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關條約》中日談判始末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日本馬關，春帆樓。

一位七十三歲的老人登上了這座臨海的小樓。他左眼下方還裹著紗布——二十天前，一個日本極端分子的一槍，差點要了他的命。子彈嵌在顴骨深處，醫生沒有麻藥就動了手術，他一聲沒吭。

他就是李鴻章，大清王朝的頭等全權大臣。對面坐著的，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這場會談，將決定四億中國人的命運。

一、談判

會談開始得很客氣。

伊藤問：“中堂此來，一路順風否？”

李鴻章答：“一路風順，惟在成山停泊一日。承兩位在岸上預備公館，謝謝！”

寒暄過后，互換全權文憑。伊藤注意到，大清國的敕書沒有皇帝親筆簽名，只有御璽。他提了出來，李鴻章解釋說這是“各國俗尚不同”。伊藤沒有再追究，但他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惜無御筆簽名耳。”

接下來，李鴻章提出停戰。這是他的第一要務——給中國軍隊爭取喘息的時間，給朝廷爭取周旋的空間。

伊藤沒有立即答復，說明日再議。然后，他主動提起了十年前的事。

十年前，伊藤在天津與李鴻章談過變革。當時伊藤說，中國地廣人眾，變革應由漸而來。十年過去了，日本已今非昔比，而中國“依然如故”。

李鴻章說：“本大臣更為抱歉，自慚心有余力不足而已。”

這句話里，有多少無奈？他進京與士大夫談論時，已經有人“深知我國必宜改變方能自立”。但知道是一回事，做到是另一回事。李鴻章太清楚了——大清國的事情，從來不是一個人能改變的。

伊藤博文看出了他的心事，說了一段話：“天道無親，惟德是親，貴國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貴國。”

這番話，說得冠冕堂皇。但第二天，真正的博弈才剛剛開始。

二月二十五日，第二次會談。

伊藤拿出了停戰條款。李鴻章聽完，臉色變了。

條款寫著：日軍占領大沽、天津、山海關三處，所有城壘、軍器、糧食悉交日軍；天津至山海關鐵路由日軍管理；停戰期間日軍軍費由中國負擔……

這不是停戰，這是要命。

李鴻章說：“日軍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關等處，何以所擬停戰條款內，竟欲占據？”

伊藤回答得直截了當：“凡議停戰，兩國應均沾利益。華軍以停戰為有益，故我軍應據此三處為質。”

李鴻章又問：“三處華兵甚多，日軍往據，彼將何往？”

伊藤答：“任往何處。”

李鴻章再問：“天津系通商口岸，日本亦將管轄否？”

伊藤答：“可暫歸日本管理。”

一問一答之間，李鴻章漸漸明白——日本根本沒想真心停戰。所謂停戰條款，不過是開出一個無法接受的條件，把停戰的責任推給中國。

他說出了最關鍵的一句話：“我為直隸總督，三處皆系直隸所轄。如此，于我臉面有關。試問伊藤大人，設身處地，將何以為情？”

伊藤的回答冷得像石頭：“中堂來此，兩國尚未息兵。中堂為貴國計，故議停戰；我為本國計，停戰只有如此辦法。國事與交情，兩不相涉。”

這句話，說透了外交的本質——沒有情面，只有利益。

李鴻章沉默片刻，說：“停戰之款，未免過甚，萬做不到。但既請我來，必有議和條款。請先示和款。”

伊藤說：“議和之款，業經辦好。但停戰之議不提否？”

兩人商定，停戰之議暫時擱置，三日后再議。

會談結束后，李鴻章乘轎回寓所。路上，一個叫小山豐太郎的日本浪人沖了上來，朝他開了一槍。

子彈擊中左眼下方，李鴻章當場倒地。鮮血染紅了轎子。

消息傳出，國際輿論嘩然。日本政府慌了——如果李鴻章死在馬關，和談破裂，列強可能干涉。明治天皇親自下詔緝兇，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趕到李鴻章病榻前道歉。

李鴻章躺在病床上，說了一句話：“此血可以報國矣。”

