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微小說：歸家

臘月二十八的清晨，我從膠東那座小城出發，驅車向西。

三百公里的路，前半程是寬闊的國道，車流漸稀；后半程轉入縣道，再拐進蜿蜒的山路，路面窄得只容一車通過。我開得很慢，不是因為路險，是想把這份從城市帶回的浮躁，一點一點顛簸出去。車窗外的山，還是記憶里的樣子——冬日里褪去了蔥蘢，露出青灰的骨骼，像極了沂蒙山人的性情，硬朗、寡言，卻扛得住風雪。

抵達村口時，天已擦黑。遠遠的，我看見父親站在老槐樹下，手里捏著一根煙，火光明明滅滅。他沒有招手，只是看著車來的方向。等我停在他身邊，他掐滅煙，說了一句：“回來了？走，貼對子去。”

這是父親一貫的腔調。我離家十六年，從沂蒙山到膠東半島，從一個鄉村少年變成小城的公務員，變的是口音、是履歷、是見過了更大的世界；不變的是每次歸家，父親永遠用這句“回來了”開頭，仿佛我只是去鄰村串了個門，仿佛這十六年的光陰，不過是山間的一縷風，吹過便散了。

貼春聯的時候，父親踩著梯子，我在下面扶著。他老了，膝蓋不好，登高時微微發抖，卻不肯讓我上去。“你夠不著上頭的橫批。”他說。可我知道，他不是嫌我夠不著，是他還想在這個家里，做那個站得最高的人。

漿糊是母親用面粉現打的，溫熱的，帶著糧食的香氣。父親把舊聯撕得仔細，說“不能留疤”，然后刷漿、對齊、撫平，每一個動作都慢得像在完成某種儀式。大紅紙上寫著“天增歲月人增壽”，我仰頭看著，忽然覺得，這七年，父親真的添了許多白發，而我，也終于讀懂了這七個字的分量。

年夜飯是父子倆一起做的。母親在一旁包餃子插不上手，就絮叨著指揮——火別太大，鹽少放，魚要留著尾巴，寓意“年年有余”。我切菜，父親掌勺，廚房里熱氣騰騰，玻璃上結滿霧氣。有一刻我透過霧氣往外看，院子里掛著紅燈籠，光影模糊成一片暖色，竟有些恍惚——這人間煙火，我究竟錯過了多少年？

守歲的時候，一家人圍在電視機前看春晚。節目好不好笑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四個人擠在一條沙發上，腿碰著腿，肩挨著肩。零點將至，父親起身去院子里擺供桌，母親端出餃子，我拎著鞭炮跟在后面。天地桌前，父親恭敬地點上三炷香，嘴里念念有詞。我聽不清他說什么，卻看見他躬身時，脊背彎成一張弓。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父親敬的不是天地，是這一年的平安，是兒女的順遂，是這個家還整整齊齊地在一起。

鞭炮聲震天響起，火光映亮半個院子。我站在硝煙里，看著父親捂著耳朵往屋里跑的樣子，像極了一個孩子。七十歲了，他還是那個會在除夕夜放鞭炮的人，而我，也還是那個站在他身后、看著他的背影長大的人。

大年初一拜年，初二便要返程。

母親往后備箱里塞東西，煎餅、花生、自家磨的玉米面，塞得滿滿當當。父親站在車旁，搓著手，想說什么，最終只問了一句：“油加滿了嗎？”

我點點頭。

車子發動，我從后視鏡里看見他站在原地，手抬了抬，又放下。山風掀起他的衣角，他就那樣站著，直到拐過山彎，再也看不見。

回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父親貼春聯時的話。他說，貼對子講究個“正”，歪了不行，皺了也不行，得端端正正地貼上去，這樣一年才能過得順當。我當時沒接話，現在卻品出了滋味——過日子，不也是這個理兒么？無論走得多遠，心要正，人要穩，家要回。

這些年，我總以為成長是往外走，是見更大的世面，是擺脫鄉村的土氣。可這個春節我才明白，真正的成長，是往內走，是學會在這個疾馳的時代里，給自己留一隅安頓身心的地方。好好過年，養好老己——老己不是別人，正是那個走了很遠、卻從未忘記來路的自己。

車窗外，沂蒙山的輪廓漸漸模糊。我按下車窗，讓山風灌進來。風里有故鄉的土腥氣，有鞭炮燃盡后的硝煙味，有母親煎的帶魚的余香。

我知道，無論走多遠，這個年，都會養著我，走完下一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