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上郡中陽縣地望再考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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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學界曾長期認為，秦上郡所轄中陽縣位于今山西境內。近年有學者提出中陽縣可能位于黃河以西的新認識，但對具體地望考證不一。本文以新出土文物為線索，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文獻和實地調查資料，考證出今神木市欄桿堡城址應為秦漢時期的中陽故城。

關鍵詞：秦上郡 中陽縣 河西 欄桿堡城址

根據歷史地理研究，今榆林市轄域在戰國時期開始為趙、魏所據，后隨著秦國的日益強盛，在魏上郡的基礎上設立秦國上郡，之后界域不斷擴展，逐漸成為東攻三晉和北御匈奴的邊郡重地，這一建制直沿襲至兩漢。秦上郡的設立反映了郡縣制度的推行和中國大一統的形成，但囿于傳世史料，且本地區的考古工作亦不夠深入，因此學術界對于秦上郡疆域變遷及置縣問題長期存在爭議，調查發現的許多這一時期城址依舊無考。近年，榆林神木草垛山戰國秦墓出土的戳印陶文，為考證秦上郡中陽縣的地望提供了新的線索。

一、草垛山墓地出土“□陽亭印”

陶文的辨識

草垛山墓地位于榆林市神木店塔鎮草垛山村老虎溝西側，地處黃土梁峁溝壑區域。2023年夏，為配合基本建設，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隊對該墓地東側邊緣進行了考古發掘，共清理墓葬52座。均為豎穴土坑墓，連排分布，少有打破關系，方向接近，近東西向，在300～330°之間。大部分墓葬雖經盜擾，仍有40座墓內發現有隨葬器物，出土陶、銅、鐵等各類隨葬品100余件。根據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斷，草垛山墓地應為戰國晚期至秦統一時期的秦人墓葬。該墓地位于戰國秦長城內側，最近處與長城墻體直線距離不足5千米，應為戰國秦長城沿線居民的墓地。

M39是草垛山墓地保存較好的墓葬之一，其中出土的一件編號為M39：5的泥質灰陶盆，內底正中發現有戳印陶文。方形印面，陽文篆書，無邊框，中有豎界格線將印面分為左右兩部。左部較為清晰，留印上下順序之“亭印”二字；右部留印不全，僅右下角之“陽”字可辨，字體偏大（圖一）。根據袁仲一先生對陶文的分類研究，這件器物上的陶文當屬于“市亭類陶文”，前兩字當為縣邑名稱，“亭”為市亭，即為某縣邑市府制陶作坊的印記。后曉榮認為，市亭陶文都是縣邑一級地名，不見郡和鄉級地名，是秦市亭制度建立并推廣的產物，對陶文的收集整理和性質判別，有助于探討秦置縣的問題。

考古出土的秦代市亭陶文，發現地點多見于所屬縣邑附近，這一規律具有普遍性。陶文的格式中，大多數縣邑名兩字者都省去一字，如“咸亭”，即為咸陽市亭之省文；縣邑名一字者，無法再省略，如“杜亭”；此外還有使用縣邑全名者。顯然，草垛山發現的陶文“□陽亭”屬于后者。筆者查閱了相關資料，榆林地區尚未有此類“□陽亭”陶文著錄，而帶有“陽”字陶文多見于關中秦內史屬縣，如咸陽、櫟陽、云陽、美陽、郃陽、芷陽等名稱。考慮到草垛山M39出土的這件陶盆為日用陶器，作為易碎品，較難長途運輸，同時墓地出土的陶器內多見制作粗疏、燒制變形者，不易作為商品遠距離流通，故筆者認為這些陶器應為草垛山附近秦某縣邑制作管理之物。

戰國初期，趙、魏兩國分別占據了今陜北地區的北部和南部。魏最早于此設立上郡，所轄范圍包括今陜西延安大部及榆林南部，北界約止于無定河流域。秦自商鞅變法后，積極對外擴張。《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惠文君十年（前328）“盡納上郡十五縣于秦”。秦在此基礎上設立秦國上郡，之后界域不斷向北擴展，與趙在陜北北部地區多次爭奪。至秦昭襄王二十年（前289），“王······又之上郡、北河”，將趙的勢力逐漸逐出陜北地區。根據譚其驤編著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秦上郡轄域廣闊，南起今陜西銅川市、北達內蒙古準格爾旗、東瀕黃河、西至陜西靖邊與內蒙古烏審旗一線，今神木市域在這一時期亦屬于秦上郡的轄域。

