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囂2025年決戰的美司令退休之后再談中國，說了以前不敢說的實話

美國空軍上將邁克爾·米尼漢于2024年11月正式結束軍旅生涯，卸任前執掌美國空軍空中機動司令部，曾因2023年一份內部備忘錄中直言“美中將在2025年展開決定性對抗”，被外界廣泛冠以“鷹派代表”的標簽。

然而，脫下制服之后，他的言辭風格與戰略認知悄然轉向更為沉實的方向。

據美國專業防務媒體《戰區》2026年2月23日發布的深度訪談報道，這位已退出現役的高級將領再度就中國議題發表看法，措辭冷靜、邏輯嚴密，且首次系統性披露了若干此前未曾公開的推演結論與能力短板。這種轉變，是否正印證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既離其位，反得直言”？

在《戰區》刊發的獨家對話中，退役空軍上將邁克·米尼漢的發言令不少觀察者感到意外。

他并未如部分同僚那般迅速投身軍工游說或咨詢行業，也未借輿論平臺渲染外部威脅，而是坦承：即便身份轉換，那份深植于指揮崗位上的戰略焦灼感非但未消退，反而隨時間推移愈發具象化、可測量化。

這份焦慮并非主觀臆斷，而是根植于他親自主導或深度參與的一系列高仿真度聯合兵棋推演。作為曾統籌美軍全球空運網絡與快速反應力量的核心指揮官，他多次牽頭組織代號為“機動衛士”的跨戰區演訓，核心課題正是——若西太平洋突發高強度對抗，美軍能否在數日內完成多批次、跨時區、成建制的兵力與裝備投送？

推演結果令人警醒：過往在伊拉克戰爭或科索沃行動中行之有效的“梯次部署、漸進壓制”模式，在東亞地理與作戰環境中已難以為繼。航程更遠、對手偵察能力更強、反介入/區域拒止體系日趨完善，使得傳統調度節奏面臨根本性重構壓力。

他在訪談中數十次強調“資源約束”這一關鍵詞。人員編制、運輸機架次、油料儲備、野戰維修節點、持續補給周期……這些看似基礎卻極為剛性的要素，一旦出現結構性缺口，再精妙的戰術構想都將淪為無法落地的沙盤幻影。

所謂“即時響應”，其底層支撐是一整套可驗證、可復刻、可冗余備份的硬性條件：足夠數量的適配機型、穩定可靠的空中走廊、充足的燃料供應點、具備戰場搶修能力的地勤梯隊。任一環節失衡，整條投送鏈便可能滑向高概率失效邊緣。

因此，他的憂慮從不指向意志薄弱，而始終錨定在能力邊界的客觀測算之上——這不是信心問題，是工程學意義上的可行性校驗。

當視線聚焦至裝備譜系本身，現實壓力則進一步具象為一組組難以繞開的技術參數與工業瓶頸。

當前美軍戰略空運主力C-17“環球霸王Ⅲ”早已終止量產，現有約220架機隊長期處于超期服役狀態，延壽升級雖持續進行，但機體壽命與結構疲勞已逼近設計紅線，擴編毫無現實路徑。

C-130“大力神”系列雖仍在產線運行，但其最大航程不足4000公里、標準載重僅20噸級，面對橫跨太平洋的遠程投送任務，效能明顯受限，僅能承擔中短距支援角色。

KC-46“飛馬座”加油機雖具備一定貨運改裝潛力，但在高強度對抗背景下，既要為F-35、B-21等隱身平臺提供伴隨保障，又需兼顧應急物資轉運，任務優先級沖突將直接削弱整體體系彈性。

與此同時，區域內防空反制能力正經歷代際躍升：殲-20隱身戰機構建起縱深攔截網，紅旗-19與S-500級遠程防空系統覆蓋范圍持續外推，天基與海基監視節點密度顯著提升，大型運輸機尚未進入戰區即遭鎖定的風險陡增。

新型中遠程防空導彈射程普遍突破300公里，迫使傳統“安全集結空域”不斷后撤，航線選擇被迫繞行、迂回甚至降速，不僅拉長投送周期，更大幅抬升被截擊概率與作戰損耗率。

這種演變所引發的，絕非個別平臺的生存危機，而是對整套遠征作戰范式的系統性質疑——遠征邏輯依賴“穩固后方+暢通動脈”，而當動脈本身成為高危通道，整個作戰節奏必然被迫降檔、壓縮、謹慎化。

對一支以全球存在為基石的軍隊而言，這已不是戰術層面的微調命題，而是關乎力量投射范式能否延續的根本性挑戰。在此背景下，預算擴容被視為關鍵突破口，但其實際效用仍存較大不確定性。

唐納德·特朗普近期提出將年度國防開支提升至1.5萬億美元的政策主張，較現行約1萬億美元規模增長50%，引發戰略界廣泛熱議。

邁克·米尼漢在采訪中明確表示支持加大投入，強調提升戰備等級已是不可回避的緊迫任務。但他同時指出：資金注入不等于能力躍遷，二者之間存在顯著的時間差與轉化損耗。

現代主戰裝備研發周期普遍長達12–15年，老舊產線重啟涉及供應鏈重建、認證體系重審、技術工人回流等多重障礙。C-17生產線關閉逾十年，重啟成本與周期遠超新建替代型號。

另一方面，人員薪酬調整、退役軍人醫療支出、現役裝備全壽命周期維護費用逐年攀升，已占據國防預算近六成比重。新增經費若未能精準注入結構性短板領域，極易被既有運維成本稀釋，形成“投入增加、能力滯漲”的悖論現象。

此外，美軍當前仍在中東、東歐等多個方向維持常態化部署。資源在現實任務與未來沖突預案之間的動態分配，本質上是一場高難度的多目標優化博弈。既要確保當下戰區穩定，又要為潛在高端對抗積蓄動能，這對頂層規劃能力與執行精度提出雙重考驗。

由此觀之，從推演數據到預算辯論，貫穿始終的核心命題從未改變：如何在地緣格局加速演進的時間窗口內，重新鍛造一套適配新環境的兵力投送與持續保障體系？米尼漢立場的演進，恰恰折射出一種由戰略樂觀主義向系統性風險評估的深層轉向，而這種基于實戰推演與工業現實的清醒判斷，或將構成下一階段美軍戰略反思的重要支點。

邁克·米尼漢離開指揮崗位后的公開表態，其信息價值甚至高于其在職期間的政策宣示。體制內履職時，他須圍繞預算爭取、部隊建設與高層議程展開話語建構；卸任之后，他更傾向于直面制約因素、揭示運行瓶頸、還原真實約束條件。

反復強調資源閾值、地理距離、戰場環境復雜度，表明美方已意識到：單純追加財政撥款無法自動彌合能力鴻溝。美國的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依然存在，但邊際成本正在上升，單次行動風險系數持續走高，盟友協同意愿亦呈現差異化波動。

真正的戰略難點，在于如何在資源總量趨緊的前提下，科學重構優先級排序體系，而非固守冷戰以來形成的路徑依賴。當高級將領開始主動剖析短板、預警瓶頸、質疑慣性思維，往往意味著外部安全環境確實發生了質變。后續的制度響應、技術路線選擇與聯盟策略調整，將共同塑造未來十年亞太乃至全球安全格局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