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式建筑“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中的馬(3:20)
馬年新春之際,由澎湃新聞與紅雙喜集團馬利畫材聯合推出的大型系列報道《尋馬記》,從上海出發,到天山之下,長安城外,中原大地,齊魯海濱……尋找中國文物與藝術中的馬——尋找那份奔騰不止的生命力與澎湃的精神。
位于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孝里鎮、距今約2000年的孝堂山東漢石祠,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式建筑。祠堂雖不大,卻因內壁幾乎刻滿精美的畫像,為研究漢代社會生活、思想文化和藝術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在這座石室里,有一群馬永遠在奔跑:“大王車出行圖”貫穿整個祠堂的最上層,其“標示完整、結構清晰”,形成一幅具有強烈視覺秩序感的長卷式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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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祠堂的最上層“車馬出行”局部
從濟南市區到孝堂山近一小時車程,離開高樓密集的城區,道路漸漸變得開闊。冬日的山東平原帶著一種清朗的質地:遠處的田疇被冷風吹得平整,偶爾有低矮的山丘。
駛入孝里鎮,沿公路一邊是新建高層社區,一邊是一片鄉野風景。舊村落的街巷肌理雖已被時間抹去,但“孝里”這個地名里,保存著當地的歷史和“孝子郭巨”的傳說。
這一切最終都指向村外那座并不高的山——孝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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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下
孝堂山海拔只有60米左右,從遠處看更像是一處隆起的土丘,山形近龜,因此在商周時期被稱為龜山,春秋時始稱巫山。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就有“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謂之孝子堂”的記載。
孝堂山之所以蜚聲海內外,正是因為山頂石室——孝堂山郭氏墓石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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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孝里鎮孝堂山頂的孝堂山郭氏墓石祠
對于這座石祠,梁思成在《中國建筑史》中寫道:
漢墓石室見于文獻者甚多,然完整尚存者,僅山東肥城縣(注:孝里鎮,元代劃入肥城縣,1939年劃屬長清,今屬濟南市長清區)孝堂山“郭巨”墓祠一處。石室通常立于墳丘之前。室平面作長方形,后面及兩山俱有墻,正面開敞,正中立八角石柱一,分正面為兩間。屋頂“不廈兩頭造”,即清式所稱“懸山式”,上施脊,瓦隴、瓦當均由石塊上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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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筑史》漢代建筑插圖,劉敦楨繪
拾級而上,首先看到的是按漢代風格重修的覆室,上掛古建筑學家羅哲文題寫的“孝堂山郭氏墓石祠”,進大門,石祠赫然出現在眼前,與梁思成所描幾無異——這就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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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郭氏墓石祠
孝堂山石祠何時、為何人所建,依舊是謎
石祠本身沒有紀年銘文,目前將年代確定在“公元一世紀東漢早期的章帝時期(或早至明帝)”,其下限最直接的證據是刻于三角隔梁的一條最早的題刻“平原濕陰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永建四年即公元129年,說明石祠的建造當在此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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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石祠隔梁石西面東漢永建四年題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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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石祠隔梁石西面東漢永建四年題刻拓本
從考古類型學來比較,和孝堂山石祠畫像的雕刻技法與風格最相近的,是在孝堂山石祠附近地區發現的肥城西里村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 和欒鎮村建初八年(公元83年)畫像石,均為在磨光的石面上施陰線或兼用部分凹面線刻,且線條的表現和構圖形象又都和孝堂山石祠畫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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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石祠上層,“大王車”拓本,可見“大王車”三字
