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談國運，這就是龍脈

中國改革開放有一個不可跨越的邊界，這就是陳云所說的 “鳥籠經濟”。

中國實行的是公有制框架下的市場經濟，我們改變了計劃經濟，實行了市場經濟，但是公有制的主導地位不變。

從原理的角度說，計劃經濟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是一個沒有完成的課題，它存在著天然的漏洞，這就是在軟預算約束的背景下，形成效率遞減，這是一個非常現實、高于正確政治的問題。

計劃經濟的基礎是公有制，而公有制的現實是缺乏可以承擔最終責任的明晰的產權關系，理論上屬于國家或人民所有，實際是行政權在經濟中的延伸，是行政所有；也就是說，承擔最終責任的是 “概念國家”，而不是任何一個具體的人；這就是所謂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 ，管理者本質上只是代行職權。

這就有了個問題：如何定義國企與民企的關系？

于是有了吳小平的 “民營經濟補位說”，但這并不是吳小平的發明，他只是在復刻傳統理論，對政策做了一個歷史主義的延伸。

那么，現實又是什么情況？

改革開放四十年，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經不再是給國企補位。它提供了 “五六七八九”的社會貢獻率：50% 的稅收、60% 的 GDP、70% 的技術創新、80% 的就業、90% 的市場主體。民營經濟的分量太重了，妥妥的是中國經濟的底盤。政策無法支持吳小平的說法，民營經濟根本不是一個應然的邏輯，不是應該不應該離場的問題，而是能不能離場的問題，是離場了誰來給四億人發工資的問題。

另一方面，民營經濟又是脆弱的，政策真實的方向感，決定了民營經濟的預期，從而也決定了民營經濟的信心。

近十年國企總資產以年均 11% 的速度快速增加，遠超同期 GDP 增速，目前已達民企總資產的兩倍以上，但近十年整體經濟也出現了效率遞減。國企資產利潤率 2.98%，民企 4.22%；國企資產營收率 50.1%，民企 85.2%。這種落差，在資源嚴重錯配的背景下，對于競爭中的大國來說，是一個必須克服的漏洞。

如果談國運，這就是龍脈。

為什么國企的效率，拼不過為它補位的民企，這是一個黑色幽默。

那么，究竟是誰在給誰補位，為什么要人為地為生產力設計邊界，為什么正義與效率會分道揚鑣？

留給中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經濟學家需要回答吳小平的民營經濟補位說，更需要回答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民企是否是中國經濟的 “永久性形態”？

如果不具有永久形態，為什么要做長期資本、耐心資本。

2025 年，美國勞動生產率約是中國的四倍，這是人的效率的比差；單位耗能效率，美國是中國的 1.4 倍，這是物的效率。

那么，什么是競爭？在一場世紀級的龜兔賽跑中，所有的經濟指標都會向一個根本的指標移動，這就是效率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