二、底牌

槍傷讓李鴻章贏得了國際同情，也讓日本在談判桌上收斂了一些。但收斂歸收斂，該要的東西，一樣不會少。

三月十六日，李鴻章傷愈后第四次走進春帆樓。

伊藤說：“今日復見中堂重臨，傷已平復，不勝幸甚。”

李鴻章說：“此皆貴國醫生佐藤之力。”

寒暄過后，伊藤拿出了和約底稿。這次他沒有繞圈子，開門見山：“停戰多日，期限甚促，和款應從速定奪。我已備有改定條款節略，以免彼此辯論，空過時光。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

李鴻章問：“難道不準分辨？”

伊藤答：“只管辯論，但不能減少。”

這就是最后通牒。

底稿的核心內容有三條：第一，賠款二萬萬兩；第二，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第三，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

李鴻章看完，說：“第一，賠款二萬萬，為數甚巨，不能擔當。”

伊藤答：“減到如此，不能再減。再戰則款更鉅矣。”

李鴻章說：“賠款如此，固不能給，更鉅更不能給。還請少減。”

伊藤答：“萬難再減。此乃戰后之事，不能不如此。”

李鴻章又說起借款的難處，說中國戰后聲名已減，借洋債必受重利盤剝。伊藤卻說：“中國財源廣大，未必如此減色。開源尚易，國有急難，人才易出，即可用以開源。”

李鴻章苦笑著問了一句：“中國請爾為首相，何如？”

伊藤居然認真回答：“當奏皇上，甚愿前往。”

這句玩笑話里，藏著多少苦澀——一個日本首相愿意來中國當首相，而中國自己的首相，卻什么都做不了主。

接下來是割地。

李鴻章說：“歷觀泰西各國交兵，未有將已據之地，全行請讓者。以德國兵威之盛，直至法國巴黎都城，后將侵地讓出，惟留兩縣之地。今約內所定奉天南部之界，欲將所據之地全得，豈非已甚？”

伊藤不接這個話茬，反問：“中國吉林黑龍江一帶何以讓與俄國？”

李鴻章說：“此非因戰而讓者。”

伊藤說：“臺灣亦然。”

這個類比很刁鉆——中國把外東北讓給俄國，是在和平時期；日本要臺灣，是在戰爭之后。伊藤的邏輯是：你能白送，憑什么不能割讓？

李鴻章說：“中國前讓與俄之地，實系甌脫，荒寒實甚，人煙稀少；臺灣則已立行省，人煙稠密，不能比也。”

伊藤答：“尺土皆王家之地，無分荒涼與繁盛。”

這話說得滴水不漏。李鴻章只能嘆息：“如此，豈非輕我年耄，不知分別？”

接下來是營口。李鴻章說：“營口者，中國設關收稅，乃餉源所在。貴國又要償款，又要奪關，是何情理？”

伊藤答：“營口關稅，乃地生之貨所出。”

李鴻章打了個比方：“譬如養子，既欲其長，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藤答：“中國豈可與孩提并論？”

會談僵住了。李鴻章說：“總之，現講三大端，二萬萬為數甚鉅，必請再減；營口還請退出；臺灣不必提及。”

伊藤說：“如此我兩人意見不合。我將改定約款交閱，所減只能如此，為時太促，不能多辦。照辦固好，不能照辦，即算駁還。”

接著，他說了一句赤裸裸的威脅的話：“廣島有六十余只運船停泊，計有二萬噸運載。今日已有數船出口，兵糧齊備。所以不即運出者，以有停戰之約故耳。”

這話的意思是：停戰期滿，兵船就出發。到時候，就不是這些條件了。

李鴻章沉默了。

三、條約簽訂

三月二十一日，第五次會談。

李鴻章帶來了朝廷的答復——可以酌量辦理，但希望再減一些。

他說：“現已奉旨，令本大臣酌量辦理。此事難辦已極，還請貴大臣替我酌量。我實在無酌量法。”

伊藤說：“我處境地，與中堂相似。”

李鴻章苦笑：“爾在貴國，所論各事無人敢駁。”

伊藤說：“亦有被駁之時。”

李鴻章說：“總不若我在中國，被人駁斥之甚。”

