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戰爭滿月，無人問津的黎巴嫩正在崩潰

3月28日，美以伊戰爭已滿一個月。國際社會密切關注華盛頓、特拉維夫、德黑蘭之間的博弈，熱議戰爭走向、伊朗局勢前景、國際油氣價格變動。

與此同時，另一個地區國家黎巴嫩似乎又遭忽視，默默承受著不亞于伊朗的沖擊與傷害：繼3周多的連續襲擊后，以色列派出地面部隊越過國境，宣布將控制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領土。

相比于面臨空中打擊和定點清除的伊朗，黎巴嫩的國家主權正以更直接的方式遭受沖擊（蠶食領土）。怎奈黎政府對外無力守土御敵，對內不能將真主黨繳械，只能眼看自己充當外部力量與代理人戰爭的戰場和背景板。

獨立80年來，由于先天不足、內耗不斷，昔日的“中東明珠”已淪為地區最令人扼腕的失敗國家。在夾縫中生存的黎巴嫩始終難逃被外部勢力裹挾、卷入戰火的宿命，這一次其和平前景和國運依然不能由己。

被忽視的戰場：黎巴嫩的全面危機

3月2日真主黨加入美以伊戰局，向以色列北部發射火箭彈，打破了2024年11月雙方停火協議。以色列旋即空襲回擊，黎巴嫩就此成為延伸戰場。

3月16日，以國防軍開始在黎南部邊境地區（真主黨主要據點）展開“針對性地面行動”。3月22日起，以色列轟炸該地區 利塔尼河上卡西米耶大橋等多座橋梁，意在將這一地區與黎巴嫩其它地區完全隔絕。

3月24日，以國防部長卡茨宣布將占領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區，直至真主黨的威脅“完全消除”。以色列所定義的這片“安全帶/緩沖區”延伸至其邊界以北30公里，占黎國土面積近10%。

在數千名以軍士兵分批進軍的同時，以色列多次要求當地數十萬居民向北撤離（卡茨表示“哪里有恐怖和導彈，哪里就不會有房屋和居民”）， 物理上將黎巴嫩人“清零”， 將整個“安全帶”變成名副其實的以色列實控領土。

對此黎政府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緊急申訴，稱以色列的做法違反國際法、嚴重威脅黎主權和領土完整。連美聯社都看不下去，將以軍行動定性為半個世紀以來對黎第5次“侵略”（1978、1982、2006、2024、2026）。

近一個月以來，黎巴嫩失去的顯然不只是領土。黎公共衛生部3月26日的數據顯示，以軍襲擊已造成1116人死亡、3229人受傷。在卷入戰火的十幾個地區國家中，黎巴嫩是僅次于伊朗的“犧牲品”。

聯合國難民署和兒童基金會則在3月27日給出了更詳盡的數據：

超過100萬人（全國五分之一人口）逃離家園，其速度和規模均創下該國歷史紀錄，波及范圍也從南部、東部擴展至首都貝魯特和北部，影響了全國約15%的地區；

37萬兒童流離失所（平均每天1.9萬兒童被迫離家逃難），至少121名兒童喪生、399人受傷；

黎南部地區炸橋行動導致多地對外聯系中斷，約15萬人與外界隔絕，人道主義援助物資輸送受阻；

醫院、供水等基礎設施崩潰，黎境內已無安全地帶；許多人在全國660多個臨時避難所集中避難，因而大量征用學校，令15萬學生無法正常上學；

持續襲擊令不少民眾陷入長期恐慌，更給兒童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創傷...

此外，以色列的持續襲擊正在激化黎巴嫩國內矛盾。

以軍強行驅離，迫使不少支持真主黨的什葉派穆斯林居民遷移至基督徒和德魯茲人等教派群體聚居區。黎其它教派與什葉派群體向來不睦，很多人將以黎沖突歸咎于真主黨執意支持伊朗、連累國家和自己遭受戰火。

黎國內不少分析人士擔心，隨著戰爭的擴大和繼續，什葉派和其它教派群體圍繞“真主黨-以色列沖突”的教派矛盾可能進一步惡化，釀成1990年內戰結束以來該國最大的不穩定因素和潛在危機。

與之相應的是黎政府與真主黨關系日趨緊張。

1982年由伊朗扶持成立、以伊斯蘭教什葉派為核心意識形態的真主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是極為特殊的存在，兼具政黨和武裝組織屬性：

真主黨的政治分支“忠于抵抗集團”是其議會黨團，在黎議會128個議席中占有15席，是現任聯合政府的組成部分（兩人進入內閣，分別擔任公共衛生部長和勞工部長）；

真主黨的軍事分支被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形容為“中東地區乃至全球最強大的非國家軍事組織”，是西方多國、海灣地區多國和海合會組織共同認定的“恐怖組織”；