“建初八年畫像石”和孝堂山石祠內壁的拓本在山東博物館展廳均有陳列。“從線刻方式、淺浮雕技法、文字風格看,‘建初八年畫像石’與孝堂山石祠漢畫像石特點相似,可能出自同一批的工匠。如果以此為參考依據,孝堂山石祠可能修建于公元一世紀后半葉的東漢早期。”中國漢畫學會副會長、山東博物館考古部主任、山東博物館石刻研究中心主任于秋偉告訴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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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博物館展廳“建初八年畫像石”,其上題刻與“大王車”榜題如出一轍。
除了建造年代,它的名稱與主人身份也是一個謎。北齊武平元年 (570),隴東王胡長仁出任齊州刺史時,在石祠外壁上題刻了大字長篇的《隴東王感孝頌》,其中說“郭巨之墓,馬鬣交阡 ;孝子之堂,鳥翅銜阜。”可知已將石祠訛傳為孝子郭巨的墓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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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石祠西壁外側北齊《隴東王感孝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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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石祠西壁外側北齊《隴東王感孝頌》拓本
但從歷史與考古角度來看,這一說法并不成立,且早在北宋時期,趙明誠就否定了郭巨為石祠主人之說。“首先,郭巨為河南人,并非山東人士;其次,石祠中并無任何可直接指認其與郭巨相關的銘文或圖像證據。”于秋偉說,“更合理的解釋是:由于郭巨‘埋兒奉母’的孝行故事在后世影響極大,民間在長期口耳相傳中,逐漸將這座帶有孝道主題圖像的漢代石祠附會為郭巨之祠,從而形成了今天‘孝堂山’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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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齊《隴東王感孝頌》局部
從祠堂功能而言,畫像石并非單純裝飾,而服務于祭祀與“享祀”體系。祠堂的主要用途是后世子孫在節慶時陳設供品,邀請祖先來“受享”。“一般畫面以‘天地人’三重結構展開:上方被理解為天穹、仙界,端坐的東王公、西王母等構成漢代畫像中最具標識性的天界主宰組合;中層描繪宴飲、勞作等日常場景,構成人間世界;而反復出現于最下層的車馬出行圖,則引出更具爭議的解釋維度。”山東博物館典藏部副主任宋愛平說,“學界一方面將其視為墓主生前身份與禮制等級的象征,另一方面則認為車馬指向冥界層面的意義:它象征墓主人死后自地下世界出行,循儀仗往來于墓地與祠堂,體現其在死后世界仍被維持的秩序、尊榮與排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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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石祠內壁畫像石
孝堂山石祠的特別之處,在于橫貫三壁上部的“大王車出行圖”,其“標示完整、結構清晰”,形成一幅具有強烈視覺秩序感的長卷式圖像,也是漢畫像中場面最為宏偉、車馬人物最多的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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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石祠北壁內畫像線描圖
浩浩蕩蕩“大王車”與“畫馬老祖宗”
無論是面對拓片,還是在刻滿畫像的祠內,人們總會尋找兩個關鍵詞:“大王車”和“二千石”。前者指向一種更宏大的出行想象,后者則像一枚制度化的身份標簽,把畫像石上的車馬行列與漢代官僚等級、禮制秩序緊緊扣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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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石祠內壁“大王車”,馬的腿部層層交疊
據山東博物館原副館長、研究館員楊愛國此前撰文描述:“大王車”出行圖由東壁開啟,迎接的人們由榜題“令”“相”的二人率領。出行隊伍的前導中有乘象、騎駝的人們;“大王車”位于北壁最西頭,是一輛四馬拉的“安車”,“大王車”三字位于“安車”后部。“大王車”前還有一輛鼓樂車。樂人們在行駛的車上表演;轉過去的西壁上是“大王車”出行的后從。整個畫面長度超過七米,浩浩蕩蕩、氣象威嚴。
“大王車出行圖”或表明祠主曾參加過諸侯王駕的鹵簿活動。漢代匠人并不滿足于‘看得見的部分’,在描繪“多匹馬并駕時,馬的腿部往往層層交疊,雖然我們肉眼未必能清楚分辨,但漢代匠人會以類似散點透視的方式來盡可能畫全。”于秋偉說,“層層疊疊的馬腿不僅沒有造成混亂,反而極具節奏感與動勢,仿佛速度本身被雕刻出來,成為可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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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石祠內壁的馬
