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舊體制崩塌但固守權力，高市早苗的“投資強國”夢難惠及普通民眾

自民黨在日本眾議院選舉中大勝之后，第二屆高市早苗內閣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本月在眾參兩院全體會議上發表了施政方針演說，表示將基于“負責任的積極財政”政策促進官民投資。

值得注意的是，在施政演講中，高市將約一半的時間用于說明經濟與財政政策，她指出：“壓倒性不足的是國內投資。必須進行徹底的扶持。”演說中24次使用了“投資”一詞，主張官民協力進行積極投資的必要性。

高市掌權后的主打政策是對半導體、人工智能（AI）、造船等17個戰略領域進行“成長與危機管理投資”。其背景在于一種危機感，即如果國家吝于產業投資，經濟增長將停滯。同時，她試圖將基礎財政收支（PB）盈余的目標從單年度調整為多年期目標。然而，若跨多年實施成長投資，稅收增長難以預料。此外，為實現執政黨在眾議院選舉中承諾的食品消費稅零稅率，每年約需5萬億日元的財源，目前尚無定論。

高市政權的經濟政策長期伴隨著因財政擴張導致需求過剩引發的通脹擔憂。長期利率持續上升，目前已超過2%。日元貶值也在加劇，一度跌至1美元兌159日元水平。

“高市的經濟政策并不能真正改善日本普通民眾的處境。”美國資深財經評論員、日本經濟研究專家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近日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表示，對于提振經濟，高市政權尚無真正的解決方案，她想把錢投向一些特定產業，其中有些是合理的，但有些則非常荒謬。

卡茨在其最新著作《誰將主宰日本經濟的未來？》中犀利地指出，二戰后，以大型企業集團為主導的發展模式締造了日本經濟奇跡，然而面對數字化浪潮，模式僵化和創新乏力日益凸顯。政策、文化與資本都將影響新興創業企業與傳統企業巨頭的競爭，重塑日本經濟結構。

“日本正處在一個非常漫長的‘過渡期’”。舊體制在商業層面已經開始崩塌，但在政治層面依然牢牢掌權。”理查德·卡茨說道。

高市經濟政策難解經濟困局

澎湃新聞：自民黨在今年2月的眾議院選舉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高市早苗在施政演說中表示，將繼續推進所謂的“負責任的積極財政政策”，主張通過戰略性的財政支出打造強勁的經濟。這將給日本經濟帶來什么影響？

卡茨：在過去20年時間里，日本選民更多是根據政黨而不是地方議員來投票。像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他們的個性對選舉結果影響巨大。雖然安倍很受歡迎，但人們對“安倍經濟學”的政策感到失望，因為它沒有惠及普通人，只惠及了股市和企業利潤，而實際工資一直在停滯甚至下降。人們當時投票，更多是出于一種“希望”。

日本社會經常在過度樂觀和過度悲觀之間搖擺，這次選舉也是如此。很多人希望高市早苗能改變現狀。而我個人認為，高市的經濟政策并不能真正改善日本普通民眾的處境。

比如消費稅問題，自民黨和財務省原本都反對削減消費稅，但這正是當年自民黨失去國會多數席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高市曾在自民黨總裁競選時反對消費稅上調，一方面是因為她的部分支持者是財政鷹派，但現在她卻轉而支持，說明她在很多問題上是高度民粹主義的。

澎湃新聞：高市早苗2月在眾議院發表施政演說時表示，關于以食品為對象的兩年期消費稅減稅方案將加速討論，希望盡早提交稅制改革相關法案。如果食品消費稅降至0，每年將造成約5萬億日元的稅收缺口，引發了擔憂和批評聲。你怎么看這個提議？

卡茨：最初是在野黨提出削減消費稅，自民黨原本是反對的，但后來意識到，如果不調整立場就贏不了選舉，于是在這個問題上向在野黨靠攏。

我認為，削減消費稅本身是一個好主意。在一個實際工資長期停滯的國家，真正的解決方案當然是讓工資上漲。但現實是，日本的名義薪資雖然有所上升，但仍然低于通脹，換句話說，實際工資還在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削減消費稅有助于刺激消費，這是積極的。

