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告訴全國老百姓,做好勒緊褲腰帶的準備。
由于中東戰事問題導致石油價格飛升,美國從開戰前的預期降息,轉為了現在的加息。對美國民眾而言,可能要勒緊褲腰帶,準備好迎接一場經濟寒冬。
芝加哥聯儲主席古爾斯比近日表示,美聯儲不得不考慮收緊貨幣政策,來應對當下的能源危機,以及一系列的市場傳導反應。
現在擺在美國政府面前的,是一個“兩權相害取其輕”的問題:選擇承受經濟全面崩塌的風險,或者是選擇就業率低迷可能導致的社會動蕩。
在中東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國內的美聯儲的關注焦點,定位在了“何時降息”的時間問題上。市場對降息普遍持樂觀態度,不再顧慮“是否降息”這一選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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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美國的通脹率,依然高于美聯儲計劃的2%的目標。不過政府內部考慮到多重因素,認為降息即使能夠帶來一定幅度的通脹率升高,最終也會因產業結構的快速落位而回落。
原本的積極因素,是特朗普政府通過關稅脅迫,換取到來自日本、歐盟等多方面的國際投資承諾,并且這些投資項目,均圍繞著第二產業展開。
美國當前經濟空心化的主要原因,就是能源、化工、機械等第二產業的轉移。華爾街的金融家們聚斂財富的方法,是將經濟指數從固定的產業鏈條中抽離出來,通過賬面操控的方式,變為了一盤“數字游戲”。
因此,美國形成了一個十分怪異的經濟格局。金融市場的操縱者們,將內循環的坐標軸進行了90度的顛倒,原本應為因變量的經濟指數,與作為自變量的工農業生產力,進行了置換。
這樣的經濟模式下,內循環就變成了一條新的反函數曲線,經濟數字的漲跌,反向影響著工業格局的部署。
由于金融市場風吹草動的速度,要遠遠快于工業結構的變化率,因此在這種個體風險等級變高的環境之下,美國采用的辦法,就是把這部分風險快速轉嫁出去,將生產加工的產業鏈,轉移至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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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內,美國可以通過對外貿易手段,以他國的人力、產業政策等廉價成本所制造的差額,擴大第二產業的凈收益率。
但是長此以往,華爾街就暴露出了兩個嚴重的問題。一個是他國政策的變化,比如那些美國轉移出去的污染型產業鏈,在他國開始收緊環境政策時,就會受到極大的影響。另一個問題則是白宮的外交政策一直走脅迫型路線,這種不穩固的多邊關系,會立刻體現在經濟合作上,嚴重時甚至直接導致產能萎縮,巨額投資血本無歸。
美國政府并非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但產業轉移回本國的難度,無異于重新進行第二產業的新布局。當美國需要在短期內解決瀕臨崩塌的經濟危機時,只能另尋其他辦法。
華爾街往往會就此展開“市場價格卡特爾”,強行壓制內部的危機紅線,但也進一步加重了縱向市場的裂痕,并最終構成惡性循環。反映在大盤上,就是道瓊斯指數逐漸納斯達克化。
這就是美國產業空心化。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時,曾希望重新建立美國的工業體系,礙于當時的客觀經濟條件、全球局勢等,特朗普沒能探索出一條有效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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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入駐白宮后,特朗普采用了“綁架”的手段,用關稅脅迫的方式,逼著盟友投資幫助美國恢復工業體系。例如日本所承諾的5500億美元的投資承諾,主要的建設門類就是工業、新能源等第二產業。
如果我們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特朗普的確解決了一個美國長期的悖論,那就是保持白宮威脅式外交的同時,使美國的工業困境呈現出改善的苗頭。
這也是美聯儲在戰爭爆發前,持續釋放降息信號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東戰爭所導致的油價上漲,以及對整個經濟市場的傳導作用,將會使資金持有者增加風險投資的意向,大量的資金流向高危產品區域,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導致美國經濟全面、快速的崩盤,接踵而至的便是社會動蕩。一旦按原有計劃降息,使市場資金活躍度提升,無異于在促進這種危險。
所以,美聯儲很大概率將會采取風險對沖的“加息”模式,并通過芝加哥聯儲主席古爾斯比,以及其他多種信息渠道,向外界透露這種動向。
這也是在告訴美國的全國老百姓,接下來要準備好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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