后曉榮根據文獻和出土文物考證，秦上郡置縣可證者為雕陰、高奴、陽周、膚施、漆垣、廣衍、洛都、定陽、原都、武庫、平周、圜陽、平都、徒涇、中陽、西都、白土、富昌、平陸、饒縣、博陵共21縣。其中縣名為“□陽”者有三，即定陽、圜陽和中陽。

根據文獻記載，定陽初為趙地，后被魏奪之，秦取魏國上郡十五縣時納入秦境。艾沖考證，定陽故城為寶塔區臨鎮固縣村城址。史黨社也認為，故城在延安市寶塔區東南臨鎮至宜川云巖鎮一帶。這表明，秦上郡定陽縣在延安境內已是目前學術界的普遍認識。圜陽因“圜水”而得名，圜水也稱圁水，“圜”“圁”二字韻部相同聲母相近，可以通假。關于“圜水”具體指哪條河流，學界歷來存在爭議，曾有禿尾河、窟野河和無定河三種說法。近年來，榆林綏德地區出土的漢代畫像石墓資料顯示，今綏德一帶應屬于漢圜陽縣，“圜水”為無定河說已被學術界所采信，故秦上郡圜陽縣也當在無定河流域。

如上，無論定陽所在的延安還是圜陽所在的無定河流域都與今榆林神木草垛山墓地的位置相距甚遠，據此，筆者認為“□陽亭印”陶文辨識為“中陽亭印”較為合理，下文將對陶器所屬的中陽縣邑地望再行考證。

二、既往關于中陽地望的認識

“中陽”這一地名最早見于布幣，有學者根據流通地域判斷為戰國時期趙國的流通貨幣，鑄行年代應在戰國早、中期，可見中陽初為趙國城邑，與《史記》中的記載是相符的。秦納魏上郡后，直接與趙國接壤，雙方在此區域多次爭奪，前316年終被秦攻占。《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惠王后元）九年，伐取趙中都、西陽”。《史記?趙世家》又載“（武靈王十年），秦即取我西都及中陽”。同一事件，《秦本紀》與《趙世家》所記地名有所出入，《正義》即指出西陽即中陽，今學者也論證當或為傳抄失誤所致。根據內蒙古伊金霍洛旗紅慶河鄉出土的“十五年上郡守壽”戈刻銘可知，秦昭襄王十五年（前292）前后秦已設置了中陽縣。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記載了西漢初年的縣邑設置，仍襲有中陽縣，周振鶴考證仍為上郡屬縣。元朔二年（前123），將軍衛青收復被匈奴所占之河南地，隨后漢庭對這一區域的行政區劃進行了調整。元朔四年（前125），因上郡轄域過大，漢武帝遂將上郡東北部、太原郡一部及新收復部分河南地置西河郡。根據《漢書?地理志》記載，中陽成為西河郡三十六屬縣之一。后隨著匈奴的衰落與分裂，西河郡因地處邊塞，成為了漢庭對歸附匈奴諸部的主要安置地之一。東漢之后，匈奴時附時叛，對邊郡侵擾日益嚴重。初期，對邊郡尚能勉為保全。中后期，民族矛盾加劇，民變時起，漢庭應對無力，最終導致了邊郡的內徙。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掠西河郡。同年十月，順帝以南匈奴勢盛，命“徙西河郡居離石，上郡居夏陽，朔方居五原”。郡治所內遷的同時，一些縣亦隨之。據《后漢書?郡國志》記載，僅領中陽等十三屬縣，顯示西河郡轄域已大幅萎縮。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將內附的南匈奴分為五部，安置于今山西中西部地區。之后，曹魏政權于黃初元年（220）將中陽縣治東遷于茲氏境內。

上文大致勾勒出了中陽縣早期的歷史沿革，關于地望的記述，最早見于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說文解字》將“漹”釋為：“水。出西河中陽北沙，南入河。從水焉聲。”因記述過簡，漹水具體為哪條河流，學界莫衷一是。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河水》記載：“［經］又南過中陽縣西。［注］中陽縣故城在東，東翼汾水，隔越重山，不濱于河也”；《水經注?文水》又曰：“［注］文湖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酈道元認為中陽并不西臨黃河，而與汾水相近，將地望確定在黃河以東的今山西呂梁境內。唐《括地志》，“中陽故城在汾州隰城縣南十里”，后杜佑《通典?州郡志》“西河郡下孝義”條亦注云：“漢中陽縣”，將中陽地望認定為今山西孝義一帶。清代官修的《大清一統志》，已注意到歷史上出現的中陽縣治內遷，認為中陽故城在寧鄉縣西（在今山西中陽縣），酈注所云中陽縣故城非兩漢故城，實乃曹魏移治之中陽。無論秦漢中陽地望位于今孝義或中陽，上述認識可歸納為“河東說”，影響深遠，曾長期作為學界的主流觀點。今仍有學者持此觀點，譚其驤編著《中國歷史地圖集》時，即將漢西河郡標繪于今中陽縣駐地，朱本軍《戰國諸侯疆域形勢圖考繪》亦從此說。

