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0年體制”到“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給中國的三重警示

如何理解一個發(fā)達經濟體從高速增長走向長期停滯的過程？在制度轉型與技術革命交匯的歷史節(jié)點上，哪些結構性因素會成為發(fā)展的關鍵變量？

圍繞日本戰(zhàn)后經濟的制度邏輯與數字化轉型困境，野口悠紀雄在最新著作《鏡鑒日本》中提出了新的解釋框架。本書已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以下為周國輝先生所撰書評，結合個人親歷與宏觀觀察，對書中核心觀點作出延展與回應。

1992年，日本如日中天。

2015年，日本頹勢已顯。

在二十余年的時間跨度中，我曾四次東渡扶桑，親眼見證一個經濟體從巔峰自信走向增長遲滯的過程。

讀野口悠紀雄的《鏡鑒日本》，那些場景不斷浮現：家庭的富足、社會的繁榮、政策的自信，以及后來的遲疑與徘徊。

日本的問題，并不僅僅是泡沫破裂或貨幣政策失誤，而是一次未能完成的結構轉型。

見證日本從高峰滑落的三次東渡

對于日本，我是在電影《望鄉(xiāng)》等文藝作品中知道一些他們過去的艱辛歲月，后來在鄧小平訪日坐新干線的新聞中認識其崛起和騰飛。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由于工作需要，我先后4次東渡扶桑考察交流，差不多就是日本經濟從頂峰滑向“失去”的三十年，所以對該書的論述有一些浮光掠影又真實真切的體驗。

第一次是1992年率滬杭青年代表團訪問千葉縣，在日本家庭中生活了一個多星期，實際感受了日本家庭的富裕和城鄉(xiāng)基礎設施的完備，甚是震撼。這大概就是日本如日中天之時，從中也隱約感受了日本人內心的號稱“世界第一”架勢和施舍味道；第二次是1997年隨省人大代表團訪問井岡縣，此時日本已過了“黃金時代”的下坡拐點，但社會上仍是一派鶯歌燕舞；第三、第四次是2012年和2015年，從當時日本市場和人的心理上看，頹勢已顯，其間同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等人作過直接交流，有一種感覺，日本對世界發(fā)展格局特別是中國的情況似乎不甚明了。

這是不是也印證了書里有關日本當局和朝野國際化視野不足的批評。2000年我在美國洛杉磯進修學習4個月，一方面為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當時現狀反差而震驚和緊迫，另一方面看到日產汽車四處奔馳，與作者留學美國的境遇和心境感同身受。也是在那次學習中，我強烈感受到信息和網絡技術牽引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撲面而來，這是讓美國繼續(xù)保持發(fā)展繁榮的巨大引掣。

《鏡鑒日本》一書，是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對其核心理論“1940年體制論”的又一次深化與拓展，既延續(xù)了作者一以貫之的批判性分析，又在視角上更為聚焦“借鑒與警醒”。該書的翻譯出版，意在為中國提供一面可供對照的“鏡子”。

《鏡鑒日本》全書橫跨了差不多九十年的日本發(fā)展歷史，而且都是個人的親身經歷和獨特視角，讀來（特別是前幾個章節(jié)）如同聽親歷者講故事，比較真切。讀這本書，能讓人浮現出個人親身經歷的各種場景，并生發(fā)出一些真切感很強的讀后體會。這是這本書的一個很大特點和優(yōu)點。

從“1940年體制”到“數字失敗”

這本書的核心理論觀點是從“1940年體制”到“數字失敗”。“1940年體制論”是野口悠紀雄最具標志性的理論，在本書中依然是邏輯主線。作者講到了“廣場協議”，但只把它作為一個外部因素，而沒有歸為關鍵原因，而訴諸于更關鍵的內在原因。這是值得稱道的。

作者認為，日本戰(zhàn)后經濟奇跡和“失去的三十年”的根源，都源自二戰(zhàn)時期形成的同一套國家主導、金融管制、終身雇傭等為核心的體制。這套體制在追趕階段高效，但面對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時，卻成為阻礙轉型的僵化結構。可以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同時，本書又有對日本經濟停滯的新診斷，認定是“數字失敗”。這一點上作者發(fā)展了自己的觀點，明確指出日本經濟停滯的深層根源，是在全球制造業(yè)水平分工與信息技術革命兩大浪潮下的“數字失敗”。

說的通俗一點，日本一直津津樂道于其精益制造的經驗，這當然不能全盤否定，但世界潮流變了，日本卻未能成功從垂直整合的制造業(yè)模式轉向信息經濟，在直面后來趕超的中國制造時，仍然企圖在原有賽道上通過降低制造成本而贏得競爭，最后被時代拋在身后。這是該書的核心觀點。

本書還堅持了對政策實踐的持續(xù)批判，特別是對“異次元貨幣超寬松政策”為核心的“安倍經濟學”的批判，再三告誡要警惕政策路徑依賴，用大量的發(fā)展數據坐標和國際競爭力排行榜，提示依賴日元貶值刺激出口的后果是削弱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動力。

