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陳毅受無端責難，黃鎮沖著主席臺大喊：謝富治你怎么不管？

1969年5月20日的清晨，北京西郊的機場有些陰沉。送行的人不多，場面也算不上隆重，一位身形略顯清瘦的老人提著深色皮箱，腳步不快，卻格外堅定。他就是再次被派往巴黎的黃鎮。已經是將軍，又做了多年大使，本該在家多陪家人，可一道電報把他又推回了熟悉的外交前線。臨上飛機前，有熟人壓低聲音問了一句：“這幾年，心里最過不去的事是哪一樁？”黃鎮沉默片刻，只低聲說了一句：“人民大會堂那一幕，忘不掉。”

這句話，說的是1967年那場讓許多老同志都心驚的一次大會。也是在那一年，陳毅在會場上遭遇無端責難，甚至可能遭受身體沖擊。坐在臺下的黃鎮，忍到最后終于拍案而起，對著主席臺怒喊：“謝富治你怎么不管！”這一聲，至今還被很多外交老同志當作當年風雨中的一個刺眼火花來回憶。

很有意思的一點是，若往前倒回去十多年，這兩位名字常常出現在一起的，并不是在政治斗爭場合，而是在詩酒唱和、畫紙筆墨之間。一個是“將軍詩人”，一個是“畫家大使”，在戰火中走出來，轉身又投入外交風浪。命運把他們推到同一個戰線，也讓他們一同面對1960年代后期那段頗為艱難的日子。

一、從“桐城畫學生”到“將軍大使”

黃鎮1914年10月出生于安徽桐城。桐城這個地方，舊時就以文風鼎盛著稱，出過不少文章大家。家鄉的書卷氣，加上他本人對繪畫的天賦，很早就把他引向了藝術的道路。青年時期，他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師從齊白石、徐悲鴻等名家，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不易的際遇。

如果一切順風順水，也許他會成為一個單純的畫家。可惜，時代不允許。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到了延安，他一邊從事文藝和宣傳工作，一邊參與組織和后勤，后來還經歷了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一系列重大歷程。在這些年的輾轉中，他沒有放下畫筆，長征途中還畫了不少寫生，記錄戰友、山川與隊伍行進的身影。

正因為有這樣的雙重經歷，黃鎮身上有一個頗為特別的標簽：先是將軍，再是大使。解放戰爭結束后，他擔任華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等職務，軍隊工作經歷扎實。1950年，新中國剛成立不久，外交工作百廢待興，他被調入剛組建不久的外交部，自此，從槍林彈雨轉向談判桌，從戰場轉向使館。

1952年夏天，首批駐外大使回國述職。那時陳毅還是華東軍區司令員兼市長，已經在軍政兩方面經驗豐富。他聽了黃鎮介紹在匈牙利的工作情況，又翻看黃鎮的畫冊和詩稿，頗為欣賞，當著眾人笑著說：“黃鎮有三絕，就是書畫詩。若能常寫作，定為天下知。”這話當時聽上去像是隨口一評，實際上是對這個“畫家出身的將軍”的高度評價。

陳毅本身也是“將軍本色是詩人”的代表人物，兩人之間，因為詩和畫，迅速多了一層惺惺相惜。在后來的很多場合，他們一個以詩言志，一個用畫寄意，在緊張的外交日程里，常常用幾句詩、幾筆畫彼此唱和，舒緩心情，也加深了信任。

1950年到1954年，黃鎮先后在外交部里參與對外事務，1950年后又被任命為新中國首任駐匈牙利大使。在布達佩斯履職的四年里，他既要處理雙邊關系，又要適應冷戰格局下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值得一提的是，他把在戰場上養成的那種細致觀察和冷靜判斷，帶到了使館工作中，這在后來多次談判中都發揮了作用。

四年期滿，他回國述職，正趕上家里添了一個小女兒。按理說，這個出生不足月的孩子，本該得到父親多一點的陪伴。但現實沒有給他太多時間。

二、“三好政策”與頻繁的外事征程

1954年，國際局勢出現新的變化。日內瓦會議后，世界范圍內對新中國的關注明顯增加，外部環境有了一定改善。中央敏銳地抓住這個窗口期，提出要“走出去”，特別是要加強同亞非國家的交往，鞏固新中國在第三世界中的地位。

