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她已去世9年，2個兒子都在美國成家立業，晚年只愿意獨居上海

#我要上精選-全民寫作大賽#

提起越劇舞臺上的賈寶玉，老一輩戲迷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身影，必定是徐玉蘭——她塑造的“寶哥哥”，聲腔清越激越，表演真摯濃烈，將那位貴胄少年的赤誠、執拗與不羈，深深烙印在幾代觀眾的心底。

鮮為人知的是，這位以藝術光芒照亮半個世紀舞臺的越劇泰斗，已悄然離世整整九載。2017年，她在上海市一家醫院安詳辭世，享壽九十六歲。

她育有二子，如今皆在美國落地生根、成家立業，而她的暮年歲月，卻是在上海那棟斑駁老宅中獨自度過的——窗外是梧桐葉落，屋內是留聲機里循環播放的《紅樓夢》唱段，鑼鼓余韻猶在，人聲卻日漸寂寥。

她出身尋常人家，十二歲便踏入科班學藝。彼時習戲，沒有捷徑可走：凌晨四點起身吊嗓，壓腿至雙腿顫抖，臺步練到腳底磨出血泡，一個眼神不到位，便是師傅嚴厲的呵斥與反復重來。

初入行時主攻花旦，后因嗓音清亮、氣韻雄健，轉攻小生行當。隨師父輾轉浙江鄉野、滬上茶樓，在簡陋戲棚與風雨碼頭間奔波賣藝，只為掙一口熱飯、換一身行頭。

1938年，她隨科班首次赴滬，在一家老式茶館登臺獻演《武家坡》，那是她第一次站在大都市的聚光燈下。手心沁汗，心跳如鼓，卻仍強撐著把薛平貴唱得字字鏗鏘、句句入心。

可那時的上海灘名角云集，流派紛呈，她不過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演員，只能在后臺候場、替角救場、配戲墊場，連海報上都難覓其名。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她隨戲班倉皇撤離，輾轉浙南山區數載，顛簸于戰火與流離之間，直到1940年才重返申城。

1941年成為她藝術生命的分水嶺——這一年，她正式在上海改演小生，嗓音天賦與人物理解力在此刻全面迸發。其唱腔剛柔并濟，吐字如珠落玉盤，身段俊朗挺拔，舉手投足間盡顯公子風儀，迅速俘獲大批觀眾芳心。

此后她與王文娟、呂瑞英等名家頻繁合作，在滬甬兩地巡演不斷，尤以寧波為盛——連演百場不歇，劇院門口徹夜排起長龍，整座城市仿佛為她的唱腔而屏息。

她創辦“玉蘭劇團”，更與袁雪芬、傅全香等共同發起“越劇十姐妹”聯合義演，一場《山河戀》轟動申城，掀起越劇改革新風潮，被載入中國戲曲現代轉型史冊。

新中國成立后，她的藝術進入鼎盛期。1953年，她隨華東越劇實驗劇團奔赴朝鮮前線，在戰壕邊、防空洞口為志愿軍戰士演出，冒著炮火送戲上門，榮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頒發的三級國旗勛章。

真正讓她家喻戶曉的，是1962年上映的越劇電影《紅樓夢》。“天上掉下個林妹妹”一曲響徹大江南北，萬人空巷爭看銀幕上的“寶哥哥”。

她將賈寶玉的純真爛漫、深情不壽、反叛倔強演繹得淋漓盡致——高音處似裂云霄，低回時若訴衷腸，“徐派”由此確立，與尹桂芳的“尹派”、范瑞娟的“范派”并列，成為越劇小生三大支柱性流派之一。

