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與戰友分到同一單位，他得罪領導坐了冷板凳，我當上部長

2018年冬天，我們二十幾個轉業士官站在市退役軍人事務局的會議室里，墻上的電子屏滾動播放著安置崗位。

基層社區、鄉鎮街道、市屬國企……

我和王楠都選了交投公司。那時候的我們還穿著沒有肩章臂章的舊軍裝，坐得筆直，腰板挺得像在隊列里。

宣布分配結果時，王楠咧著嘴笑，用力拍我的肩膀：“老李，咱們又在一塊兒了！”

報到那天是正月十六，年味還沒散盡。

交投公司的大廳鋪著光可鑒人的大理石，前臺姑娘穿著合身的職業裝，說話聲音又軟又輕。

我們倆踩在地板上都有些小心翼翼，生怕作戰靴的鞋底會劃傷這光亮的地面。

人力資源部的領導是個戴金絲眼鏡的中年男人，說話時喜歡用手指輕點桌面。

“李衛國同志去黨群工作部，王楠同志去綜合部。你們都是部隊鍛煉出來的優秀人才，要盡快轉變角色，適應新環境。”

轉變角色。這四個字說出口只要一秒鐘，做起來卻像攀登一面沒有繩索的巖壁。

黨群工作部在十一樓，朝南，陽光充足。我的工位靠窗，可以看見樓下的小花園和更遠處車流不息的街道。

部門主任是個溫和的女同志，姓趙，說話總是帶著商量式的語氣：“衛國，這份材料你看看？”

“衛國，下午的會議你參加一下？”

我開始學習寫那些繞來繞去的公文，學習在會議上發言時先說“在領導的正確指導下”，學習把“保證完成任務”換成“我盡力去落實”。

起初像是嘴里含著石頭說話，后來漸漸順暢，只是夜深人靜時，偶爾會覺得鏡子里的自己有些陌生。

王楠在十樓的綜合部。他性子比我更直，嗓門大，笑起來整個辦公室都能聽見。

有次我去找他，還沒進門就聽見他的聲音：“這文件格式不對啊，在我們部隊，這種錯誤是要……”

辦公室里突然安靜下來，幾個年輕同事互相交換著眼神。

王楠站在打印機旁，手里捏著幾張紙，臉上還掛著沒來得及收起的、在部隊時那種發現問題就要立刻指出來的神情。

“慢慢來。”后來我對他說。

我們站在公司樓下的吸煙區——王楠轉業后才開始抽煙，他說有時候手里沒個東西抓著，心里空落落的。

他深深吸了一口煙，煙霧從鼻孔里緩緩飄出：“老李，我就是不明白。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怎么到了這兒，什么話都得在肚子里轉三圈才能說？”

我沒辦法回答他。因為我正在學習如何讓話在肚子里轉圈。

學習如何把“這個問題必須解決”寫成“針對上述情況，擬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推進”；學習如何在會議上既表達意見又不顯得咄咄逼人；學習如何聽懂那些看似平常的話里隱藏的意思。像是在學習一門新的語言，而我已經三十四歲了。

轉折發生在王楠到公司的第七個月。

那天下午，我從市委開會回來，剛出電梯就感覺氣氛不對。走廊上幾個同事聚在一起低聲議論，看見我，立刻散開了。

我走回辦公室，聽見隔壁工位的小姑娘壓低聲音說：“……直接就讓去管檔案室了，說是工作需要……”

我心里一沉。推開綜合部的門，王楠的工位已經空了。電腦關了，桌面上干干凈凈，只有那個軍綠色搪瓷杯還立在角落，杯里還有半杯沒喝完的茶。

趙主任后來悄悄告訴我原委：董事長辦公室來了位女客人，氣質很好，看樣子和董事長很熟。

王楠在走廊上遇見，回到辦公室隨口說了句“董事長那兒來了個漂亮女同志”，正巧董事長路過門口，一字不落地聽了進去。

“其實也不全是那句話的事。”趙主任推了推眼鏡，“王楠這孩子，太直了。上次副總經理主持的會議，他當面說方案考慮不周。上上次，他嫌綜合部采購的辦公用品價格高，直接找到后勤處……”