問題不在于“要不要減稅”，而在于如何為減稅買單。過去25年，日本對居民不斷加稅，尤其是消費稅，同時卻不斷削減企業稅。結果是，企業利潤占GDP的比重持續上升，而這些企業卻沒有在日本國內進行相應投資，只是不斷囤積現金。這就像把農田長期荒廢一樣。

我支持削減消費稅，但前提是必須配套財政來源。解決辦法很簡單：回調部分企業稅減免。這會帶來大量財政收入，而且不會抑制投資，因為這些企業本來就沒有把錢拿去投資。

高市其實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去推動企業稅回調，因為目前在野黨非常弱，她在黨內也幾乎沒有制衡力量。財務省反對削減消費稅，但她為了贏得選舉仍然推動了這一政策，這足以說明她的權勢之大。

問題在于當擁有這種權力時，打算用它來做什么，是改善民生，還是用于修憲等其他政治目標。安倍當年口頭上談“結構性改革”，但基本都是宣傳，沒有實質行動。高市實際上也是一樣，她太保守了。

澎湃新聞：從岸田文雄到石破茂再到高市早苗，近年來幾乎每一任日本首相都承諾國民“漲工資”，高市早苗表態“決心確保盡可能多的民眾能享受到超過物價漲幅的加薪”。事實上，厚生勞動省今年2月發布的統計顯示，2025年日本人均實際工資比上年減少1.3%，已連續4年下降。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實際工資持續下跌趨勢還將持續多久？

卡茨：日本政府為了提升實際工資，已經在使用多個政策工具，但力度遠遠不夠。首先是提高最低工資。這一政策最早是在2010年前后民主黨執政時期啟動的，安倍后來延續了這一政策，超過2000萬名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得到了顯著改善，大約占全部勞動者的三分之一。

但中位數勞動者的工資幾乎沒有變化，中產階層停滯不前，而高收入群體也并未顯著受益。日本的情況與美國不同——不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是底層有所改善，中間層停滯。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曾明確說要將全國最低時薪提高到1500日元，這具有實質性的意義。而高市早苗卻說，工資應該由企業自己決定，政府不該干預。高市的觀點本質上是拒絕改革。事實上，最低工資就是由政府提出指導的。

第二個關鍵問題是非正式就業。大約40%的日本勞動者是非正式員工，沒有終身雇傭、獎金和福利，時薪比正式員工低三分之一甚至更多，其中很多是女性。

日本法律明確規定“同工同酬”，不能因性別或雇傭形式而歧視。但問題在于，法律幾乎沒有被執行。厚生勞動省并不主動調查企業是否違反規定，法院也很少介入，因為政府沒有執法。如果你被歧視，你必須自己出錢請律師，而大多數人負擔不起。

這些都是日本政府完全可以采取的措施，但他們不愿意做，因為會觸及其政治支持者和捐助者的利益。

澎湃新聞：為刺激經濟增長，高市早苗2025年上任后宣布成立日本成長戰略會議，決定投資17個關鍵領域，包括人工智能、晶片和造船等。你如何看待這種投資對提振經濟的效果和前景？

卡茨：對于提振經濟，高市并沒有真正的解決方案，她想把錢投向一些特定產業，其中有些是合理的，但有些則非常荒謬。

比如投資新一代太陽能技術（如鈣鈦礦）。這種技術距離商業化還有15到20年，私人銀行不會投資，這時候政府介入是合理的。但高市卻同時提出，可以削減對現有光伏產業的補貼，因為未來可能會有新技術，這完全是幻想。

再以2022年成立的日本半導體公司Rapidus為例，它由軟銀、索尼、豐田等八家大企業共同投資建立，石破政府此前決定在2030年前為之投入10萬億日元，想要在2027年開始生產2納米芯片。高市政權也支持Rapidus，希望以此實現日本半導體大復興。但我認為這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因為三星和臺積電已經在最前線跑了太遠，它們不僅擁有技術積累，更擁有龐大的生態系統和客戶群。日本政府試圖通過不斷的財政虧損來人為地扶持一個所謂的“本土領軍企業”，結果只會不斷虧損，對GDP增長毫無幫助。