彼時的她，所到之處皆是鮮花簇擁、掌聲雷動；舞臺上她是萬眾仰望的“寶二爺”，是越劇界當之無愧的藝術脊梁。

然而聚光燈愈亮，陰影愈深。丈夫不僅是她生活中的伴侶，更是藝術創作中最默契的搭檔與最堅定的支持者。

1976年，丈夫驟然離世，留下她獨自撫養兩個尚未成年的兒子。自此她未再婚嫁，用單薄肩膀扛起整個家庭，一邊擔綱主演，一邊深夜批改作業、縫補衣衫、熬藥喂湯。

大兒子參軍入伍，小兒子還在中學念書，她白天趕排新戲，晚上伏案備課，常常凌晨三點仍在燈下默戲詞、畫身段圖，日子過得清苦卻從不言累。

她比誰都清楚梨園之路的沉重代價——幼年失學、常年漂泊、輿論圍攻、健康透支……每一寸成就背后，都是血汗澆灌的荊棘路。

她一生為越劇傾盡所有，也為此缺席了太多親子時光：兒子發燒高燒40度時她在外地巡演，小兒子小學畢業典禮她因趕場未能出席，就連高考放榜日，她也在劇場后臺化妝。

正因如此，當兩個孩子長大成人，她決意斬斷家族與戲曲的血脈聯結——不僅嚴禁他們學戲，更堅持將他們送往美國求學定居，只愿他們過上安穩踏實、不被聚光燈灼傷的平凡人生。

小兒子大學畢業后先就職于上海某研究所，不久即被她親自安排赴美攻讀博士學位；大兒子亦在其推動下遠渡重洋，在異國開啟職業生涯。

當年赴美，對兩個年輕人而言是徹底陌生的天地：語言不通、文化隔閡、親友零落。他們不愿離去，更放心不下獨居的母親，可她態度如磐石般堅定，言語不多，卻字字千鈞。

她深知，唯有讓兒子遠離這方既璀璨又殘酷的舞臺，才能避開無休止的勞頓、傾軋與心碎。她甘愿吞咽孤獨，也要為他們筑起一道安穩的堤壩。

就這樣，兄弟二人先后遠赴重洋，在紐約、洛杉磯扎下根基——完成學業、入職企業、組建家庭、養育后代，一步步活成了她當年夢寐以求的模樣。

長子在舊金山安家立業，次子定居紐約曼哈頓，婚后育有一女，祖孫三代視頻通話時笑聲不斷。他們實現了母親全部期許，卻也無可避免地與故土、與母親之間橫亙起一片浩瀚太平洋。

兒子們站穩腳跟后，屢次懇請她赴美頤養天年。她也曾數度啟程，在陽光明媚的加州別墅中住下：窗明幾凈，兒孫繞膝，醫療完善，生活優渥。可每次不過逗留月余，她便頻頻眺望東方，反復念叨：“戲箱還沒收拾好”“學生約了下周說戲”“老房子的窗該擦了”。

她這一生早已與越劇融為一體，戲是她的呼吸，是她的血脈，是她靈魂的錨點。一旦離開舞臺、離開熟悉的排練廳與后臺氣息，她便如離枝之葉，失重、干枯、無所依憑。

因此每每住滿六周左右，她必執意返滬，回到那套住了四十多年的石庫門老宅——木地板吱呀作響，墻上掛滿泛黃劇照，書柜里塞滿手寫劇本與教學筆記，連空氣里都浮動著舊時光的味道。

2000年起，她便在這棟老屋里開啟長達十七年的獨居生涯。經濟無憂，兒子每月準時匯款，生活照料由社區志愿者定期上門，可精神深處的寂靜，卻如潮水般日夜拍打心岸，無法被任何物質填滿。

她漸漸淡出舞臺，身體每況愈下，高血壓、糖尿病、關節炎輪番襲來，每日需服十余種藥物。但只要神志清醒、氣力稍復，她便端坐于客廳藤椅之上，為青年演員逐字摳唱、逐段析情、逐式示范，連一個甩袖的弧度、一次眼神的流轉，都要求精準如尺。

2014年冬，多重并發癥集中爆發，她被緊急送醫。消息傳至大洋彼岸，小兒子當即退掉所有會議，訂最早航班飛抵上海，徹夜守候在病榻旁；大兒子則每年兩次專程回國，與弟弟輪班陪護，寸步不離。

這三年，是她生命末章最溫暖的時光：兒子親手喂她喝粥，為她擦拭后背，陪她翻看老照片，講述孫子第一次叫“外婆”的瞬間，描述孫女在學校戲劇節扮演林黛玉的稚拙可愛。

那些被地理距離長久阻隔的晨昏陪伴、病中照拂、日常絮語，在她人生的終章里，終于以最溫柔的方式緩緩歸還。

2017年4月19日，恰逢丈夫辭世四十一周年紀念日，她在靜謐中合上雙眼。臨終時刻，小兒子緊握她的左手，額頭輕貼她手背，淚水無聲滑落——那雙手曾托起無數經典角色，最終也托住了自己最深的眷戀與不舍。

如今，她已離開我們九年。兩位兒子依然在美國安居樂業，事業有成，家庭和美；而她塑造的賈寶玉、張生、許仙等形象，仍在各地越劇院團反復搬演，錄音帶、CD、短視頻平臺持續傳播，年輕觀眾隔著屏幕為之動容落淚，稱她為“永遠年輕的寶哥哥”。

她的一生，是鎂光燈下的輝煌史詩，也是柴米油鹽里的漫長守望；她把最熾熱的年華獻給越劇，鑄就一座藝術豐碑，卻也將最柔軟的親情藏進沉默的抉擇里——以半生孤寂，換兒子一世安寧。

有人嘆她決絕，有人贊她無私，而對她而言，這不過是命運給出的選擇題，她以越劇人的韌勁作答，用一生唱完一支深情與克制交織的慢板。聽者無不動容，久久不能平復。

參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