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第一山與五岳之尊的時空回響 ——晚清名臣陳士杰跨越南北的精神架橋

劉小尉

在中國遼闊的版圖上，每一處山水都有其獨特的命運。有的因帝王封禪而名揚天下，如泰山；有的因神話記載而蒙上傳奇色彩，如《山海經》開篇的招搖之山；還有的，則因養育了某個歷史人物，而獲得了與偉大對話的資格。湖南桂陽北部的群山，便是這樣一片土地——它被認為是古籍中“多桂多金玉”的招搖之山，又以天塘山為核心，東連紫頂山、扶蒼山，共同構成一道巍峨的山系。晚清名臣陳士杰，出生在這片山系的扶蒼山腳下。他未必有意，卻用自己的一生，在故鄉的山與五岳之尊之間，留下了一道跨越南北的生命軌跡——后人稱之為“橋”。

根的所在：扶蒼山與陳士杰的生命底色

陳士杰生于桂陽州北鄉泗洲寨，這是傳說中招搖山系中扶蒼山腳下的土地。王闿運所撰《陳侍郎年六十有九行狀》開篇即言：“先世自江西遷桂陽州北鄉，當宋淳熙時。至明益顯，為州大族，號泗州陳氏。”這個家族的根系，在這片土地上綿延了六百余年。

少年陳士杰的生活是貧寒的。鄉人傳說他“掛角讀書”，放牛時將書掛在牛角上，牛走到哪里便讀到哪里。他去衡陽趕考時，母親將三個鹽鴨蛋用藍布包了交給他兄弟倆路上吃，來回一個多月，兄弟倆吃了兩個，還留了一個帶回來孝敬母親。這種敘事在晚清官員的傳記中近乎模板——貧寒、苦讀、孝道，是“寒門出貴子”的標準前傳。但陳士杰的故事多了一個地方性的注腳：他與扶蒼山之間，被賦予了一種宿命般的聯系。

行狀中記載了一則極具神秘色彩的故事：陳士杰十四五歲時，從鄉塾回家，途經花園寨，登高望形勝，“忽然有用兵之算”。二十年后，當石達開率數十萬大軍經此，他果然在漼水畔的花園寨“以數百人敗寇數十萬眾”。戰后他憶起少年時的登臨，恍然若夢，常對人說：“一戰之兆，見于二十年之前，莫非天也。”

將戰功歸于少年時的一瞥，這是湘軍敘事中常見的神異筆法。王闿運作為湘軍史的執筆者，深諳此道。但如果我們暫時擱置“莫非天也”的感嘆，追問一個更現實的問題：一個放牛讀書的貧寒少年，如何在二十年后擁有指揮數百鄉勇、對抗太平軍精銳的能力？答案或許藏在那些被省略的細節里——他在此期間成為曾國藩的幕僚，參與了解救鮑超、建言湘潭之戰等關鍵決策。花園寨的勝利，與其說是天啟，不如說是湘軍系統的經驗下沉。

漼水（又稱桂水）發源于紫頂山與扶蒼山之間，向南流淌，流過扶蒼山間的石塔，流過花園寨的古戰場，流過七孔橋的涼亭。這條河流，見證了陳士杰一生中最輝煌的戰績。他晚年辭官歸鄉后，曾在七孔橋附近的涼亭上題聯感慨此事：“荏苒半生，幾度星霜催我老；縱橫尺地，一番風雨庇多人。”漼水潺潺，仿佛仍在訴說著那段以寡敵眾的傳奇。

而發源于天塘山的白水則執拗西行，與向南流淌的漼水最終一同匯入湘江，奔赴洞庭。一西一南，恰如這片土地賦予其兒女的兩種品格：叛逆與篤定，或曰，一種急于向外證明的焦慮，與一種安于故土的堅韌。

陳士杰對扶蒼山的深情，盡數寫入了他晚年所作的《重修扶蒼山寺記》中。在這篇短文中，他以飽含深情的筆觸描繪了扶蒼山的景象：“扶蒼山居衡山之陽，去天尺五，登其顛而望之，見紅日初升，如箕大赤珠，自水中滾滾而出，彩光澈天邊，大觀也。環繞諸山，俯視如兒孫，獨此山昂出參天，故名扶蒼。”

更令人動容的是，他將扶蒼山與泰山相提并論：“余少時聞岱宗日觀之勝，輒欲登泰山觀日出，今扶蒼山擅此勝境，近在里門，請與二三同志約，每歲之秋攜斗酒曳短筇，高吟少陵縱目蕩胸之句，何必東游乃小天下也？”