真正應該提高生產率的，是那些普通產業，比如食品加工、建筑業等，日本在這些領域的生產率遠低于國際基準。

日本現在的問題不是缺一個芯片廠，而是整體私營部門的生產力不行。如果刺激計劃只是用來給特定的、已經落后的行業撐腰，而不是用來催化那些能帶來“破壞性創新”的新公司，那么這筆錢最終只會變成另一筆沉重的公共債務。日本應該做的是支持新技術在全行業的應用，而不是政府自己下場玩風險投資。

澎湃新聞：你對日本經濟未來走向的判斷是什么？

卡茨：日本經濟有兩個核心病灶：第一是實際工資的長期停滯；第二是潛在經濟增長率極低。

首先從實際工資來看，在健康的經濟體中，工資應隨生產力增長而增長。但在日本，實際工資已經35年沒漲了。現在的工資水平甚至不如1990年。因為工資不漲，消費就停滯。政府為了撐住經濟，只能依靠赤字預算和壓低日元匯率來刺激出口。但這產生了負面效果，日元貶值讓進口的食品和能源變貴。日本人的食品支出占比很高，這導致了通脹。當通脹率高于名義工資漲幅時，實際工資就會下降，日本民眾感到的壓力越來越大。如果實際工資不能持續上漲，日本將陷入一種“永久性衰退”。

第二個問題是，即便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日本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依然極低，有估算指出還不到0.5%，即便按人均計算也很低。原因在于，一個國家最終只能消費它所生產的東西。如果想提高生活水平，每人就必須生產得更多。在日本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單位工時GDP的增長尤為重要，但現實恰恰相反，日本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正在放緩。

日本正處在一個非常漫長的“過渡期”。舊體制在商業層面已經開始崩塌，但在政治層面依然牢牢掌權；新體制在社會和技術層面已經出現，但規模仍然太小，無法推動整體轉型。

日本在高速增長時期，曾經是一個高度創業、敢于冒險、極具活力的國家。如果它當年能做到，今天也完全有可能再做到一次。但前提是，政府必須采取真正促進動態競爭的政策，而不是維持現狀。

日本在30年來，第一次同時具備了社會變化和技術變革這兩個條件，這為經濟轉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但這次眾議院選舉結果，客觀上是一次挫折。日本經濟是否會復蘇，也許會，但我無法給出時間表。

執著于“制造至上”，馬車上裝噴氣發動機

澎湃新聞：您在《誰將主宰日本經濟的未來？》一書中指出，日本企業在新技術和數字化轉型上的投資不少，但回報率低，導致生產率低下。日本政府是否應該繼續通過補貼推動傳統企業數字化，還是應該停止補貼，讓資源流向沒有歷史包袱的新企業？

卡茨：日本政府投入了巨額資金在數字技術上，但在國際競爭力排名中，日企從數字化中獲得的收益卻是墊底的。從我長期的觀察和調查來看，真正的障礙不是技術，而是日本企業的組織文化。在日本的傳統企業中，決策是非常緩慢的，而且高度依賴資歷。數字化轉型本質上是一場組織革命，它要求扁平化管理、快速決策和跨部門協作。但日本公司習慣了“內部提拔制”，許多企業高管是60多歲機械工程師出身，他們買了很多昂貴的軟件，但并不懂得如何高效運用，公司的業務流程和運作方式完全沒變。

這就像是在馬車上安裝了一個噴氣發動機，它本質上還是一輛馬車，而且因為發動機太重，馬車可能跑得更慢了。

日本人沉溺于“制造至上”（Monozukuri）的迷思，非常崇尚硬件制造，認為只有看得見、摸得著的“物”才有最高價值，這種精神讓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無敵，但在今天的數字經濟中，價值已經從硬件轉移到了軟件和服務。日本人根深蒂固地認為軟件只是硬件的“附屬品”，這種思維導致該國在智能手機、云計算和人工智能領域的全面潰敗，他們試圖用制造馬車的邏輯去制造特斯拉，這當然行不通。