這句話里，有多少牢騷？馬士英在朝堂上參他“與日本伊藤首相交好”，說他是漢奸；現在他來議和，簽了約還要被罵賣國。兩頭不是人。

伊藤說了一段頗有深意的話：“彼等不知時勢，故參中堂。現在光景，彼已明白，必深悔當日所參之非。”

李鴻章說：“如此狠兇條款，簽押又必受罵，奈何！”

伊藤說：“任彼胡說。如此重任，彼亦擔當不起。中國惟中堂一人，能擔此任。”

這是恭維，也是將死棋——除了你李鴻章，沒人能簽這個約。你不簽也得簽。

接下來的討價還價，已經沒什么意義了。李鴻章請求再減五千萬，伊藤不允；減二千萬，伊藤不允；免息，伊藤不允；少割一點地，伊藤還是不允。

最后，伊藤說了一句結束爭論的話：“賠款讓地，猶債也。債還清，兩國自然和好。”

李鴻章說：“索債太狠，雖和不誠。”

伊藤沒有再答。

會談從下午兩點半，一直持續到晚上七點。李鴻章起身告辭時，還在說：“請將賠款大減。”伊藤笑著搖頭。

三月二十三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在春帆樓正式簽署《馬關條約》。

條約共十一款，主要內容是：

中國承認朝鮮獨立；

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給日本；

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

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

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任便從事各項工藝制造。

簽字那天，李鴻章對伊藤說：“此次戰爭，究非你我本意。愿自此以后，兩國永好。”

伊藤說：“但愿如此。”

條約簽訂六天后，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俄國、德國、法國三國干涉，迫使日本將遼東半島還給中國。當然，代價是再賠三千萬兩。

臺灣沒有這么幸運。當年六月，日軍進攻臺灣。臺灣軍民浴血抵抗五個多月，最終失敗。從此，臺灣開始了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

四、回望

一百多年后回看馬關會談，有幾個細節值得深思。

第一個細節：會談開始時，伊藤問袁世凱在哪。李鴻章答：“現回河南鄉里。”又問：“是否尚在營務處？”答：“小差使無足重輕。”

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個“無足重輕”的小人物，后來會成為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歷史的選擇，總是出人意料。

第二個細節：李鴻章說“我年七十三矣，不料又與貴大臣相遇于此”。十年前，他們在天津談變革；十年后，他們在馬關談投降。十年之間，日本完成了變法，中國錯過了機會。伊藤說“天道無親，惟德是親”，李鴻章只能無言以對。

第三個細節：李鴻章被刺后說的那句“此血可以報國矣”。他一生都在報國，鎮壓太平天國、辦洋務、建海軍、辦外交。甲午一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他半生心血付諸東流。來馬關之前，他知道這個約簽了會挨罵；不簽，仗還要打下去。他選擇了簽。

臨行前，他對光緒皇帝說：“宗社安危，關系至重。臣當竭死力以圖之。”他做到了。

回國后，舉國唾罵。有人說他是漢奸，有人說他賣國求榮。他沉默以對，繼續為這個千瘡百孔的國家辦外交、籌款項、周旋于列強之間。

光緒二十七年，李鴻章病逝于北京賢良寺。臨終前，俄國公使還在逼他簽訂條約。他躺在床上，口不能言，流淚不止。

有人送來挽聯：“公真曠代一人，恨無術回天，聽其自然成浩劫；我亦受恩知己，愿從公等地，相與流涕哭忠魂。”

這副挽聯，比任何評價都更貼切——他是一個“無術回天”的人，一個在歷史洪流中掙扎求生的人，一個背負著罵名、也背負著國家的人。

春帆樓還在，馬關條約的抄本還存于檔案館里。但那個七十三歲老人走出春帆樓時的背影，早已消失在歷史的風塵中。

后世讀史者，或許會問：如果當初沒有那一槍，條約會不會更溫和一些？如果中國早十年變革，還會不會有馬關之恥？

歷史沒有如果。有的只是李鴻章在談判桌上說出的那句話，穿越百年，依然清晰可聞：

“中國素未準備與外國交爭，所招新兵，未經訓練。今既到如此地步，中日系切近鄰邦，豈能長此相爭。久后必須和好。但欲和好，須為中國預留體面地步。否則我國上下傷心，即和亦難持久。”

這番話，當時沒有人聽。一百多年后，或許值得再聽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