一個從未見過泰山的山村少年，為何如此急切地要將故鄉的山峰與五岳之尊并置？這種“何必東游”的宣言，究竟是扶蒼山真的“去天尺五”，還是一個尚未走出大山的讀書人，為自己構建的精神高地？陳士杰本人或許并未意識到，這句話將在他的一生中構成某種預言式的張力。

行的遠方：泰山與陳士杰的精神升華

光緒八年，陳士杰出任山東巡撫。這是他仕途的巔峰，也是他生命中與泰山正式結緣的開始。

泰山是五岳之尊，是歷代帝王封禪之所，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對于任何一個受過傳統教育的士大夫而言，泰山都具有無可比擬的文化分量。而陳士杰，這位來自湘南山區的子弟，終于有機會親臨他少年時便心向往之的“岱宗日觀之勝”。

他在山東巡撫任上做了一件澤被后世的事——主持整修泰山盤路。光緒十二年仲春，工程竣工，他親撰《重修泰山盤路記》，刻碑立于紅門宮前。碑文曰：“泰山為五岳長，朝廷歲遣官致祭，撫是邦者，先后以時修治。山高六千七百級，怪石巉崖，下臨深澗，行者時有戒心。士杰蒞東之三年，命曹道清澄志、黃令麓中修補津梁，平易道路，盤曲處翼以石欄，凡二千五百二十丈，俾登山者有恃無恐，履險如夷焉。因念古人，當國事艱難險阻之時，必竭忠盡知，多方維持，使之轉危為安。事雖大小不同，而其理則一也，二君勉之。”

這篇碑記被后世反復引用，作為陳士杰“政治智慧”的集中體現。但如果我們注意到他此時的處境，或許能讀出另一層意味：光緒十二年，正是中法戰爭結束后的第二年，也是黃河決口頻繁、河工腐敗震驚朝野的時期。一個湘軍出身的巡撫，在泰山修路的“轉危為安”，是否也是一種對更大危局的隱喻性回應？“履險如夷”四個字，寫在泰山的石欄上，也寫在他對自己仕途的期許中。

王闿運行狀中詳細記載的他在湘軍中的種種謀略——解救鮑超、建言湘潭之戰、力排眾議救王鑫、花園寨退石達開——無一不是“履險如夷”的生動實踐。而他在山東巡撫任上治理黃河、修筑炮臺、整頓吏治，更是“轉危為安”的現實寫照。

尤為珍貴的是，陳士杰在治理黃河期間寫下了一首五古《感事》，深刻揭露了河工中的腐敗：“大官似鯨吞，小吏如鼠竊。堆柴高十丈，中空如狐穴。議價十報千，發時復扣折。”面對如此“險阻”，他選擇“親駐工所，督率員弁實力堵筑”，試圖用最笨拙也最有效的方式，一點一點將危局轉化為安瀾。

然而，歷史的吊詭之處正在于此：就在他于泰山刻下“履險如夷”的同年（1886年），其治河工程卻因屢有決口、用人失察而受到朝廷申飭，“魯人亦多不滿”。那位在花園寨以寡敵眾的“履險”者，最終未能將這份從容真正帶入黃河的波濤——這或許正是他晚年“履險”而未能最終“入夷”的遺憾所在。同時，歷史也將證明，個人的“轉危為安”，終究擋不住時代的“履險入險”。

泰山盤路的整修，正是這種人生哲學的物化呈現——用堅實的石欄，讓行人在險峻處“有恃無恐”；用精心的籌劃，讓國家在危難時“轉危為安”。陳士杰把他一生的經驗與智慧，都凝結在了這條通往泰山之巔的路上。而這條路的起點，據說遠在千里之外的湘南——但真的是這樣嗎？還是我們在事后為他規劃了一條過于清晰的“精神軌跡”？

橋的意義：一個人如何連接兩座山

陳士杰的一生，恰好完成了從傳說中的招搖山到泰山的生命歷程。他出發的地方，被認為是《山海經》開篇的招搖之山，承載著華夏文明最古老的神話記憶；他抵達的遠方，是五岳獨尊的泰山，象征著國家正統與民族精神的巔峰。他從這片被后世賦予神話色彩的土地出發，帶著時代與地域賦予他的堅韌、智慧與局限，走向泰山之巔；他又從泰山歸來，帶著更開闊的格局與更深沉的擔當，反哺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山水。