真主黨軍事分支據稱有4-5萬武裝人員和3-5萬后備人員，兵力規模不亞于黎政府軍。作為“抵抗軸心”的一員，真主黨長期獲得伊朗特別是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鼎力支持，被視為后者的鐵桿盟友和地區代理人之一。

黎政府認為，真主黨武裝的存在本就意味著“壟斷合法暴力”這一國家基礎要件（馬克斯·韋伯理論）的缺失，其與伊朗密切合作、參與地區暴力沖突除了破壞本國與地區國家的關系，更是以黎和平進程的最大威脅。

在美國和以色列的持續施壓下，黎政府此前已承諾“繳械”真主黨武裝。3月2日真主黨襲擊以色列后，黎政府首次公開宣布真主黨武裝組織非法，再次要求后者交出武器，將武裝力量控制權完全收歸政府。

只是黎政府并無繳械真主黨的實際能力，后者將今日的黎政府視為“投降派”，比作二戰時期與納粹德國合作的維希法國，顯然不可能自我解除武裝。真主黨官員近期揚言，該組織有能力徹底翻轉黎巴嫩。

無法停歇的戰火，放大了黎巴嫩的經濟與民生危機。

2019年的金融危機（被視為150年來世界三大金融危機之一）令黎巴嫩經濟崩潰，2020年的新冠疫情和貝魯特港區大爆炸更加劇了經濟危機。自此黎經濟急轉直下，早已不復昔日“中東瑞士”的風采。

以黎戰爭前，黎人均GDP在5年內縮水三分之二（2018年9174美元到2023年3477美元），銀行業全面崩潰， 超過70%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戰爭的到來進一步摧毀該國基礎設施，“黃金時代”的支柱金融業和旅游業失去了安 全發展的根基。如今 黎國家經濟積累消耗殆盡，政府債臺高筑，大量精英出走，外資持續外流。惡性循環之下，政府和民眾只能祈求外援。

當年因敘利亞內戰和難民危機不堪重負的黎巴嫩，正在活成自己曾經嫌棄的樣子。

內耗與裹挾下的失敗國家

面對數次進犯的以軍無能為力、只能口頭抗議，被國內非政府武裝裹挾、卷入對外戰爭卻束手無策，黎巴嫩及其政府的虛弱完全稱得上“國已不國”。

遺憾的是黎巴嫩人對此無能為力：建國時的“先天不足”，強敵環伺的地緣位置，注定了該國“內部分裂、外敵裹挾”的常態和失敗國家的命運。

一戰結束、奧斯曼帝國滅亡解體后，黎巴嫩成為法國委任統治地。此前“大黎巴嫩”與“小黎巴嫩”兩種國家觀長期碰撞，特別是在本地馬龍派基督徒（最大基督教派群體，約占全國人口25%）群體中。

“小黎巴嫩”指的是獨立于敘利亞之外的單一基督教阿拉伯國家，而“大黎巴嫩”則要求建立一個比黎巴嫩山區省更大、包括其它地區和教派的大黎巴嫩國家。基于戰略考量、生存能力、敘利亞擴張的威脅，法國和多數馬龍派群體更支持建立“大黎巴嫩”。

1943年，黎巴嫩遜尼派、什葉派、德魯茲派（伊斯蘭教）和馬龍派（基督教）達成協議，簽署國家公約，要求脫離法國獨立，并確立了獨立黎巴嫩的教派共存、權力分配原則，包括：

黎巴嫩基督徒群體不尋求西方干預，承認國家的阿拉伯屬性；

黎巴嫩穆斯林不尋求與敘利亞和阿拉伯世界的聯合、統一；

各教派權力共享——馬龍派基督徒任總統，遜尼派穆斯林任總理，什葉派穆斯林任議會議長，希臘東正教基督徒任議會副議長和副總理，德魯茲人任政府軍總參謀長；議會席次按照基督徒和穆斯林6:5的比例分配。

國家誕生之日起的教派分立，預示了黎巴嫩的“先天不足”和國家整合之難。敏感的地理位置（夾在敘利亞和以色列之間），更注定了該國始終是地區民族、教派、地緣斗爭的焦點。

二戰后，阿以沖突是中東地區動蕩的主軸。地區阿拉伯民族主義（阿拉伯聯合國家觀）、大敘利亞國家主義深刻影響著黎境內的遜尼派和基督教派，加上馬龍派固有的基督教國家觀和伊朗伊斯蘭革命對什葉派的鼓動，無不挑戰著新生的黎巴嫩主權。

