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達輝：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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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包、元寶、文心一言、DeepSeek、ChatGPT、Gemini……人工智能（AI）發展到今天，好似當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氣勢。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經濟、政治、法律、學術等，無不受到它的席卷，文學也不例外。

如今，在人工智能工具里面輸入若干指令和提示，要求其寫一篇散文，它就能在數秒內生成一篇像模像樣的文章，遠快于人類寫作的速度。一名文學寫作者若是有一篇待潤色的文章，讓人工智能工具提出修改意見，同樣能在極短時間內收到全面而細致的反饋。被人工智能調整后的文章，其文字之優美、結構之嚴謹、觀點之鮮明，都有可能遠超作者的初稿。在強大的人工智能面前，大多數文學寫作者恐怕都要自信心受挫，甘拜下風——這便是人工智能時代的現實。

從文學寫作過程來看也是如此。南朝的文學家劉勰曾在《文心雕龍》里面講，作者很容易面臨兩種困境：一是思路閉塞、內容貧乏，二是文思雜亂、沒有主線。不過，也有解決辦法，那就是“博見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然而，在大數據時代，普通人類寫作者的“博見”（知識面）和“貫一”（邏輯性）都不如人工智能遠甚。我曾做過一個簡單測試，即要求豆包軟件專門寫一篇“掉書袋”的文章，結果令我大為驚訝：文章所引用的事例貫穿古今中外，處處引經據典，而且邏輯順暢，結論平和中正，似無任何漏洞。驚訝之余，我自嘆弗如，心想：除了少數天才，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庸才恐怕都很難以文學寫作為業了，“寫作甚至可能淪為一種自娛自樂的行為”（科幻文學作家陳楸帆語）。

這并非危言聳聽。據《人民文學》主編徐則臣自述，有一年他擔任一個文學獎的評委，終評時淘汰了一首詩，因為覺得少了點“人味兒”。評審結束，他被主辦方告知，被淘汰的那首詩是機器人“小冰”寫的。徐則臣“悚然一驚”，因為那首詩雖然寫得欠佳，但機器人能夠以極快速度持續地更新和進步，而這一點人做不到。

這樣的現實，也讓不少文學寫作者產生了更深層次的困惑：在強大的人工智能面前，人類文學寫作還有什么意思和意義？

人工智能帶來的困惑，或許還是需要文學本身來拯救。所以，每次琢磨這個問題，我總是以兩句名言作為思考落腳點：一句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威廉?華茲華斯主張的“詩是強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句是我國文藝理論家錢谷融強調的“文學是人學”。

人工智能什么都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既懂中國、又知外國，無怪乎那么多文學寫作者感到恐慌。但是，人工智能沒有情感，而文學最需要情感。文學作品既不是通知公告，也不是新聞報道，更不是學術論文，而是一種審美性質的文字集合。審美的要點在于呈現“美”（或優美、或壯美、或崇高美），讓讀者獲得精神上的愉悅和感動，而“美”只能由情感孕育生成，無法由算法邏輯推導。文學固然需要邏輯、依賴智識，說理散文等更是要求論點突出、論證嚴密，然而知識不等于文學。理性一旦過度，就有損于感性。文學作品若失去感性和審美，就等于失去了靈魂和本質，不再是自己。歸根結底，人工智能是信息技術的產兒，因為“無情”，所以不可能替代“有情之人”。

進一步說，人工智能更不是人。明代思想家李贄在《焚書》中言：文學寫作者須有“童心”，即“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人有誠心、有理想、有欲望、有痛苦，非通過文字表達出來不可，而最好的文章正是由人的“童心”寫出來的。文學的成果是一堆文字聚在一起，但對于寫作者而言，過程或許比結果更重要。在寫作過程中，有思緒不清的苦痛，有事例貧乏的遺憾，也有結構混亂的悵惘，而寫作者不斷與之作戰，將自己的喜怒哀樂貫徹在連綴文字的過程中。當文章形成之時，也是寫作者歷經一番艱苦冒險，到達此前所向往的彼岸之時。此刻，寫作者的經驗得到了反思，情感得到了釋放，主體性也得到了發揮。文學寫作的過程和結果均與一個血脈流動、生氣貫注的具體的人聯系在一起，所以文學是“人學”而非“人工智能學”，文學離不開人。

反之，人也離不開文學。正如“外賣詩人”王計兵在《生活就是釀一場蜜》一文中所形容的：“我的生命是一種攀緣性的植物，寫作正是插在我周圍的竹竿，給我提供著生命向上攀緣的拉手。”由此可見，文學寫作并非一種簡單的社會實踐或審美活動，更是一種使人向上的強大力量，與“生命”“尊嚴”“靈魂”等“人生必需品”緊密聯系在一起。

當然，即使人工智能無法替代人類文學寫作，我們也必須理性地認識到：它的發展不以任何個人的意志為轉移，而是將日益深入到人類社會的罅隙之中。哲學家趙汀陽甚至預測，人類未來只能與人工智能“共享天下”。因此，文學寫作者無法自絕于它。

基于此種判斷，有人預測，未來的文學寫作將演化成一種“人機協同”模式，即由人傾注情感、搭建結構、實踐寫作，而讓人工智能承擔資料查找、邏輯優化、錯別字修正等“邊緣工作”。也就是說，人依然是文學寫作的主宰，但也無需徹底排斥人工智能的輔助。只是問題在于，人與人工智能之間的界限極易模糊。文學寫作的步驟究竟該如何分配并沒有絕對標準，且這種模式的最大隱患在于人的惰性，文學寫作者甚至有可能將“中心工作”交由人工智能去完成，自己只處理一些“邊角料”。從當下來看，文學寫作的“人機協同”模式并未完全成熟，其規則倫理更是僅停留在初步探討階段，有待實踐的深入。

“未來，文學會因人工智能而發展成什么樣子？其本質和定義是否會被根本性顛覆？”這類宏大話題已經引起許多文學愛好者的思考，卻也總是加劇人的思維混亂，正如關于“人機協同”的討論一樣。反對抽象思考的人以為，文學與人工智能的“融合”還處在初級階段，很多宏大討論不過是紙上談兵，未來恐怕遠超人類當下的構想，而且抽象的哲學思考對個人化的文學寫作而言并無直接意義，徒增煩惱而已。在我看來，這類思考仍有價值和意義：不僅可以促使文學寫作者更加關注人工智能發展，進而反思和警醒自身，還有利于在人工智能寫作與人類創作之間劃定恰當邊界，避免后者陷入失序和混亂。如中國作協副主席麥家所警告的，人類創作和人工智能創作的界限必須得到劃定，否則人類的創作力和原創力或將蕩然無存。或許，當下我們應該做的是，以“為文消得人憔悴”的勇氣，投入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寫作實踐，在身體力行中思索和塑造理想中的未來，而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冒險。

要言之，唯有文學寫作者守住情感的內核、強化創作的創造性，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才能始終保有自己的本質。人工智能的潮流既無法抵擋，卻可以借力，文學寫作者不妨理性擁抱這場偉大實踐。

作者簡介：蔣達輝，95后，湖北武漢人。文學愛好者，尤喜中國古典文學。文學學士、政治學碩士，多篇文學作品被改編上舞臺演繹，十余篇學術論文獲獎。現以文字為業，長于輿情報告和開源情報分析報告的撰寫，數十篇資政材料被采納。有文學代表作《打開被折疊的日常——重讀張愛玲》《玉笛春風入洛城》《女王的隕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