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秘?|?兩起“癌癥事件”讓升遷無望的他認為，唯有金錢才能帶來安全感。貪腐的他被判無期徒刑

一、從“拼命三郎”到“撈錢機器”：一個國企董事長的蛻變軌跡

2014年5月19日上午10時35分，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庭內，隨著審判長敲響法槌，戴曉明被兩名法警帶上法庭。這位曾經意氣風發的成都工業投資集團原董事長，因受賄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被一審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判決書認定的數字觸目驚心：2000年至2012年間，戴曉明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承攬工程、征地、辦理土地證和企業貸款擔保、取得委托貸款以及投資入股等方面謀取利益，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現金、購物卡、代付的房租，共計折合人民幣1479.21萬元。2010年12月，他違反規定、濫用職權、擅自決定增資擴股，造成公司損失3億余元。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這位貪腐過千萬的國企“一把手”，并非從一開始就貪得無厭。在紀檢人員的調查中，戴曉明曾一字一句背出30年前寫在入黨申請書里的話：“受過冰凍的人們最愛三月的陽春，當過奴隸的人們最難忘救命的恩人。”這句話，曾是他仕途成長的真實寫照。

1956年出生的戴曉明，高中畢業后下鄉當過知青，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學生。大學畢業后分配到溫江地委農工部工作，1984年入黨，1985年1月未滿30歲即被提拔為成都市農委辦公室副主任。此后仕途坦蕩：1989年調往成都市政府辦公廳，1991年提拔為第二秘書處處長，1995年安排至青白江區任副區長，1998年任區長，2000年11月任區委書記。

“既然升不了官，就想著怎么發財。” 這是戴曉明在懺悔中的沉痛自白，也是許多違紀違法官員內心真實的寫照。

二、兩起“癌癥事件”：壓垮心理防線的最后一根稻草

戴曉明的墮落，并非一朝一夕。根據成都市紀委監委“廉潔成都”微信平臺發布的案件細節，真正讓他世界觀發生扭曲的，是兩起發生在其身邊的“癌癥事件”。

第一起事件，是他聽說的一位副市級領導干部的遭遇。這位領導患了腦瘤，治療花費幾十萬元，因自費藥無法報銷，最后只得賣掉自己的房子支付醫藥費。第二起則是他親身經歷：一位工投集團的老干部患有尿毒癥，搶救一個月花了30萬元，同樣無法報銷，戴曉明親自幫助協調解決。

這兩起事件對戴曉明刺激頗大。此時的他已年過50歲，2006年希望升任市長助理沒能如愿，2007年看到資歷、能力與他差不多的干部被提拔到副市級領導崗位，反觀自己，“感覺升任希望越來越小”。政治追求落空后，他開始希望用經濟來補償，于是主動申請到成都工業投資集團任董事長。

“唯有金錢才能帶來安全感?！?這是戴曉明在任職工投集團期間逐漸形成的“真理”，也正是這一信念，最終將其送上了不歸路。

在工投集團，戴曉明的朋友圈變了，多了一些老板。這些老板朋友常找到他，希望得到資金支持解決各自企業困境?！胺彩桥笥颜椅?，我會千方百計為其辦，并獲得對方‘感激’。”戴曉明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態。與此同時，他的妻子也開始與老板夫人們交往，“聽別人說投資房產可以賺大錢就去投資購房；聽說玉器可以保值增值，就去購買玉器，還經常跟我說屋頭錢又沒得了”。

在這種心理影響下，戴曉明常常感覺資金拮據。別人給他透露股票信息，他沒錢便找別人借錢來做投資。同樣是認為“拮據”，別人送來的錢不管多少，他都來者不拒。他后來交代，自己其實算過一筆賬：工作九年收入能有400萬左右，和愛人的退休工資加起來每月也有1萬元左右，日子可以過得非常不錯。但這樣的結果并未令他感到滿足。

三、權力變現的隱蔽鏈條：從“人情往來”到“利益輸送”

戴曉明的腐敗行為，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和隱蔽性操作手法。根據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書和檢方指控，其違紀違法事實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利用行政審批權謀取私利。 在擔任青白江區區長、區委書記期間，戴曉明為他人在承攬工程、征地、辦理土地證等方面提供幫助，收受好處。這一時期的受賄行為，多打著“人情往來”的旗號。他在懺悔中稱：“一些朋友和老部下給我拜年、過生日，我想都是‘人情’也就收下了。還有一些我幫助過的朋友，讓他們的企業走出困境，出于感謝也十萬、幾十萬地送我，我也當成‘人情’收下來。”

第二，利用融資擔保權進行利益輸送。 2007年到工投集團后，戴曉明手中掌握了巨大的經濟權力。工投集團是成都市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重要投融資平臺，為重大工業項目提供融資支持、為中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擔保。截至2013年底，集團總資產420.5億元，凈資產136.6億元，全年為中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擔保等資金支持426億元。戴曉明利用這一平臺，為他人在企業貸款擔保、取得委托貸款、投資入股等方面謀取利益，索取和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第三，濫用職權造成國有資產巨額損失。 2010年12月，戴曉明違反規定、濫用職權、擅自決定增資擴股，造成公司損失3億余元。這一行為已超出受賄范疇，構成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