1960至70年代，黎經濟發展進入黃金時期，貝魯特成為中（近）東金融貿易中心和“中東小巴黎”，同時教派矛盾愈演愈烈：

彼時黎國內穆斯林認定馬龍派精英（彼時黎總統權力更大）要強行實施基督教國家統治；

馬龍派則擔心穆斯林與巴勒斯坦人（特別是1970年巴解組織被約旦國王驅逐后，大量移居黎南部為據點，武裝抗擊色列）、敘利亞結盟，威脅自身統治與生存。

基于不安全感，各教派和政黨都組建武裝，以武力捍衛自己的生存與國家觀，矛盾愈演愈烈，最終釀成1975年至1990年的內戰。

15年內戰可謂“中東大亂斗”，四大陣營參與其中——政府軍（聯合國、西方、阿盟支持）、敘利亞、黎全國抵抗陣線（左翼陣營，巴解組織支持）、黎巴嫩陣線（基督教右翼陣營，以色列支持）。

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伊朗及其支持成立的真主黨作為第五方亦加入內戰。期間以色列在1978年和1982年兩次入侵，更在1982年圍困貝魯特，最終迫使巴解組織離開黎巴嫩。

直至1989年各方簽署《塔伊夫協議》，才為15年內戰畫上句號。根據新協議，黎境內非政府武裝解散，敘利亞兩年內撤出黎巴嫩，并重新分配權力、增加穆斯林的權重——基督教和穆斯林議員1:1，議長任期延長至4年，削弱總統權力。

該協議還確認黎巴嫩對南部地區的完全主權，并由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UNIFIL）和黎政府軍共同維持當地秩序（各1.5萬人）。只是敘利亞直至2005年才完成撤軍，而真主黨從未依據《塔伊夫協議》解除武裝。

“散裝”國家的歷史，意味著黎巴嫩缺乏最基本的凝聚力和統一權威。時至今日，馬龍派、遜尼派、什葉派的利益沖突與摩擦依然威脅著國家政治穩定。例如2022年大選后，各派無法在總統人選上達成一致，以致于該國長達兩年沒有國家元首。

與真主黨尾大不掉相對應的，是這個失敗國家的另一個痛點：孱弱的國家武裝力量。

根據軍事網站“全球火力指數”（Global Firepower Index）2026年各國軍力最新排名，黎巴嫩在145個國家中排名第111位，屬于中東和北非地區（政府）軍力最弱的國家，近年來排名持續走低。

縱向對比，兩大強鄰以色列排名第15、敘利亞排名第64，而令黎政府頭疼的伊朗排名第16。由于經濟崩潰、政治不穩定，黎政府軍盡管教派中立，卻無法獲得必要的財政撥款，甚至軍餉都需要外援支持。

作為形式上的國家暴力壟斷機器，黎政府軍連南部地區的真主黨實力都無法限制，對外還得看著后者與以軍作戰，其權威和生存前景都存在隨國家一起崩潰的風險。

在此情況下，政府和軍隊當然 無力維系曾經的市場經濟發展成果， 只能任由國家被常態化裹挾進入內外戰爭，在失敗國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國家未來的答案不在貝魯特

一如2023年哈以沖突連帶引發2024年以黎沖突，如今黎巴嫩的命運完全不在自己手上，而是取決于美以伊戰爭的進程。

一方面，伊朗政權依然沒有放棄抵抗，也門胡塞武裝已經跟隨真主黨加入戰局。只要德黑蘭的抵抗意志和邏輯依舊，那么真主黨不僅不會“去軍事化”，反而會在伊朗的支持下繼續對以色列北部發起回擊，客觀上讓以色列有理由長期控制利塔尼河以南地區。

另一方面，無論是基于內塔尼亞胡的個人生存邏輯（規避三項刑事起訴和審判），還是以色列右翼政府的存續需要（按計劃以色列將于10月27日舉行大選），以政府都需要繼續把主要矛盾聚焦于外戰，從而給執政集團爭取更多支持（甚至可能以戰爭為由延遲選舉）。

如此，將更多地區國家拉進戰爭泥潭，既符合錫安主義邏輯下的以色列國家觀和絕對安全觀，又能讓戰線不斷擴大、延長，使得已經思退的美國更難脫身退場，為內塔尼亞胡政府的現實利益服務。

這種情況下，黎巴嫩將要面對的，是全國各地更多的炮彈襲擊、更多無人機盤旋，以及再次失去南部地區。而國內各教派的矛盾、黎政府與真主黨的摩擦，也將愈演愈烈。

短期來看，這種“內憂外患”將繼續如病毒一般折磨著黎巴嫩。恢復和平希望渺茫的情況下，外資與精英外流的趨勢仍將繼續，黎巴嫩非但無望恢復昔日繁榮，反而可能加速成為內戰時期的敘利亞。

或許直至可能的“黎巴嫩難民危機”爆發，這個國家才終于得以提高自己的存在感，引起地區和國際社會的注意，只是為時已晚。無奈的是，在那之前黎巴嫩將繼續在無人問津的狀態下滑向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