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軍如何對待日軍家屬？一個日本軍醫哭著說：他們不講人道主義

1945年夏天，當蘇軍的鋼鐵洪流碾過關東軍防線時，發生了極其慘烈的一幕。那時候，面對絕望的戰局，蘇軍如何對待日軍家屬？一個日本軍醫哭著說：他們不講人道主義。

這話聽著讓人心里發酸，可咱們扒開歷史的塵土細看，這背后的真相，絕不是一句“人道主義”就能說得清的。

事情得從1945年8月10日說起。

日本眼看就要投降，蘇聯百萬大軍突然殺入東北。在黑龍江雞西附近的哈達河，有個叫“哈達河開拓團”的組織。說是開拓團，其實就是日本搞的武裝移民。到了這會兒，壯丁大多被抓去充軍或者戰死，剩下的1300多名男女老幼，成了沒頭的蒼蠅。

團長貝沼帶著這幫人，趕著180多輛馬車，沒命地往南跑，企圖逃回日本。兩條腿哪里跑得過蘇軍的履帶？這一路簡直就是鬼門關。

蘇軍的轟炸機在頭頂上盤旋，對著逃難隊伍掃射投彈。等到這支龐大的隊伍逃到一個叫麻山峪的地方時，原本的一千多人已經死散大半，只剩下三四百人與20多輛馬車。

大家剛想喘口氣，貝沼還沒來得及把驚魂未定的人群攏到一起，一個滿臉是血的潰兵跑來報信：完了，后面蘇軍追上來了。

這次來的不是飛機，是實打實的地面部隊。蘇軍先頭部隊一個大迂回，直接抄了后路，將他們全部包圍。

麻山峪那片高粱地，成了這些人的絕地。

男人們喊著讓婦女兒童趕緊躲，有的鉆進山溝，有的趴進高粱地。蘇軍的重機槍根本不給反應時間，密集的子彈直接潑向樹林以及草叢。咱們說句大實話，戰場上殺紅了眼，重機槍手根本分不清對面草叢里趴著的是拿槍的兵，還是抱孩子的女人。

機槍聲撕心裂肺，伴隨著婦女凄厲的哭喊。混亂中，有個細節特別諷刺。負責帶路的深度瀨正直少佐，肚子上挨了一發重機槍子彈，腸子流了一地。他倒在高粱地邊上慘叫，妻子帶著孩子趴在不遠處的草叢里，嚇得動都不敢動。

這時候，一支同樣在潰逃的日本正規軍路過。深度少佐的妻子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哭著求這些“皇軍”幫幫他們。

結果呢？這些平時把“保護國民”掛在嘴邊的士兵，看都沒看一眼，腳底抹油跑得比誰都快。

看著這一幕，深度少佐徹底死心。腹部的劇痛讓他生不如死，他做出了最后的決定：命令一個男團員開槍射殺了他。

他倒是解脫了，可他的家完了。就在他死的同時，蘇軍的子彈又掃了過來，身邊的4個孩子瞬間被打成了篩子，只有一個3歲的小女兒因為個子小，趴在死人堆里撿了一條命。

更慘的是深度少佐的大兒子，這孩子看到弟妹慘死，以為全家死絕了，竟然在高粱地里剖腹自殺。一家9口人，眨眼功夫死了7個。

看到這兒，咱們不禁要問，那些路過的日本兵呢？他們早就跑沒影了。開拓團里很多人其實就是這些日本兵的家屬，可大難臨頭，他們竟然連救也不想救。

看著遍地尸體以及被蘇軍封鎖的山口，團長貝沼心態崩了。其實那時候手里還有四百多人，如果狠下心來分散突圍，哪怕利用地形跑，總能跑出去一部分。但他選擇了最極端的一條路。