該書與以往的著作一樣，不僅分析宏觀數據，也深刻描繪了經濟大潮下普通人的命運浮沉，使歷史敘述更具溫度與警示意義。日本經過二十多年的戰(zhàn)后重建和倍速發(fā)展，上世紀七十代初，已躋身發(fā)達國家行列，并前后50年保持了這樣的水平，然而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國際地位持續(xù)下滑，作者擔心未來極有可能在OECD中徹底失去發(fā)達國家身份。作者也不是一個極端悲觀主義，他用T. S. 艾略特《小吉丁》詩里的話對讀者說：“我們所謂的開端，往往正是終點，而終點的完成，亦是開端的建立”，希望社會“繼續(xù)開啟新的探索之旅”，警示和勸誡之意溢于言表。

鏡鑒之思：對中國發(fā)展的三重提醒

中信出版社引進出版此書，其用意一目了然，即以日本為鏡，借鑒與警醒當今的中國，故名“鏡鑒日本"。我讀此書，最大的收獲，概而言之有三。

一是要任何時候善觀世界大勢，所謂不謀全局者不足于謀一域。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yè)變革是當今世界最重大的機遇和挑戰(zhàn)，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抓住了第三次工業(yè)革命的尾巴，并深度擁抱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科技創(chuàng)新和產業(yè)創(chuàng)新從跟跑到并跑再到逐步領跑，實現了長時期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wěn)定的奇跡。網絡和人工智能技術變革和中國的趕超崛起是近半個世紀世界發(fā)展格局最大的變量，日本朝野對此似乎無視至少是輕視了，這個教訓十分深刻，值得記取。

二是任何時候都要保持清醒和謙遜。特別是在發(fā)展高歌猛進之時，必須清醒、理性，有風險意識和底線思維，防止成功之余的“路徑依賴”，永遠保持改革開放的勇氣和朝氣。勝不驕、敗不餒，無論對個人還是國家，都具有真理性。

三是任何時候都堅持政府有為與市場有效的融合。沒有純粹的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國家，計劃與市場只是經濟發(fā)展的兩種治理模式，或者叫手段，各有千秋。

如何發(fā)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fā)揮政府作用，關鍵是保持政府有為與市場有效的平衡協調乃至有機結合，這不只是中國，而是所有國家和政府必須駕駛的平衡術。

從書中分析的日本經驗與教訓，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當前面臨的諸多挑戰(zhàn)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經濟結構轉型上，體制具有“雙刃劍”效應。強力高效的追趕體制可能在創(chuàng)新階段成為束縛。日本在信息技術革命中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其“1940年體制” （包括行政指導、護送船團式金融、產業(yè)保護、終身雇傭制等）未能適應從“追趕”到“引領”的模式轉變。

我們需要評估現有發(fā)展模式在推動前沿創(chuàng)新和適應快速技術迭代方面的有效性，平衡好政府引導與市場活力、集中力量辦大事與激發(fā)全社會創(chuàng)新潛能之間的關系。科技創(chuàng)新上的新型舉國體制要與市場為導向的機制相契合，又要免補市場失靈，但要適度、有效。

在宏觀經濟與金融風險上，本書詳細復盤了日本資產價格膨脹、破裂及后續(xù)政策應對的過程，并對長期超常規(guī)貨幣寬松的負面效果提出了警告。我們在管理房地產市場、地方債務等風險時，需要權衡短期刺激與中長期金融體系健康的關系。

在產業(yè)發(fā)展與技術進步上，日本制造業(yè)曾因垂直整合而強大，但在全球水平分工時代卻顯得笨重僵化，錯失了信息技術革命的機遇。這是固守“垂直整合”的代價。我們在鞏固制造業(yè)優(yōu)勢的同時，需要大力破除阻礙數據要素流通、新興技術應用的體制機制障礙，避免因成功而固化路徑。

在社會與人口挑戰(zhàn)上，日本在深度老齡化社會陷入低增長，主要原因是勞動生產率未能有效提升。核心警示是如何破解未富先老與生產率瓶頸。我們應當科學應對人口結構變化，關鍵在于通過科技創(chuàng)新和制度改革全面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并為普通人提供應對經濟下行期的實用思維工具。

總之，野口悠紀雄通過《鏡鑒日本》，提供了一面多維度的“鏡子”，將他數十年的思考聚焦于“對照與警醒”。這面“鏡子”映照出的，不僅是一個經濟體從高峰到長期停滯的歷程，更是一個社會在轉型陣痛中的具體抉擇與代價。

我們可以重點關注日本在技術革命拐點上的猶豫與失誤、宏觀政策在應對危機時可能產生的長期依賴，以及國家主導模式在不同發(fā)展階段的適應性邊界。這些是超越具體國別、最具普遍反思的價值課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作者簡介：浙江省科普聯合會會長、十二屆浙江省政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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