在這個大背景下，印尼的重要性迅速凸顯出來。這個地跨赤道、橫亙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國家，不僅地理位置關鍵，還擁有當時數量最多的華僑社區。大約270萬華僑長期居住在當地，國籍問題復雜，既涉及歷史遺留，又牽涉現實利益。如果處理不好，不僅會影響華僑的安身立命，還可能波及中印尼關系及東南亞局勢。

麻煩的是，我國駐印尼大使已經空缺兩年多，遲遲沒有確定新任人選。周恩來在權衡多方因素后，把目光投向了剛剛完成匈牙利任期的黃鎮。一個在社會主義國家干得有聲有色的大使，既懂外交，又有軍隊背景，還熟悉文化工作，這樣的人，去應對印尼復雜的局面，確實合適。

周恩來把想法向毛澤東匯報后，很快得到認可。于是，黃鎮接到了新的任命。這時他的小女兒還在襁褓之中，妻子朱霖剛生產不久，身體尚未完全恢復。家里人自然希望他留在國內多待一段時間。然而，命令就是命令，他也很清楚，印尼那邊拖不得。

最后，夫妻二人在無奈之下，只能把對小女兒的愧疚壓在心底。1954年11月，他們離開北京，赴任雅加達。同年12月，黃鎮正式到任，開始承擔起這段極為重要的外交使命。

臨行前，周恩來在廣州專門找他談話，把印尼的情況、當地民族主義情緒、華僑地位等一一講清，提醒他既要堅持原則，又要注意方式方法。到了雅加達之后，黃鎮沒有急著高調表態，而是先找機會接觸印尼領導人蘇加諾，選擇從藝術切入。他本人出身桐城，學習過西畫，熟悉東西方繪畫史，于是同蘇加諾談畫、談藝術、談民族文化，在這種看似輕松的話題中慢慢建立起信任。

這種安排，并非偶然。對于當時的印尼來說，民族自尊心很強，對任何形式的“干涉”都格外敏感。黃鎮以一個“畫家”的身份，主動談共同語言，拉近距離，顯然要比從一開始就談政治更容易被接受。久而久之，他與蘇加諾從“可以交談”變成“可以交心”，這為后來處理華僑問題打下了基礎。

1955年年初，他開始同印尼方面就華僑國籍問題展開談判。那是一個非常棘手的議題。很多華僑在當地生活已久，有的想加入印尼國籍，有的想保留中國國籍，還有的打算擇機回國。而印尼方面也有自己的顧慮，擔心華僑被視作“外國人”，在政治和經濟上產生矛盾。

經過大量調查和反復思考，黃鎮在談判桌上提出了“三好政策”：華僑自愿加入印尼國籍，很好；華僑自愿保留中國國籍，同樣好；華僑愿意回國，也好。簡單三句話，看上去平實，卻把主動權交給了華僑本人，把尊重放在第一位，同時也體現出對印尼主權的理解。這種兼顧多方的提法，是在充分了解當地實際和國內需求之后才形成的。

“三好政策”一經提出，就得到了印尼方面的認可，也為其他東南亞國家處理類似問題提供了參照。毛澤東在北京聽取匯報后，對這項主張給予高度評價，說“有創造”。陳毅得知消息，同樣拍手稱贊：“黃大使的‘三好政策’，好！”

這一時期，黃鎮完成了一個頗具代表性的轉變：他不再只是戰場上沖鋒的將軍，也不只是畫室里揮毫的畫家，而是在復雜國際環境中，以靈活務實的方式解決實際問題的職業外交官。

時間來到1958年，陳毅奉調進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他早年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又在解放戰爭中擔任重要職務，轉戰南北，經歷豐富。但是，對外交工作，他一開始還是有顧慮的。在日記里，他坦率記錄過：自己說話有時候太直，感情一上來容易沖口而出。在軍隊內部，這種性格還有人理解，可要是放在外交場合，一句不慎，就可能帶來麻煩。

毛澤東對這種“臨事而懼”的心理卻頗為認可，認為能想到問題的嚴重性，本身就是一個優點。于是，在中央支持下，陳毅把主要精力轉向外交，把之前積累的政治、軍事、組織經驗投入到新的領域。這時的黃鎮，很快成為他的得力副手。