馬何以在漢代獲得如此高的視覺關注與文化權重?于秋偉認為:“馬不僅是交通與軍事資源,更是一種高度制度化的身份象征。從春秋戰國開始,強國常被稱為‘千乘之國’,所謂‘千乘’,代表了國家實力。”這一觀念在考古材料中亦有對應:貴族墓葬往往配有車馬坑;即便沒有車馬坑,也可能在墓道或隨葬空間中拆解車體,將車輪靠置于墓壁、車廂置于中央,并將馬隨葬其中。“車馬系統本身,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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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石祠內壁的馬
進入漢代,這種象征意義進一步被禮制化、等級化。《漢書》等文獻對不同等級官員可使用的車馬數量、規格、隨從層級等都有嚴格規定。以目前畫像石材料所見,最高等級只是“兩千石”(即“太守”,如山東諸城發現的東漢漢陽太守孫琮墓畫像石),在石祠北壁下部車騎出行畫像中,有一輛蓋系四維、施耳有屏的主車,車后上方榜題“二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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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石祠北壁下層的車馬出行圖拓片,主車后刻有“二千石”
這個標有“二千石”榜題的車騎行列,進一步標明了祠主身份。“墓主人并非高級貴族,身份不會高到超過郡太守一類的等級;若嚴格按漢代禮制規定,太守的儀仗配置應相對簡化。”然而,制度并不意味著圖像的絕對寫實。車馬儀仗雖有嚴格的制度限制,但畫像石中的車馬并不總能與現實生活完全對應。大量車馬場景,更多體現的是“想象中可以享用的排場”。于秋偉說。
兩組“車馬出行圖”之外,在石祠西壁中部的“胡漢戰爭”場景也是漢畫像石中經常出現的題材之一,內容為戰爭圖像,一方是漢軍,一方是深目高鼻、頭帶尖帽的胡人,畫面上常描繪敗倒在地的胡兵,或漢騎在追刺奔逃的胡兵等,其中也包括了大量戰馬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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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石祠西壁,胡漢戰爭拓片
1983年11月,88歲高齡的劉海粟曾登臨此山,他順著手電筒的光指著西壁上胡漢兩軍對壘圖中的人馬奔馳、刀槍相搏的場景說:“刻馬,氣勢雄健,你看那馬的姿態就可以知道馬跑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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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石祠中的駱駝
劉海粟的說法,或體現了實地考察孝堂山石祠的震撼,他對石室內的漢畫像石評價道:“以陰紋刻線繪形,刻線婉轉流暢,遒勁豪放。造型古樸典雅,構圖優美,刀法嫻熟。” 并說,“確切講這里應叫‘漢畫像石室’,而不該叫‘郭氏墓祠’”,他所題“孝堂山漢畫像石室”石碑立于覆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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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石祠西壁內畫像拓本(局部)
細看孝堂山石祠漢畫像石,其令人震撼之處,并不止于一段宏大的車馬行列。車騎、百戲、宴飲與戰爭只是其中一部分;伏羲、女媧、西王母、風伯、雷公、貫胸人等神話圖像,仿佛把漢代人想象中的天界秩序直接嵌入石室。歷史與倫理的敘事也被刻入其中:周公輔成王、孔子見老子、胡漢戰爭等題材在這里并置出現,使這座石祠也成為一座凝固的漢代觀念和生活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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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石祠石刻畫像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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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石祠東壁內周公輔成王畫像拓本
更耐人尋味的是,石祠自身也并非只屬于東漢,它的身體上留存著歷代觀者百余條題記,以及歷代修繕與加固的痕跡(唐代增柱、清代添補石件、今日以金屬支撐石構),每一次記錄與保護,都意味著后世對這處遺存的再確認,也讓它成為一座穿越千年的時間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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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堂山郭氏墓石祠
走出石祠下山,冬日的田疇仍然平整,孝堂山像一枚不顯眼的隆起。但在那座石室里,有一群馬永遠在奔跑:它們奔向天界與人間交匯處,奔向禮制與想象的邊界,也奔向今天仍在追問的那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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