值得注意的是，戴曉明的腐敗手段具有很強的隱蔽性。他收受的賄賂形式多樣：現金、購物卡、代付的房租，共計折合人民幣1479.21萬元，其中還包括港幣175萬元、美元16萬元以及8萬元的購物卡。這些贓款贓物的處置，也經過精心偽裝，試圖以“人情往來”掩蓋權錢交易的本質。

四、東窗事發：一封舉報信牽出的腐敗窩案

2012年5月，成都市紀委收到一封舉報信，舉報戴曉明未經市國資委、市政府審批，擅自違規批準對某大型企業的投資股權項目，造成國有資產巨額虧損。順著這條線索，紀委掌握了戴曉明大量違紀違法事實，并對其進行了“雙規”。

在調查過程中，戴曉明主動供述了辦案部門尚未掌握的材料，并通過書信委托家屬向紀委部門上繳了1421萬余元。2014年5月19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認定戴曉明犯受賄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決定執行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庭審中，公訴人面前擺著厚厚幾沓案卷，發表了長達10分鐘左右的公訴意見，指控戴曉明受賄33筆。辯論主要集中在量刑方面，圍繞戴曉明是否存在自首行為展開。檢方認為，戴曉明在接受紀委調查期間主動供述辦案部門尚未掌握的材料，屬于自首；辯護律師則請求法院認定其立功。

在最后陳述階段，戴曉明起立并舉起雙手悔罪。他稱自己是黨培養起來的，1981年畢業后到黨政部門工作，1984年入黨，“由于想過‘有錢’的老年生活，在金錢的誘惑下，其價值觀發生了改變，另外自身意識較薄弱，僅僅認為企業或個人送給其好處費是感謝他的幫助，是人之常情，最終導致自己走上了犯罪的不歸路”。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戴曉明始終對在工投集團的工作成果念念不忘。他對紀檢人員表示，自己經常幻想，“哪怕做一個工投集團的普通員工，也會協助新的董事長實現工投集團的發展目標。如果有機會，會彌補管理上的所有漏洞，實現工投集團未來4年60至70億元，或者9年100億元利潤的目標。”

五、權力失控的深層根源：制度漏洞與監督缺位

戴曉明案并非孤例。自2012年以來，成都先后查處了成都工投集團、興蓉集團、高投集團、成都銀行、投控集團、建工集團等多家國有企業負責人嚴重違紀違法案件，創造出同城多家融資平臺“一把手”“5連倒”的“腐敗奇觀”。

這些案件暴露出融資平臺公司監督制約機制的嚴重缺失。正如一位辦案人員所言：“國資平臺公司‘一把手’能調動大量資源，經濟權力比在行政機關中大得多，受到的監督制約卻小得可以忽略不計。行政資源企業化、企業決策個人化，‘5連倒’就這么發生了。”

戴曉明案的特殊性在于，其腐敗行為與“政治訴求落空”心理密切相關。從“拼命三郎”到“撈錢機器”的轉變，源于其升遷無望后的補償心理。這種“堤內損失堤外補”的失衡心態，在許多國企負責人中普遍存在。他們認為自己的地位并不牢靠，想趁在位為自己以后的生活多做準備，最終走上了貪腐的不歸路。

審計署在審計中發現，戴曉明、茆俊強及公司投資銀行部經理呂茂剛等人未按規定履行職責，將投資基金委托給不具備資質的機構管理，并違規決策造成國有資產面臨損失。2013年3月，審計署將此問題移送四川省委省政府查處。2013年7月，成都市紀委決定對茆俊強予以免職處分，對呂茂剛解除勞動合同。

六、結語：警鐘長鳴，制度籠子必須扎緊

2014年5月19日，當審判長的法槌落下，戴曉明30年的仕途徹底終結。從恢復高考后的首批大學生，到青白江區區委書記，再到成都工業投資集團董事長，他本可以有一個體面的退休生活。然而，兩起“癌癥事件”觸發的安全感焦慮，升遷無望帶來的心理失衡，加上手中缺乏監督的巨大權力，最終將其推向了深淵。

“當權力失去監督，貪欲就會像癌細胞一樣擴散，直至吞噬整個靈魂?！?戴曉明案的教訓是深刻的。它警示我們：必須加強對國企“一把手”的監督制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必須加強對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補足精神之鈣；必須完善國有企業治理結構，防止“行政資源企業化、企業決策個人化”的亂象。

戴曉明在法庭上的最后陳述，或許是對所有公職人員最好的警示：“由于想過‘有錢’的老年生活，在金錢的誘惑下，其價值觀發生了改變……最終導致自己走上了犯罪的不歸路。”

“人生沒有彩排，每一次選擇都是現場直播。一旦選錯了方向，再多的悔恨也無法重來?！?戴曉明用無期徒刑的代價，為這句話寫下了最沉重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