這種“交匯”，具有深刻的精神意蘊——但更多是我們這些后人賦予的。陳士杰本人是否有過這種“對話兩座山”的自覺？他在扶蒼山上說“何必東游乃小天下”，在泰山上刻“履險如夷”——前者是未見過世面的少年意氣，后者是歷經世事的官員總結。這兩句話之間，究竟是一種延續，還是一種斷裂？當他站在泰山之巔看日出時，他是否真的想起了五十年前扶蒼山頂的那個少年？還是我們已經替他完成了這個回望的動作？

一個更值得追問的現象是：為什么今天的我們，如此需要陳士杰成為一座“橋”？為什么桂陽需要他是“從《山海經》第一山走出的人”，而泰山景區需要他留下“轉危為安”的碑刻？這種“被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歷史聯系，在多大程度上是當代文化資源的開發策略？

陳士杰晚年告老還鄉后，在桂陽做了許多善事：創建龍潭書院、塔峰書院，辦育嬰堂，設粥救荒。他甚至支持自己的孫子陳毓英留學德國學習鐵路工程。陳毓英歸國后主持修筑粵漢鐵路株韶段，第一次打通了南嶺隧道。這種開放的眼光、務實的作風，與他在泰山修路時“俾登山者有恃無恐”的理念一脈相承。但這種呼應，是刻意的精神傳承，還是晚清洋務派官員的通用配方？當我們將“修路”作為貫穿陳士杰一生的隱喻時，我們是否忽略了那些未曾被“修通”的部分——比如他晚年對時局的憂慮，比如他未能預見的海國圖變？

山的證言：招搖山的精神依據

當我們把目光放得更長遠，會發現陳士杰與這片山水的故事，遠不止于個人命運的范疇。它為我們理解以天塘山為核心的招搖山系的歷史地位，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不是來自出土器物，不是來自文獻記載，而是來自一個真實走過的人生。

《山海經·南山經》開篇記載：“南山經之首曰鵲山。其首曰招搖之山……”關于招搖山的位置，歷代學者多有考證。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首提“招搖之山，在桂陽”；清代王闿運纂《同治桂陽直隸州志》進一步鎖定于“州地瑤山”；至1936年，《辭海》“招搖”詞條明確注釋“按桂陽即今湖南省桂陽縣”；當代何光岳則從民族源流論證“桂陽桂山即招搖山”。從東漢高誘到清人王闿運，再到民國首部《辭海》，以至當代學者——近兩千年學術追問，層層收束于桂陽北部瑤族聚居山區。

但“在桂陽”與“是桂陽北部的天塘山—扶蒼山系”，終究是兩個不同的斷言。前者是一個模糊的地理指向，后者是一個精確的文化資源定位。文獻可以告訴我們“在桂陽”，卻無法告訴我們“就在這里”——那條最后一步的路，需要別的東西來走完。

而現代多學科證據的介入，讓這條路變得清晰起來。發源于天塘山的白水執拗西行，與“西流注于海”的記載吻合；西漢在此設立“金官”實證“多金玉”；千家坪遺址出土的白陶禮器，證明這片土地早在《山海經》成書前已是史前文化高地；天塘山、紫頂山、扶蒼山之巔的天然巨石陣，被世代傳為女媧補天遺石，女媧伏羲祭祀至今列入非遺名錄——地理、物產、考古、信仰，四重證據，層層疊疊，仿佛已將那部上古奇書的開篇之地牢牢鎖定于此。

然而，證據鏈越是堅實，越經得起追問，也越應該被追問。西流的河流在南方山地并非孤例；“金官”所轄礦區未必限于今日桂陽版圖；白陶禮器的文化歸屬仍在討論；女媧傳說在華南的流傳，也不止桂陽一地。這些質疑提醒我們：山水與文獻之間的對應，從來不是一一映射的簡單游戲。那條最后一步的路，證據鋪到這里，仍差最后一步。

正是在這個“差一步”的地方，陳士杰的價值浮現出來。

他不是《山海經》時代的遺跡，不是出土器物，不是民間傳說——他是一個真實走過從桂陽到泰山、從山村放牛郎到封疆大吏的完整人生的歷史人物。他的存在，為這套證據鏈增添了最關鍵的一環：一份來自晚清的“歷史人物證言”。王闿運行狀中詳載的花園寨之戰，便發生在漼水畔；他晚年題寫的涼亭對聯，至今仍掛在七孔橋邊；《重修扶蒼山寺記》中對扶蒼山的深情描繪，更讓這片山水獲得了一個見過世面的兒子發自肺腑的認證。他用自己的一生，將這片山水的精神血脈帶到了五岳之尊，又將泰山的文化雨露帶回了扶蒼山麓。