她嘆了口氣，“部隊是部隊，地方是地方啊。”

檔案室在地下室一層，終年不見陽光。

我下去找王楠時，他正站在一排高大的鐵皮柜前，手里拿著本泛黃的登記冊。聽見腳步聲，他轉過身，臉上沒有什么表情，只是眼睛里有種我說不清的東西，像是熄了火的爐子，還冒著煙，卻沒有溫度。

“挺好，”他說，聲音在空曠的檔案室里回蕩，“清凈。”說完繼續低頭整理那些蒙著灰塵的卷宗。

我站在那里，看著他微駝的背影——在部隊時，他的背總是挺得最直的那個。四百米障礙他能跑進一分五十秒，單杠二練習能拉三十個。現在他的手指拂過紙張邊緣，動作輕得像是怕驚醒什么。

我升任黨群工作部部長是2020年秋天。任命文件下來那天，我在辦公室坐到很晚。

夕陽把西邊的天空染成橘紅色，讓我想起在西北演習時見過的、那種遼闊得讓人心慌的晚霞。手機響了，是王楠發來的短信：“老李，恭喜。”只有三個字。我盯著屏幕看了很久，回復：“晚上一起吃飯？”

我們在公司附近的小館子點了幾個菜，一瓶白酒。王楠喝得很快，兩杯下去，話才開始多起來。“老李，你說咱倆一起入伍，一起轉業，怎么就走成兩條道了？”

他盯著酒杯里晃動的液體，“我不是嫉妒你，真不是。我就是……就是有時候半夜醒來，想想這些年，覺得憋屈。”

我給他倒滿酒。我知道他說的是什么。檔案室的工作清閑到近乎虛無，每天就是整理、歸檔、借閱登記。

那些曾經在演習場上制定作戰方案、帶領士兵沖鋒的頭腦，現在用來記住哪份文件放在哪個柜子第幾層。

有一次我去借閱舊檔案，看見王楠在給一本1998年的工程預算冊貼標簽，他的動作一絲不茍，側臉在日光燈下顯得格外專注。

那一瞬間我突然感到一陣尖銳的痛楚——不是為他，是為我們所有人。為我們必須把曾經的自己折疊、壓縮，塞進一個可能并不合適的容器里。

“你還記得咱們剛入伍時的班長嗎？”王楠突然問。

我點頭。那個山東漢子，嗓門大，心腸熱，訓練時能把人罵哭，夜里又會悄悄給新兵蓋被子。

王楠笑起來，眼角的皺紋堆在一起：“他說過，軍人就像螺絲釘，組織把你擰在哪兒，就在哪兒好好待著。我現在，”他頓了頓，“也算是顆螺絲釘吧，就是銹了點。”

我沒有告訴他，當上部長的這兩年里，我學會了更多。學會了在班子會上如何平衡各方意見，學會了接待上級檢查時如何既展示成績又不顯得炫耀，學會了處理那些復雜的人際關系時如何守住底線又不至于碰得頭破血流。

黨群工作涉及思想、組織、宣傳，需要的是耐心和智慧，而不是沖鋒號。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個翻譯，把黨的政策、公司的決策“翻譯”成職工能聽懂、能接受的語言；也把職工的訴求“翻譯”成規范的報告和提案。

這工作需要另一種勇敢——不是炮火中的沖鋒，而是日常中的堅持。

去年春節前，公司組織慰問退休老職工。我帶著工會的同志去一位老書記家。

老人八十多了，精神還好，拉著我的手說了很多過去的事。

臨走時，他送我到門口，突然說：“小李啊，干黨務工作，最重要的是心里得有桿秤。什么能妥協，什么不能，你自己得清楚。”

