起了燈光。我的出租車又因為紅燈被迫停在了海淀黃莊地鐵站的十字路口。窗外已經飄起了小雪花，但是雪下得很小，落到地面上就融化了。地鐵站旁邊有一個新中關購物中心，購物中心的底商有很多裝修時尚、前衛的店面——華為、喜茶、周大福、千葉……這些店面在黑夜里依舊耀眼奪目。過去，我們在工作之余常常約在這里逛街、唱歌、吃美食。但是在這個冬日的雪夜里，這些華麗、璀璨的裝點顯得荒誕而冷漠，隔著飄落的雪花，散發出陣陣刺骨的寒意。

7

失業后，媽媽經常給我發微信，對我說：你還是要找個工作。女人不能沒有工作，更不能脫離社會。一旦脫離社會，就會被社會拋棄，在社會上無法立足。

每次看到媽媽類似的說法，我都感到很無力。此時此刻的我，應該比任何人都渴望一份工作。但是工作不是我想有，就會從天而降的。我一般都會應付一句，“哦，好。”

媽媽看我沒有明確回復，覺得沒說服我，所以千方百計給我講道理，講努力的重要性，講脫離社會的惡果，講那些沒有退休金的人晚年有多么悲慘。而道理和經驗無法驅動靈魂做出改變，我需要的也不是這些。慢慢地，我開始厭倦媽媽的一切信息，也不再和父母有任何相關的交流。我和老公一直住在北京，非節假日不回家。

在沒有工作的日子里，我偶爾幫一些學生改改作文、批一下作業，掙點小零花錢。有的家長找過我，說幫我攢個班，讓我接著上課，他們保證不舉報我。但是那時我的狀態很差，再加上我不想冒險去違反國家規定政策，所以婉拒了他們的好意。大部分時間，我還是宅在家里，養養花、遛遛狗，并承包了所有的家務。

被擠出正常的軌道后，我愛上了去海邊散步。每次站在海邊，我都感覺像是站在了世界的盡頭。有一次，我和朋友相約去了北戴河。到秦皇島的時候，已經是晚上 8 點了。在酒店辦理完入住，再來到海邊，已經快要 10 點了。夜晚的海邊幾乎沒有人，潮水一浪一浪從天邊涌來，不知疲倦地拍打著海岸。海風裹著大海的腥咸，一絲一絲滲進皮膚里。那一天正好是一個農歷十六。我仰頭望去，明月皓皓，夜空朗朗，那是一片未被城市燈光污染過的靜謐與遼闊。

（全文完）

寫作后記：

加繆在《西西弗神話》里提到過：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帶著病痛活下去。很多次，我都想讓自己的人生演一出“咸魚翻身”的爽劇，然后驕傲地站在聚光燈下。但是每一次掙扎都一敗涂地。到現在為止，我依然是無業狀態，不過比剛失業時值得慶幸的是：我適應了。

感謝我的編輯老師珍妮。寫作對我來說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是一想到她會耐心地讀，并且和我交流，給我修改的建議，我就動力滿滿。

編輯導師｜珍妮

寫作者，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注冊針灸師。

西門菲沙大學小說和跨體裁(hybrid-form)寫作工作坊畢業。她喜歡在寫作中讓人物經歷種種緣分巧合，發現內在的覺悟和成長。作品見于三明治，emerge2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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