但問題隨之而來：這份證言，是招搖山文明的真實延續，還是我們將一個晚清官員的偶然出生，編織進了更早的地方文化敘事？

陳士杰從未自稱“從招搖山走出”——在他那個時代，扶蒼山就是扶蒼山，是《山海經》的招搖山還是本地的扶蒼山，對他而言或許并不重要。是今天的我們，需要他是“從《山海經》第一山走出的人”，以便讓這片山水獲得“與泰山對話的資格”。這種“資格”的焦慮，本身或許就是“白水西流”的當代版本：一種急于被看見、被承認的叛逆與篤定。而陳士杰恰好站在那個位置上——他什么也沒說，只是活過，然后被我們選中。

這并不意味著這份證言無效。恰恰相反，它揭示了所有文化建構的真相：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讓古老的山水“活”過來。陳士杰的價值，不在于他“證明”了招搖山，而在于他用一生證明了：這片山水，確實能夠養育出一個足以走向天下、再回到故鄉的人。文明的密碼，從來不在器物里，不在文獻里，不在那些看似定論的注釋里——它在那些“恰好路過”的生命里，在那些“執拗西流”的河水里，不問歸期，只是流淌。

白水西流的文明密碼

白水至今仍在執拗地西流，一如數千年前《山海經》所記載的那樣。它流過天塘山的天池，最終匯入湘江，奔赴洞庭。而漼水則向南流淌，流過扶蒼山間的石塔，流過花園寨的古戰場，流過七孔橋的涼亭，見證著另一段歷史傳奇。這兩條同源而異流的河水，最終都匯入湘江，一同奔赴洞庭，仿佛在訴說著這片土地多元而統一的文明品格。

這條叛逆的白水，這條溫潤的漼水，見證了這片土地從七八千年前白陶禮器的虔誠，到西漢金官的繁忙，再到陳士杰率團練拒敵、晚年辦學育嬰的千年歷程。

當我們今天站在天塘山頂，望白水西流；站在扶蒼山頂，看紅日初升，我們或許能夠理解陳士杰當年的心境：何必東游乃小天下？招搖山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精神高度。但我們也需要追問：這種“不可替代”，是山本身的高度，還是我們賦予它的重量？

陳士杰以他的一生，在《山海經》開篇的（傳說中的）招搖之山與五岳獨尊的泰山之間，架起了一座精神的橋梁——至少，我們是這樣敘述的。 這座橋，讓古老的南方神話與北方的國家正統得以對話；這座橋，讓桂陽的山水獲得了與天下名山并峙的資格；這座橋，更讓我們看到：當我們尋找文明坐標時，我們往往是在尋找自己的倒影。

陳士杰一生在兩座山之間架橋，其實他最終明白了一個道理：或許真正的“招搖”，并非某座具體的山峰，而是那份“敢于西流”的叛逆與篤定；或許真正的“泰山”，也非某個封禪的祭壇，而是那份“履險如夷”的擔當與從容。——但“明白”這個詞，同樣可能是我們的強加。歷史只記錄他做了什么，不記錄他“明白”了什么。

他生于斯，長于斯，將扶蒼山的石頭砌成了泰山的臺階；他老于斯，歸于斯，又將泰山的云雨化作了滋潤桂陽的書香。

白水依舊西流，不問歸期；正如這山水間走出來的人，無論走到哪里，心中都自帶一座山海。對于陳士杰而言，他從未真正“離開”過扶蒼山——還是，他其實從未真正“到達”過泰山？這兩種說法，哪一種更符合他作為一個人的真實體驗，而非我們作為后人的敘事需要？

那輪紅日，曾在扶蒼山少年的眼中升起，也曾在泰山巡撫的眼前升起。它是同一個太陽，不需要任何“對話”或“架橋”來背書。白水西流，漼水南淌，它們只是流淌，不問是否“注于海”，也不問是否“庇多人”。或許，真正的文明密碼，就藏在這種無目的的流淌中——而陳士杰，只是恰好路過，留下了幾行字，幾道石欄，和一個被后人不斷重述的故事。（作者系桂陽縣白水瑤族鄉黨委書記）

編輯：楊 柳

二審：蔣海洋

終審：劉青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