近年，一些學者依據簡牘等材料提出秦漢之中陽故城地望存在位于黃河以西的可能。周振鶴分析認為，漢初黃河以東為代國和河東郡，上郡不大可能轄有河水以東，平周、中陽二縣作為上郡屬縣地望可能在河水以西。與之前的“河東說”相對的“河西說”提出后，一些學者紛紛響應。但昌武研究認為，漢初的上郡是以黃河作為轄域的東界。有學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考證了中陽故城在河西的地望，艾沖最先提出內蒙古杭錦旗古城梁為中陽，康衛東、馬孟龍又分別提出陜西神木的欄桿堡古城和喇嘛河古城可能為中陽故城。

筆者更傾向于“河西說”。首先，“河東說”以傳世文獻為立論基礎，且這些文獻為北朝、隋唐之后的文獻，無早期文獻材料的支撐。其次，自上世紀后半葉以來，河西的陜蒙交接地區曾多次出土與中陽的相關文物。如內蒙古伊金霍洛旗紅慶河鄉出土的戰國“十五年上郡守壽”刻銘銅戈、杭錦旗出土的西漢千章、中陽刻銘銅漏。內蒙古清水河縣拐子上古城也出土有“中陽、廣衍”刻銘銅戈，城址雖位于黃河以東，但與以上地區毗鄰。而山西呂梁地區卻鮮見相關發現。再次，通過研讀早期文獻可發現“河東說”存在一些難以自圓之處。《史記》、《戰國策》記載，前350年至前260年間，秦與趙曾反復爭奪藺與離石兩座城邑。根據學界傳統認識，離石位于今黃河東岸的呂梁市區，藺在其西，相距較近。秦每次占領后旋即又復歸趙國，可知雙方態勢為秦在河西，趙在河東，兩地為秦、趙交界處。這一時期秦尚能不控制黃河以東，東渡黃河之后勢孤難守，離石一帶可能為秦深入趙地最遠可達之處。中陽自趙武靈王十年（前316）被秦占領后，卻再無復歸趙國的文獻記載。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與趙王會中陽。根據戰國時期秦王與周鄰諸侯王會盟的地點來看，基本都位于秦國邊境城邑或秦新攻占的與會國城邑。如孝公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惠文王九年與魏王會應、惠文王十二年與梁王會臨晉、昭襄王二十二年與楚王會宛、昭襄王二十三年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昭襄王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這樣在會盟的安全性與主導性方面明顯有利于秦國，形成了與鄰國會盟的一項傳統，也符合秦國變法后逐漸強盛，霸凌周鄰國家的史實。若依“河東說”，中陽更在藺與離石之東的汾水之畔，與秦相距較藺與離石更遠，秦尚不能控制緊鄰河東的藺與離石，卻能夠牢牢掌握更靠東的中陽，顯然悖于常理。因此，戰國至西漢的中陽故城位于黃河以西更為可信，山西呂梁境內的幾處地望當為東漢及曹魏兩次內遷后之中陽。

三、秦上郡中陽縣地望再考

戰國秦漢時期的許多城址、遺址、周邊墓葬區及相關遺存內，磚瓦、陶器上戳印、模印或刻劃有與地名或機構名直接相關的文字，在目前的考古發現中很常見，如陜西秦咸陽城、華陰寧秦縣故城、臨潼芷陽故城及關中眾多秦漢宮殿與畤遺址等。根據這一規律，出土“中陽亭印”陶文的草垛山周圍可能為戰國至漢代中陽故城的轄域范圍，筆者經實地調查，在周鄰的窟野河中下游確有一座戰國秦漢時期的城址。

欄桿堡城址位于草垛山東南，窟野河支流牛欄川東岸，與草垛山墓地相距28千米。城址東部部分區域被建于梁峁頂部的北宋闌桿堡覆壓。堡址四周可見斷續的黃土夯筑墻體，走向可合圍成閉合的空間，轉角處還設有夯土角臺。地表散見大量外素面內布紋的瓦片和白釉、醬色釉瓷片。該堡址在《中國文物地圖集·陜西分冊》已著錄，時代被確定為明代，但實際為宋代的闌干堡。城址則位于堡寨西側的山坡之上，東、西部分別被宋代堡址和現代村落疊壓，平面近扇形，南北長350、東西寬280米，現存面積約8萬平方米（圖二）。