1961年4月，黃鎮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協助陳毅處理日益繁忙的外交工作。那幾年，外事訪問頻繁，外賓來華和我國領導人出訪交織進行，節奏緊湊。1961年年底到1962年年初，周恩來和陳毅率團訪問亞非歐14國，黃鎮擔任代表團秘書長，全程隨行。在飛機上，在駐地，在會場休息間隙，兩人常常就當天的會談、形勢判斷，以及詩詞書畫交流看法。這種亦官亦友的關系，在后來一些關鍵時刻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1964年，黃鎮卸下副外長職務，奉命飛往巴黎，出任新中國首任駐法國大使。法國是第一個同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戴高樂對中法關系有自己的戰略考慮。黃鎮抵達巴黎后，很快向戴高樂遞交國書，兩人在多次接觸中逐漸熟悉。

戴高樂談到黃鎮時，有一句話頗為出名：“我們都是在自己的國土淪陷后，領導抗敵戰爭，才最后勝利的，我是作家，黃大使是畫家。我們很談得來。”這句話一方面是客氣，也是對黃鎮出身和經歷的準確概括。可以說，在巴黎的三年多時間里，他用穩健而靈活的方式，推動中法關系逐漸走向深入，為后來東西方交流提供了一個重要窗口。

就在他在法國忙于工作的時候，國內的政治氣氛卻悄然發生了變化。

三、風雨中的人民大會堂

1967年7月23日，黃鎮回到北京。短短幾年，家鄉的空氣里多了一種緊張感。剛回國不久，他被安排去接受留學生的批評。當時的做法，是讓一些青年在會上“提意見”。黃鎮坐在那兒，聽他們講自己“工作不夠民主”，態度倒是坦蕩，主動承認有不足，還當場道歉。散會后，一些留學生并沒有與他翻臉，甚至拉著他一起到天安門合影。

回到家，他還對妻子朱霖笑著說：“這些小同志不都挺好的嘛。”朱霖聽完，臉上沒有太多笑意，輕輕回了一句：“你等著吧，’好’的還在后頭呢。”話音未落，外交部大樓的墻上就貼出了一張“告示”，批評黃鎮，要求他每天勞動一小時，否則“后果自負”。這樣的字句，已經表明氣氛開始明顯轉向。

不久前，陳毅在一次重要會議上為一些老同志說話，在懷仁堂上發了脾氣，把憋在心里的意見講了出來。這種直率的性格，在平日是優點，在當時那個環境里，卻立刻招來批評和壓力。黃鎮夫婦回國不久，剛了解大致情況，就被叫去開會。

那天，黃鎮特地穿上了自己當大使時常穿的雪白襯衫，雙手交叉放在桌上，整個人坐得筆直，表情平和，卻有一種不動聲色的堅定。他在外做談判久了，很清楚對話的節奏，也知道什么時候該先聽，什么時候該先說。

“你為什么不揭發陳毅的問題？你對陳毅是怎么看的？講吧。”對面的問話，沒有鋪墊，直接就頂了上來。

黃鎮稍作停頓，說道：“關于陳毅同志的問題，我是已經表過態了。我聽中央的，聽毛主席的……”話說到這里，他試圖把話題引回到組織原則上，以“聽中央”的立場作回應。這種處理方式，說得不多，卻表態明確，是他多年外交經驗的自然體現。

沒想到，對方聽了，立刻指責：“你這是耍滑！”緊接著一句“散會”，不再給他繼續解釋的機會。

走出會場，黃鎮沒有多說，臉色沉著。回到家，夫妻倆面對著桌上的飯菜，都沒動筷子。到了夜里，朱霖終于按捺不住，躺在床上低聲說：“我明天可要直說了，為的是將來有個是非。”這句話，帶著一種普通人也能理解的樸素想法——有的事，總得有人說一句公道話。

黃鎮在床的另一頭，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開口：“我不反對你直說，或許，你說得能比我說得更有力。”他頓了頓，又補了一句：“我的意見是宜粗不宜細。”意思很清楚：可以說，但不要說得太具體，避免被人抓住細節做文章。

接著，他語氣明顯重了幾分：“外交部不是賣國部，陳毅同志不能被打倒。”這兩句話，把他心里真正的擔憂說了出來。對于一個在槍林彈雨里走出來，后來又在外交戰線打了多年硬仗的人來說，這不是一句隨口而出的情緒話，而是基于對陳毅人格、對外交團隊工作的長久了解做出的判斷。

第二天開會，朱霖果然站起來發言。她一開口，情緒就被調動起來，說得越來越細，聲音也越來越高。會場里一時間安靜下來，不少人面面相覷。她說完，馬上有人站起來逐條反駁。會議結束后，還有人把“反駁要點”寫成板報貼出來示眾。結果當天突降大雨，把那塊板報沖得干干凈凈。這件小事，在許多人的回憶中成為一個頗具象征意味的細節。

