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帝的精明，既給了明朝太監王承恩最高殊榮，也沒有令名器泛濫

順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清世祖順治帝命大學士李霨撰明死節太監王承恩碑文，表于其墓。

“文曰：上御極十有六載，德澤普洽，民物康和，文武恬熙，內外寧謐，爰以農隙，舉巡狩之禮，時維仲冬，駕發南苑，越信宿，駐蹕玉泉之麓，以道出昌平，有明諸陵在焉，特降德音致祭，遂飭有司，先期蕆事。

初，上念明莊烈愍皇帝勵精遘亂，亡國非辜，業為建碑陵寢。迨車駕蒞止，營于昌平之北，即日詣其地，瞻眺致敬，為感惻者久之。

顧見陵側有邱，巋然，為明故司禮監太監王承恩墓蓋，蓋殉帝于萬歲山者也。上憫其忠義，隨命扈從學士豆麻勒吉酹酒于其前，洎旋行在，復敕臣霨撰述其事，碑于墓道。

臣聞維皇降衷，五常之性，不擇人而具，故運有盛衰，而氣無厚薄。當其盛也，則有攀鱗附翼者，若而人乘勢奮庸，以著一代開基之烈。當其衰也，則有仗節赴義者若而人，見危授命，以酬祖宗養士之恩。蓋倫常之重，不可一日亡于天下，必有負荷之者，而后人心不死。

然而舍生取義之事，難言之矣。疑畏牽于中，禍患怵于外，理欲之幾，間不容發，故曰死或輕于鴻毛，或重于泰山，非死之難，處，死之為難也。

粵稽往古，節烈之士，昭然方策者，類皆戴縰垂纓，析圭儋爵，膺軍國之重寄，負當世之盛名，不幸變起倉卒，非一死不足謝責，乃疾風勁草，猶未敢云數數見也。

至于中官之設，任不逾掖庭之近，職不越侍從之恒，雖云食祿王朝，而士君子所以責望之者，則與外臣有間。故載籍所傳，中官之賢者，公忠勤恪，如巷伯、管蘇、呂強、張承業之流，代不乏人，而獨無以殉節著者，誠不敢過求之耳。在昔崇禎甲申之變，大盜煽亂，海宇土崩，莊烈愍皇帝孤立于上，封疆大吏，望風而靡，在廷之臣，泄泄罔覺。及賊薄都城，陷不旋踵，帝執國君死社稷之義，赴萬歲山上賓，舉朝文武，獸驚魚淰，奔迫涂窮。

惟王君分屬親臣，情深戀主，當柱傾維裂，白刃切膚之際，而近侍之職，跬步不舍，自經帝側，視死如歸。一時外廷臣子，慷慨捐軀者，雖亦有人，而宮闈勢隔，弗遂號弓，以視王君從容得所，蓋有憾焉。

其他或屈膝賊庭，殞身搒掠，而詭云死難；或傾家納賂，冀贖余生，而卒以不免一死，同也，其于王君，奚翅薰蕕之異哉！鳴呼！中官殉國，推為千古一人，洵無愧矣。

明末死節諸臣，久荷皇上錫謚追褒，獨王君雖蒙賜窆，幽光尚郁。乃茲值鑾輿親幸，眷顧垂慈，既命侍臣奠以清醑，復令墓道表以貞珉，慰忠魂而樹風教，九原有知，王君必首感泣以承矣。

雖然，王君節固奇偉，非遇我皇上如天之度，浩蕩之恩，則亦世遠跡湮，草木同腐。是其生前之建立既難，而身后遭逢尤為不易，誠賢者之希遘也。抑臣竊見從來寬仁之主，加惠勝國者，未有如我皇上之殷且厚也。

弓劍所藏，感興曠世，方敕宗伯薦以馨香，旋命同空葺其傾圯，樵蘇永禁，守護加嚴。憫英君厄運之相值，而因以及其從死之臣。天語諄諄，俾獲不朽，深仁廣澤，有加無已。唐虞三代以還，頒揚君德者，莫能髣髴萬一。

臣承乏扈蹕，載筆是司，被命屬詞，欣悚交集，不敢以蕪陋諉，敬述梗槩，表往代之忠貞，紀熙朝之盛事，用昭我皇上勸忠之至意云。”

順治帝個人對王承恩的評價：

“命立故明殉難太監王承恩碑文曰：朕嘗考諸史冊，見夫忠臣烈士，身殉國難，名炳千載，未嘗不掩卷三嘆也。雖忠義之性，命之于天，人人可以自盡，然當變亂之際，利害動于中，禍患怵于外，依違瞻顧，多不能引決，求夫風雨不渝其常，霜雪不易其操者，蓋難之矣。