城址南緣有一道長約120米，大致近東西走向的夯土城墻，沿山脊向西延伸至牛欄川河畔，西端斷面夯層清晰可辨。根據位置判斷，應為城址的南城墻。窯址位于城址東南部，斷面可見殘高約1米的豎立煙道，周圍分布有冶鑄時使用的陶風管、陶范和鐵煉渣等遺物。城內地表散見有大量典型的戰國秦漢時期陶片和瓦片，基本不見晚期遺存，城址東北部的梯田斷面，有長約30米的瓦片層，瓦片較大且制作精細，可能為官署區所在；而城外牛欄川兩岸的十數座山梁上皆分布有規模龐大的墓群，盜洞遍布。

調查中于城內地表采集有陶器、瓦片等遺物，另在一些村民家中見有近乎完整的繭形壺、大口罐、缶、釜等器物，并征集有銅帶鉤、銅鈴等器物，據村民介紹，這些器物絕大部分出土于周鄰墓葬區內。遺物的時代大體集中，略有早晚。采集遺物中瓦當均為半圓瓦當，這種瓦當較圓瓦當出現時代更早，在春秋中期和戰國時代早期遺址中發現較多，后逐步被圓瓦當所取代，至戰國中晚期和秦代建筑遺址中仍有少量發現。從當面的云紋看，應屬于戰國至秦代遺物；其余瓦片內側飾麻點紋、方格紋、繩紋，亦屬于同一時期（圖三）。征集遺物中，繭形壺（欄桿堡征：6）為長頸、圜底，未見圈足，為戰國晚期至秦代遺物；缶（欄桿堡征：2）為亞腰并飾細密繩紋顯示為秦代器物，而罐（欄桿堡征：4）器形圓鼓，或可晚至西漢（圖四）。錢幣中的秦半兩，顯示城址上限可早至戰國晚期，漢半兩和五銖錢則表明城址被沿用至西漢。

欄桿堡城址無論從規模還是文化內涵的豐富程度看，可能為一處縣邑。康衛東曾提出欄桿堡城址為戰國至漢代的中陽故城，筆者經過考古調查和文獻梳理，認為這一推斷是基本可信的。

首先，從城址的規模和遺存等級看，欄桿堡城址符合這一時期縣邑的建制。徐龍國認為，長城邊邑的規模一般比內地城邑要小的多，一般縣城面積在25萬平方米以下。目前，欄桿堡城址可確認面積僅8萬平方米，僅屬于徐龍國所劃分的特小型縣邑，這主要與城址東西部分區域均被晚期遺存所疊壓有關。城址周圍發現的墓地面積超過100萬平米，超過了目前三普資料已登錄神木境內的戰國至漢代墓地，證明該城址延續時間長，人口眾多，原規模應遠不止于此。此外，城內還發現有冶鑄遺存，為專門的鐵工場或兼營鑄銅的綜合工場，尚不能確認。這一時期的鐵器冶鑄工場除少部分發現于鐵礦附近外，更多的分布于城市附近或城內，原因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戰國秦漢之際，官營手工業發達，戰國晚期秦國、秦朝及漢武帝之后的相當時期內，都設置有鐵官組織管理鐵器的生產；另一方面，城市便于集中冶鑄業需要的大量勞動力。從考古發現看，北方長城地帶戰國至漢代城址發現冶鐵遺存的有內蒙古呼和浩特美岱城址、準格爾旗勿爾圖溝城址、磴口縣布隆淖城址，據考證基本也都是當時的縣邑，鄉里一級普通遺址基本不見冶鐵遺存。

其次，調查采集的陶器、瓦片及征集的陶器、銅器均顯示城內遺物年代集中在戰國晚期至西漢，還有一定數量秦文化的典型器物，與中陽秦置縣西漢沿襲的記載基本相符。康衛東曾發表了一件出土于欄桿堡底部戳印“中陽”二字的陶罐，作為論證欄桿堡城址為中陽縣邑的重要證據。據筆者調查，此器物非發掘出土，為當地私人藏品，據傳征集于欄桿堡村民處，可作為旁證。戳印的“中陽”二字，非篆非隸，“中”“阝”的寫法分別與戰國方足小貝（貨系1575）及戰國三孔布（貨系2459）相似，接近三晉文字，為趙國器物（圖五）。另外，張應雄所著《麟州藏珍》圖錄中發表有多件據傳出土于欄桿堡的戰國青銅器，部分器物明顯具有三晉風格，康文曾有詳細論述，本文不再贅述。這些器物顯示，在秦文化到來之前，趙文化曾流行此地，與文獻記載中，中陽歷經趙、秦、漢的歷史沿革完全吻合。