緊接著，批評陳毅的大會被安排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周恩來考慮到局勢，建議陳毅暫時住進大會堂邊廳的休息室，以便隨時應對情況。那一天，各使館夫婦被要求必須到場，黃鎮和朱霖自然也在其中。

進入會場后，黃鎮第一眼就到主席臺上找陳毅。昔日那位在外事活動中談笑風生、舉止從容的“陳外長”，此刻臉色凝重，嘴唇緊抿。短袖白綢襯衫已經被汗水浸濕，胸前隱約可見汗漬。這個細節，讓不少在場的人心里一緊。

坐在陳毅身旁的，是時任公安部長謝富治。黃鎮看到這一點，心里稍稍安穩一些。在他的印象里，謝富治是老部隊出身，對陳毅的經歷很清楚，按常理說，至少不會坐視不管。更何況，他掌握著重要部門，在這種場合，站出來阻止人身攻擊，本是職責所在。

會議開始后，會場氣氛很快變得躁動。一些發言越來越激烈，言辭中夾雜著情緒化的指責。就在氣氛越來越緊的時候，一個穿背心的壯年突然從臺下躥起，幾步躍上主席臺，直朝陳毅的方向沖去。那一瞬間，很多人都愣住了。

黃鎮坐在臺下，看得一清二楚。他本能地把視線投向謝富治，期待對方會有所動作。然而，謝富治端坐不動，沒有做出任何制止的表示。這種“無反應”，在當時的環境下，意味著默認。

說實話，以黃鎮多年的外交閱歷，完全可以選擇沉默，裝作沒看到。然而這一刻，他身上的“將軍本色”壓過了“謹慎外交官”的一面。他“騰”地站起身，整個人微微前傾，沖著主席臺方向厲聲喊道：“謝富治你怎么不管！謝富治你怎么不管！”

這聲音在人民大會堂里回蕩開來，帶著明顯的憤怒，也帶著壓抑已久的焦灼。會場上所有人幾乎同時轉頭看向發聲的方向，空氣仿佛凝固，連竊竊私語都停了下來。有人事后回憶說，那一刻，只能聽見自己的心跳聲。

被點名的謝富治，臉上閃過一絲尷尬，眼神有些躲閃。他沒有回應，還是坐在原位。即便如此，從現場很多人的表情里也能看出，這兩聲怒斥讓不少人感到震動。長久以來，人們習慣了黃鎮在談判桌前進退有度，習慣了他在接待場合的儒雅、周到，幾乎忘了他曾是扛過槍的將軍。

有人用胳膊肘輕輕碰了碰朱霖，低聲提醒：“快勸勸他，別再沖動了。”朱霖心里也猛地一沉，連忙拉住黃鎮的胳膊，怕他再往前走。就在這時候，警衛人員終于反應過來，迅速上前，把那個沖向陳毅的壯年擋住，又把陳毅護送到后臺。

黃鎮站在原地，整個人像被抽空了一樣，臉色發白，眼圈發紅。他動了動嘴唇，許久才慢慢坐下。身邊有熟悉他的同事，也忍不住紅了眼眶。這種情形，在那段日子里并不多見。

回到座位上，他回頭看了一眼，看到拉他的人正是朱霖。他這才從那種近乎失控的狀態里緩過來。想到不久前自己還勸妻子“宜粗不宜細，要冷靜一些”，再對比剛才自己的舉動，不禁露出一個有些苦澀的笑。他低聲喃喃道：“本來我們是一個部隊的，謝富治太不像話了。”這句抱怨，摻雜著失望，也折射出當時不少老同志心里的復雜心情。

大會后，包括黃鎮在內的26位大使聯名上書周恩來，反映情況，希望能對外交部的局面作出調整。周恩來了解詳情后，出面講話，對形勢進行一定程度的緩和。不可否認，這一波瀾并未從根本上改變當時的大趨勢，但對于外交系統不少人來說，至少有了一點喘息空間。

同年下半年，陳毅在北京大學作了那篇后來流傳甚廣的《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講話。他坦言自己“頑固”“比較落后”，也表達了不愿“風大隨風，雨大隨雨”的態度。他說自己經歷過無數大風大浪，不會輕易被打倒。這些話傳到不少外事干部耳中，引起強烈共鳴。

