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閻錫山的父親比李淵還要高明？他更會巧妙處理父子關系！

當蔣介石脫下軍帽，對著閻書堂畢恭畢敬鞠了三個躬，口稱“老伯”時，這位山西土財主的人生也可以說到達了巔峰。性格倔強而孤傲的蔣介石的謙恭表演讓陪在一旁的“山西王”閻錫山滿腹狐疑，他太了解這位政敵了，幾年前雙方還在中原大戰中殺得你死我活，如今竟然還得像結拜兄弟一樣溫情相對，確實有些不可思議。

父與子

說起來閻錫山的父親閻書堂可不是普通的山西農民，他在縣城里開著“吉慶長”錢莊，是個喜歡算命、善觀時變的商人，所以閻書堂可以說是當地小有名氣的銀行家。

閻書堂認為言傳身教非常重要，于是他把年幼喪母的兒子閻錫山帶在身邊學做生意，讓閻錫山在柜臺后見識了金融投機、人情冷暖。

然而1900年閻書堂的錢莊破產，父子倆一起逃到太原躲債，這段共渡難關的經歷恐怕比任何訓誡都來得深刻，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讓閻錫山形成了謹小慎微的性格。不過閻書堂還是有眼光的，他沒有一味要求閻錫山繼承家業，反而支持兒子棄商從軍，為了兒子前途，他甚至找算命先生為兒子改名“錫山”。

可以看出來，閻書堂對兒子的教育對閻錫山影響很深。老閻后來的處事風格很犀利這位老父親的教導是密不可分的。

如何自處

那么，當兒子真的成了雄踞一方的軍閥，父親的地位變得微妙無比時，閻書堂怎么辦？

面對來訪的蔣介石的鞠躬，閻書堂沒有惶恐推辭，也沒有得意忘形，他是以一種山西鄉紳的得體禮節平靜承受了。

這種平靜恰恰是最高明的應對。閻書堂很清楚，任何過分的謙卑都會折損兒子的威嚴，任何逾越的舉動又會給兒子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然而在三個月后閻書堂去世，蔣介石贈挽聯、發治喪費，極盡哀榮。而閻錫山也從父親這場身后哀榮中嗅出的，卻是蔣介石拉攏、分化晉軍的政治圖謀，并迅速將以李生達為首、已“中央軍化”的部隊調回山西整肅。

對于閻書堂來說，自己已經老了，而且憑自己的本是很難真的幫上自己兒子什么忙了。能夠用自己的生命余暉為兒子做出任何一點幫助，他也心滿意足了。當然了我們不是在這里歌頌閻書堂這個人物，我們只是從父子關系上對其進行觀察。

千年前的反目

說到這里，我們再來看看另一對著名的出自山西地區的權力父子唐高祖李淵和唐太宗李世民。

而這對父子的關系則提供了一個幾乎相反的樣本。李淵本身就是太原起兵的核心策劃者和最高統帥，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的兒子李世民是在他的框架內建功立業的部將，但是實在是二郎太能干了，于是不可避免的出現了功高震主的問題。

急不可耐的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后，最終通過軍事政變脅迫父親退位，而李淵的晚年則在兒子的猜忌與防備中度過。可以看出來，李氏父子的關系是雙強博弈，是權力場上的激烈沖突與殘酷清算。

現在我們將閻氏父子與李氏父子對比，閻書堂的形象就清晰了起來。和李淵本身就是帝國的締造者和最高權力者不同，閻書堂的角色始終是傳統的“家長”，而非“主公”。

閻書堂的小成功完全來源于并依附于閻錫山的成就。因此在面對閻錫山時，閻書堂沒有資本，也沒有欲望去干涉兒子的軍政大計。他的智慧在于，早早地完成并接受了從“教導者”到“背景板”的身份轉換。

從傳統父子倫理看，閻書堂無疑是成功的。他培養了一個亂世中立足近四十年的強者，且終身維持了父慈子孝的表面和諧。

但如果我們從更宏大的歷史視角來看，閻書堂的成功是十分有限的。他傳授的生存哲學，助力閻錫山成為了“在三個雞蛋上跳舞”的權謀大師，卻也某種程度上局限了其子的格局。

閻錫山精于算計山西一隅之得失，卻終究無緣問鼎天下，這與其父親灌注的、那種注重現實利害而非天下道義的生存哲學，恐怕不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