再次，欄桿堡城址所處的區位，與中陽故城的分布范圍是相符的。西河郡轄域由上郡東北部靠近黃河的區域、太原郡西部靠近黃河區域及戰國秦長城以北自匈奴新收復的區域組成。《漢書?地理志》所載，三十六縣中沿襲秦上郡置縣者為中陽、徒經、平周、圜陽、廣衍、饒、西都、平陸八縣，這些縣份亦見于漢初的《二年律令?秩律》。

漢初上郡轄域范圍較秦上郡向南收縮，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十馀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因此，漢初上郡的北界應在戰國秦長城一線，中陽縣見于漢初《二年律令?秩律》，故城的分布北界應是在戰國秦長城以內。而西漢析置西河郡時，原上郡所轄之高奴縣、定陽縣未被劃入。學界一般認為，高奴故城在今延安市區，定陽故城在今宜川縣境內，表明西漢西河郡的南界當于今天的延安至宜川縣一帶。則中陽縣故城，應分布于戰國秦長城內側，延安市至宜川縣以北，靠近黃河西岸這一區域。

又據《說文解字》“（漹水）出西河中陽北沙，南入河”的記載，“漹水”出于沙地，則無定河中游以南的區域當與“中陽”無涉。佳蘆河流域地貌雖也符合，但其干流東岸尚未確定有這一時期的城址。榆林府谷境內的孤山川、清水川亦非發源于沙地，沿岸也未發現有這一時期的城址，黃甫川雖大致符合，但其與《水經注》所載河水支流“湳水”相符，自當與“漹水”無關。則這一區域內符合“漹水”流域地貌的河流，僅為窟野河與禿尾河。另有學者研究，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在記錄上郡秩六百石屬縣時，遵循著由南向北的順序。《秩律》的記錄順序為：雕陰、洛都、漆垣、定陽、平陸、饒、陽周、原都、平都、平周、徒淫、西都、中陽、廣衍、高望、博陵、雕陰道，中陽位于西都和廣衍之間。西都、廣衍故城地望已經調查、發掘確認，分別為陜西榆陽區橋頭峁城址和內蒙古準格爾旗勿爾圖溝城址（圖六）。欄桿堡城址的位置恰位于窟野河以東，橋頭峁城址以北，準格爾旗勿爾圖溝城址以南，不僅與分析文獻所知的地望范圍相符，也與出土“中陽亭印”的草垛山墓地相距不遠。

至于前文提到的艾沖、馬孟龍考證的內蒙古杭錦旗古城梁城址和陜西神木喇嘛河城址為中陽的觀點，筆者認為二者在區位和時代上與中陽故城不符。古城梁城址位于戰國秦長城外側，秦惠文王時已占有中陽，秦昭襄王時已置縣。昭襄王筑長城時，卻不將其納入長城以內顯然不合常理。而艾沖提出的古城梁城址為中陽的依據是地表采集的一件“千章、中陽”刻銘銅漏，銅器較陶器使用時間長，又具有可移動性，僅依此確認中陽縣方位證據并不充分。喇嘛河城址位于禿尾河東岸，西南距西都故城17千米，東北距廣衍故城100千米，地望也基本符合上述記錄，但形制顯示出西漢城址的特征。經實地踏查，該城東南角設有一座小城，與大城共用東墻和南墻。徐龍國將這種城址分類為“回字形”，認為這種形制在兩漢時期開始大量出現，可能為漢文帝按晁錯《守邊備塞疏》的建議所建。王曉琨亦持此觀點。《守邊備塞疏》記載“······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徐龍國指出“城間百五十步”，是指大小城之間的距離，相當于現在200米的距離。經實地勘察，喇嘛溝古城現西墻已毀，東南小城北墻距大城北墻之間約200米，恰符合“城間百五十步”的記載。

四、結語

基于城址規模和等級、出土遺物的時代和區位地望三個方面的證據，欄桿堡城址當為戰國秦漢時期的中陽故城。目前陜北地區調查發現的很多戰國秦漢城址，與文獻記載的縣置多不能對應，地望考證是一個嚴謹的論證過程，二重證據法依然是最有效的方法，不僅需要對歷史文獻進行縝密分析，還要重視考古調查、發掘的系列成果，特別是文字性材料的出土。

作者：邸 楠

來源：《文博》2025年第6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耿 曈

校對：汪依婷

審訂：汪鴻琴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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