電梯門關上，我靠在轎廂壁上，反復咀嚼這句話。那桿秤，一頭是原則，一頭是方法；一頭是過去的自己，一頭是現在的責任。

今年春天，公司承建的跨江大橋通車。剪彩儀式上，董事長讓我負責接待幾位老領導。

站在橋上，江風很大，吹得人幾乎站不穩。王楠也來了——檔案室全體人員都被安排來參加活動，他站在人群邊緣，穿著公司統一定制的深藍色工裝，背依然挺著，只是站在那兒，就有一種與周圍格格不入的孤獨。

儀式結束，人群逐漸散去。我找到王楠，他正趴在橋欄桿上看江水。“這橋真不錯，”他說，沒有回頭，“咱們剛來那年，這里還只有輪渡。”

我們在橋上站了很久。江面上的貨輪拉響汽笛，聲音悠長，讓我恍惚間覺得像是聽見了部隊的起床號。

王楠突然說：“老李，如果我當初也像你一樣，學會轉彎，現在會不會不一樣？”他的聲音很平靜，像是在說別人的事。

我想了想，說：“不是轉彎，是找到了新的前進方式。”這話說出口，我自己也愣了一下。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當環境改變，當曾經的技能不再適用，一個人該如何自處？是固執地保持原樣，哪怕碰得頭破血流；還是徹底拋棄過去，變成另外一個人？

或許還有第三條路：帶著內核里最珍貴的東西——那份忠誠、擔當、責任心——去尋找新的表達方式。就像河流遇到山巖，不是停止，也不是硬撞，而是繞行，但始終向著大海的方向。

“我后悔的不是別的，”王楠終于轉過身，眼睛在陽光下微微瞇起，“是覺得自己把最好的年歲，浪費在了最不值得的情緒上。”

他用了“浪費”這個詞。我心里一緊。他繼續說：“檔案室窗戶外頭有棵樹，我看了它八年。春天發芽，夏天茂盛，秋天落葉，冬天光禿禿的。我看著它，就像看著我自己。”

那天下午，我回到辦公室，打開電腦開始寫年度黨建工作總結。鍵盤敲擊聲中，我忽然明白了這些年來隱隱約約感覺到的東西：人生沒有白走的路，但有的路走得從容，有的路走得艱難。

我和王楠，我們帶著同樣的烙印走進這個地方，一個在碰撞中學會了對話，一個在碰撞中選擇了沉默。沒有哪一種選擇更高級，只是不同的應對方式結出了不同的果實。而所有的果實，無論是甜是澀，最終都要自己品嘗。

窗外的夕陽又要落下去了。這座我們參與建設、卻常常無暇欣賞的城市即將亮起燈火。我保存文檔，關掉電腦，拿起衣帽架上的外套。經過檔案室所在的樓層時，我特意停了一下。門縫里透出燈光，王楠應該還沒走。

我想敲門，手舉到一半又放下。有些路終究要自己走，有些坎終究要自己過。就像部隊里常說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戰場，而真正的戰士，是在認清現實后依然選擇負隅頑抗，或是在迂回中積蓄力量。

電梯緩緩上升，鏡面墻壁映出我的臉。這張臉已經不再年輕，眼角有了細紋，鬢角也開始泛白。但我還能從這雙眼睛里看見十八歲那年，在新兵連的操場上，迎著凜冽的北風站軍姿的那個少年。

他一直在那里，從未離開。只是學會了在需要的時候挺直腰板，在需要的時候微微躬身——不是為了低頭，而是為了更好地看清腳下的路，走得更穩，更遠。

電梯門打開，大廳的燈光傾瀉進來。我走出去，腳步踏在大理石地面上，發出堅定而清晰的聲響。這聲響回蕩在空曠的大廳里，像是某種回答，又像是另一種形式的、永不磨滅的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