若夫掖廷之中，貂珥之列，或恪恭著美，或勤慎流徽，若漢之呂強，唐之張承業，亦可謂賢矣。至于國家多難，秉志不移，忠誠貫于金石，氣節昭于日星，尤足以激末流而挽頹俗。

如明司禮監太監王承恩者，有可紀焉。當明季寇訌，海內鼎沸，莊烈愍皇帝勵精圖治，宵旰焦心，原非失德之主，良由有君無臣，孤立于上，將帥擁兵而不戰，文吏噂沓而營私，致群盜縱橫，不能奏績。逮逆渠犯闕，國勢莫支，帝遂捐生以殉社稷。而一時戴縰垂纓之士，在平時則背公樹黨，遇難則茍且偷生，言之可為太息。

唯有范景文等十九人，無愧臣節，業賜謚致祭，以旌其忠。然多士盈庭，能赴義捐軀者，蓋不多見。

獨承恩目擊艱危，從容就義，從死愍帝之旁，其岳岳之風節，即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既乃托體山阿，瘞骸林麓，永近園陵，常依隧道，可謂式慰幽靈，用綏貞魄者矣。

朕自踐祚以來，斟酌前代之典章，每于有明，用深嘉嘆。其列代山陵，近在畿輔，向令永禁樵采，守護維嚴。于順治十六年，因冬狩，駐蹕昌平，睹勝國之松楸，感廢邱之霜露，周覽諸陵，惻焉久之。

爰至思陵，念愍皇帝精勤遘亂，亡國非辜，躬奠椒漿，尤增憫泣。顧見陵側有土一抔，即承恩墓也，特命從臣酹酒焉。邇者時當省斂，展軨宵駕，載履明代諸陵，拜陳醑醴，復徘徊于思陵之旁，撫荒墟而灑涕，瀝旨酒而痛心，念茲從死之臣，彌興節義之感，爰手一巵，命大臣拜奠基墓，以勸忠也。

謚法：危身奉上，險不辭難曰忠。故忠君愛國，庸人每未之逮。貞烈之士，毅然行之，使百世之下，聞而興起者，慕義無窮也。矧承恩趨侍宮掖，出入禁闈，其責任不系乎封疆，名位不同乎公輔，而獨能視死如歸，豈非較然不欺其志者哉？

以視世之讀書明大義，負重名者，變故當前，依阿淟涊，幸免旦夕，其為人賢不肖又何如也？用是勒之貞珉，使盡忠者以為勸，不忠者以為戒，且以告夫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者。”

上引《清世祖實錄》。

清朝官方和順治帝對于王承恩的評價很高，可以說是高到無以復加，給予了他明清兩朝太監中的最高待遇，之所以如此，不是真對王承恩的殉國行為欽佩，畢竟王承恩是明朝的太監，跟隨的是崇禎帝，跟清朝并沒有什么關系。

更何況明、清戰爭延續幾十年，雙方的歷史恩怨背景比較復雜，雖然有李自成突然消滅明朝來“橫插一腳”，但彼此看對方不順眼是常態，所以夸贊王承恩，主要是要以此樹立一個盡忠榜樣，說白了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服務。

而且王承恩還有一層特殊的身份，那就是他是太監，這樣一來，更是值得官方夸贊，畢竟皇帝身邊的太監，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皇帝的最后一道保護，因此勸太監盡忠還是十分有必要的。

同時大力夸贊王承恩的成本很低，因為王承恩已經死了，而且是一個太監，想樹立他作為榜樣，成本很低的，也就是說說好話，再修一個碑的事情，而且破例讓他葬在崇禎帝附近，就已經是天大的殊榮，不用再花錢提高墳墓規格什么的。

不像崇禎帝那樣，清朝想用崇禎帝的身后待遇來抬高自己，來顯示自己大義，就得給他修帝陵，雖然崇禎帝的思陵修的很寒磣，但再怎么說也是帝陵，也是需要出不少錢的。

至于給王承恩上謚號這個明清兩朝太監中唯一的最高待遇，也不存在是開了不好的先例，是濫用名器，因為王承恩的成就是陪著末代皇帝崇禎帝一起殉國，清朝即使真有太監達到這個成就，那說明清朝都亡國了，那樣后朝給不給殉國太監謚號，那就是后朝的事情了，跟清朝沒有關系了。

也就是說這個特殊待遇背后的頂級要求，在清朝存在期間根本不可能有太監會完成，所以就不存在是開了不好的先例，是濫用名器，由此可見順治帝的精明，以明朝殉國太監王承恩來勸世人忠君，用最小的成本完成了最大的宣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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