日本政府的政策幾乎全部圍繞大企業展開，目標是確保這些“僵尸企業”不倒閉，以維持低失業率。但對于真正健康、有潛力的中小企業，政策層面說得多、做得少。

澎湃新聞：日本在數字化轉型上的遲緩或許有一個鮮活的例子是，高市早苗去年11月曾在凌晨3點召集幕僚開會，引發爭議。之后她在解釋時表示，是家中的傳真機出了故障才決定前往首相官邸開會，而傳真在日本仍是主要溝通方式之一。你認為日本在數字化轉型上的突破口，或者說解決方案是什么？

卡茨：日本的數字化政策目標設定得非常狹窄。此前政府成立了數字廳，主要做的是政府內部的事務，比如不用傳真機、停止使用軟盤。但它沒有任何授權去解決真正關鍵的問題：如何讓成千上萬家中小企業學會并有效使用數字技術，從而提高生產率。

歐洲在這方面做得比日本好得多。歐洲政府會花很多錢請數字化顧問，幫助中小企業搭建系統、培訓員工、解釋數字技術如何改善經營。日本也有類似項目，但規模非常小。

另一個問題是，日本嚴重缺乏軟件工程師。日本學生在數學和理科測試中成績很高，但在數字技能方面卻排名靠后。原因在于日本大企業習慣了“內部培訓”，他們不想要大學培養出來的工程師，而是想要一張“白紙”，然后用公司自己的方式去涂抹。結果是，大學入學考試不考數字技能，高中也不教。現在日企發現自己落后了，想去全球市場上搶人，但給出的薪水根本吸引不到硅谷、上海、新加坡的頂尖人才。

真正有助于提高國家生產率的產業政策，應該聚焦兩點：第一，幫助新技術和新產業成長，直到市場可以獨立運作；第二，系統性提升勞動力和管理層的技能水平。

澎湃新聞：近期我們看到日產正在經歷大規模裁員和經營困境，電通也因海外資產減值而面臨壓力。這是否意味著日本企業“舊體制”終于開始瓦解？還是說這只是政府行動過慢的結果？

卡茨：我認為兩者同時發生。舊體制確實正在瓦解，但它并不會真正消失，除非有一個新體制能夠取而代之。否則，你看到的只是一個漫長的衰敗期——舊體制不再高效，但仍然掌權，而新體制尚不足以接管。

以日產為例，我并不認為日產能獨立生存下去。他們曾試圖與本田進行某種形式的合并，但談判破裂，本田認為日產的負擔太重，風險過高。當然，也有人會說豐田仍然在賺錢，這代表并不一定要改革。但歷史已經反復證明，這種想法是危險的。IBM、通用汽車都曾在利潤高峰期迅速衰落。通用后來勉強完成了轉型，但市場份額仍在下降。

澎湃新聞：在日企目前發展階段中是否看到任何積極信號？

卡茨：是的，而且這些信號非常重要。首先是代際變化。過去，新企業在日本很難招人，因為終身雇傭制度鎖死了人才流動。但現在，年輕一代的態度已經發生變化。有技能的年輕人愿意跳槽，新企業可以一次性招募成千上萬名高技能員工。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變化。

第二個積極因素是技術變革，數字化正在重塑產業結構。傳統日本企業過去高度垂直整合，幾乎所有事情都在內部完成。但在數字時代，創新是由大量企業協作完成的，是“開放式創新”的網絡結構。

以豐田為例，它已經意識到自己內部缺乏數字能力，于是開始大量依賴外部的新興數字企業作為一級供應商。這說明大企業一方面需要新興公司，另一方面又害怕它們做大到威脅自身地位，處在一種矛盾狀態。

澎湃新聞：日本涌現出的新興創業企業是否有能力撼動整體產業結構？

卡茨：目前能力還不夠。技術變革確實在削弱舊體制，但最大的障礙在金融體系。日本的風險投資體系非常薄弱。大約80%的風險投資來自傳統企業的投資部門，而不是獨立的專業投資人。銀行也更愿意把錢借給經營了50年的中等企業，而不是成立10年的創新企業。貸款高度依賴抵押物和個人擔保，如果企業失敗，創業者幾乎要失去一切。這種制度極大抑制了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