在那一刻，他多么希望蘇軍能講一點人道主義，放過這些婦孺。他覺得男人死了活該，可是婦女和兒童是無辜的，他們沒有什么錯。

戰場上沒有那么多“如果”。蘇軍的攻勢一浪高過一浪。貝沼絕望之下，下達了那個臭名昭著的命令——“自決”。

所謂的“自決”，就是先殺光自己的老婆孩子，然后再自殺。

命令一下，人性徹底泯滅。先頭隊伍的兩個小隊長遠藤久義與吉岡寅市，簡直就是惡魔附體。這兩人二話不說，掏槍打死了自己的妻兒，看著親人在血泊中掙扎死去，居然面不改色。

殺完自己人，他們還拿著槍逼別人動手，誰敢遲疑，上來就是一槍把心窩打穿。

麻山峪的山谷里，出現了一幅極度詭異且慘烈的畫面。女人們哭著把丈夫的照片貼在臉上，把照片扔進火里燒掉。隨后換上最好的和服，給孩子穿上新衣，端端正正地坐在地上，等著自己的丈夫或者是長官來“處決”自己。大家頭上扎著白布條，用泉水當酒喝，搞什么“最后的聚會”。

這時候，學校校長衛藤通夫站了出來。這人是個死硬派，提議組織敢死隊沖鋒。貝沼同意了，并決定自己先走一步。

貝沼對著太陽穴開了一槍，鮮血染紅了地上的泥土。團長一死，哭聲震天。

輪到衛藤通夫了。他手里拿著槍，面前是自己的妻子以及5歲的女兒。那一刻，他腦子里肯定閃過了無數一家人吃飯、玩耍的畫面。到底是人啊，手哆嗦了，遲遲扣不下扳機。

就在他猶豫的時候，那邊殺紅了眼的敢死隊員已經架起機槍，開始對著婦孺掃射。衛藤通夫心一橫，一槍崩了女兒，又一槍崩了妻子。

1945年8月12日下午14點，這場被稱為“麻山事件”的慘劇達到高潮。

400多條生命，沒死在蘇軍槍口下，卻死在了自己人手里。遍地尸骸，大部分是全家人死在一起，有個死去的婦女瞪著眼睛，緊緊地抱著已經死去的孩子。

隨后，衛藤通夫帶著40個敢死隊員沖向蘇軍陣地，說是沖鋒，其實就是送死。不到一小時，全軍覆沒，連那幾個十五六歲的學生兵也沒剩下。

這場浩劫中，唯獨留下了一個清醒的人，他就是軍醫福地靖。當時衛藤通夫為了留個活口傳信，特意留下福地靖照顧剩下的100多名還沒來得及自殺的老弱病殘。當唯一的幸存者跑回來報告敢死隊全滅的消息時，這剩下的100多人也崩潰了，見突圍無望，再次決定集體自殺。

關鍵時刻，福地靖站了出來。他攔住了這幫想死的人，苦苦規勸：男人得保護女人孩子，死在這里算什么本事？得活下去！

在他的堅持下，這群人放棄了自殺。他們趁著夜色，鉆灌木林，繞過公路，往林口方向逃竄。這一路又是50多天的生死磨難，被蘇軍截擊，被土匪騷擾，死的死，散的散。

等到終于被一個日僑收容所接納時，這支原本100多人的隊伍，只剩下了10人。

這段記憶成了福地靖一輩子的噩夢。幾十年后，當他在回憶錄里寫下這段往事，或者是面對采訪時，總是哭著這樣說道：

“蘇軍如何對待日軍的家屬？他們不講人道主義，逼著我們自相殘殺，連婦女和孩子都不能幸免！如果他們當時能網開一面，可憐的婦女和孩子就不會死了！”

我們聽到福地靖醫生的哭訴，能感受到那份真實的痛苦。站在他的角度，蘇軍確實冷酷無情，重機槍掃射難民，確實談不上什么人道。

但是，我們必須得把這事兒看透了。

是誰把這些婦女兒童帶到了絕境？是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是誰在最后關頭拒絕投降，逼迫婦孺“自決”？是貝沼、是遠藤、是那些被武士道精神洗腦的軍官。

直到今天，我們依然能聽到類似的論調。某些國家習慣于在戰敗后扮演受害者，痛斥對手的“殘暴”，卻極少反思自己為什么會發動戰爭，更少提及他們在南京、在東南亞犯下的滔天罪行。

福地靖哭訴蘇軍“不講人道”，可當年日軍在中國大地上橫行時，又何曾講過半點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