不過，再回到外交部面對同事時，陳毅已經很難像從前那樣，輕松談笑。他對身邊工作人員有一句反復叮囑：“你們以后要留心。”這句看似平常的話，在那個時間點上，分量很重。黃鎮把它記在心里，回家后原封不動地轉述給朱霖。兩個人心里都明白，這是一個老戰友對后輩的提醒，也是對局勢的看法。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近兩年。直到1969年，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黃鎮的工作得以恢復，并被要求盡快返回法國。于是，就有了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一幕：1969年5月20日，他再次登機奔赴巴黎，繼續扛起自己的外交擔子。

四、三十年風雨與將軍大使的一生

從重新赴任法國大使開始，黃鎮的外交生涯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1969年以后，中法關系繼續發展，西方世界對中國的關注度不斷提升。黃鎮在巴黎，不僅要處理雙邊事務，還得為更大的國際布局做準備。與此同時，他也清楚地感覺到，國內總體形勢正在緩慢轉變，一些話題可以重新拿出來討論，一些渠道可以重新打通。

1973年，中國和美國的關系已經有了重大進展。尼克松訪華以后，雙方都在尋找更穩定的接觸方式。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決定在美國設立聯絡處，作為正式建交前的重要過渡機構。這項任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既需要懂外事，又要有足夠政治經驗，還要能處理復雜的輿論和社會環境。

最終，中央確定由黃鎮出任首任駐美聯絡處主任。對他來說，這是第三次“首任”：繼匈牙利、法國之后，又一次在大國之間擔起開局重任。1973年，他帶隊赴美，開始在華盛頓工作。這一時期，他需要同時應對美國政府、國會、媒體、學界等多個層面，工作難度不小。

試想一下，一個在長征路上畫過寫生、在印尼談過“三好政策”、在巴黎和戴高樂打過交道的將軍大使，此刻坐在華盛頓的辦公室里，思考的問題已經不再局限于單一雙邊關系，而是牽涉冷戰格局和國際秩序的長期變化。不得不說，這是個人經歷同國家命運高度交織的一種狀態。

在美國的那些年里，他延續了自己一貫的風格：態度堅定，言辭有度，重視實際效果。許多美國政要和學者后來回憶，與黃鎮打交道的感受，是“有原則，也講道理”。這與他多年積累的軍旅經歷、藝術修養和外交實踐有關，也與他在關鍵歷史節點上的立場密切相關。

從1950年進入外交部，到后來陸續擔任首任駐匈牙利大使、駐印尼大使、駐法國大使，再到1973年出任駐美聯絡處主任，算下來，他在外交戰線上的工作時間達27年之久。如果再把之前在軍隊的歲月算進去，這一生幾乎都是在國家重大轉折關頭奔忙。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工作繁忙，他并沒有完全放下書畫和詩詞。無論是在布達佩斯、雅加達，還是在巴黎、華盛頓，閑時他仍會提筆作畫，寫幾句詩。很多外賓到使館做客，會看到他掛在墻上的畫作，不少人也會以此作為談話開端，拉近彼此距離。這些作品不僅是個人興趣，也是他在外交場合另一種“軟實力”。

1989年12月10日，黃鎮在北京逝世，享年80歲。按照安排，他的骨灰被送回太行山，與生前并肩戰斗過的戰友們安葬在一起。對這位將軍大使來說，起點是戰火中的太行，終點也回到了熟悉的山嶺。生前足跡遍布歐亞美三洲，最后仍歸于當年烽火連天的土地，多少帶著一些歷史的回環意味。

回顧他的經歷，會發現有幾條線一直交織在一起：一條是從部隊到外交部，再到多個重要使館的工作線；一條是從桐城少年，到畫學生，再到“詩書畫三絕”的文人氣質；還有一條，則是與陳毅等老一代革命家之間既是戰友、又是同事的深厚關系。1967年在人民大會堂的那一聲怒喊，看似一時情緒，背后卻是多年相知相交和對是非的判斷。

歷史有時并不以戲劇性收尾。那一代人經歷了戰爭、建國、分歧和調整，身上難免有光亮，也免不了有傷痕。黃鎮這一生，在戰場上扛過槍，在畫案前磨過墨，又在外交場合里一次次斡旋。他在關鍵一刻的選擇和態度，后來被不少人記在心里。

他的故事，也就這樣靜靜地留在了那一段頗為復雜的歷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