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長水匯大海 | 譚其驤先生誕辰115周年

江西地名研究

關注我們，獲取更多地名資訊

1992年早春的一天，葛劍雄在處理他的老師譚其驤的信件時，看到一封發自美國傳記研究所的信，通知譚其驤已入選“500位具有重大影響的領袖人物”。

此時，譚其驤正躺在上海華東醫院三樓的一間單人病房中。小半年前，那天譚其驤跟葛劍雄通完電話后，一個人在家吃午飯，突然從座椅上向右側傾倒，昏迷不醒。

葛劍雄將美國來信放在老師眼前，大聲告訴他這一消息。譚其驤和平日一樣緊緊攥著葛劍雄的手，嘴里發出誰也無法理解的聲音。他究竟有沒有聽明白，這是葛劍雄無法判斷的。半年后的8月28日，譚其驤離世，其間沒有說過一句話。

雖然在學術界，譚其驤被公認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的主要奠基人。但一生低調的他，并不為更多圈外人所知曉。

這個畫了半輩子地圖的人，離世后名聲日隆。其中一大原因，是他主持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經受了時間的考驗，以規模宏大、考證嚴謹而聞名于世，作為我國一部前所未有的大型歷史地圖集，反映了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締造和演進過程。

這部地圖集共8冊、20個圖組、304幅地圖，收錄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縣級和縣級以上的行政單位、主要居民點、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脈、島嶼等約7萬多個地名。除歷代中原王朝外，還包括在歷史中國范圍內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權和活動區域。因其內容完備、考訂精密、繪制準確，被公認為同類地圖集中的翹楚。

這不僅僅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也開創了歷史地理學科一個全新的時代。在葛劍雄看來，無論是人類社會，還是自然界，都離不開時間這個坐標，萬物都有各自的過去，并且隨時在產生新的過去，歷史學有永遠做不完的課題。同樣，無論是人類社會，還是自然界，都離不開空間這個坐標，萬物都有各自的空間位置，并且都在不斷改變，地理學也有永遠做不完的課題。而能將時間和空間聯系起來認識和研究的，只有處于其中的人。只有人，才能在時間和空間之間進行永恒的探索。葛劍雄說：“這些探索者中，曾經有我的老師譚其驤先生。”

高淵——

悠悠長水匯大海

“如果找不到舞臺，哪里看得到戲劇！”

1911年，譚其驤出生奉天（今沈陽）皇姑屯火車站，當時他父親正擔任站長。次年其父因病去職，全家遷回原籍浙江嘉興。1926年，受進步思潮影響，15歲的譚其驤一心革命，考入由中共主辦的上海大學，并參加共青團，經常跟隨組織上街發傳單、演講。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他帶著手槍隨一位指揮員上前線。“四一二事變”后，上海大學被封，他被國民黨憲兵關押，因查無證據被保釋出獄。千方百計找不到組織，短暫的革命生活被迫畫上了句號。

隨后，他來到暨南大學，先進外文系又轉中文系，最后改學歷史，理由是他覺得自己形象思維能力有限，卻長于邏輯推理，正適合研究歷史。這是改變他一生軌跡的重要決定。就在這一年，譚其驤寫道：

其驤十五以前渾渾噩噩，十六十七獻身革命，十八而至于學，從今而后，矢志不移。

在一些老師看來，譚其驤是一個喜歡“唱反調”、不好教的學生。但在潘光旦和顧頡剛那里，譚其驤這種“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勇氣，反而得到了賞識。1930年，他在潘光旦教授的指導下完成本科畢業論文《中國移民史要》。同年9月，他來到燕京大學研究院，師從顧頡剛。顧頡剛在上課時講到《尚書》中“肇十有二州”應是漢武帝的制度。譚在查閱資料后發現老師說的不對，便在課后向他提出。顧非但肯定了他的意見，還希望他寫成書面。經過兩次往返通信，顧認為解決了一個二千年來沒有解決的問題。他將兩人往來“交鋒”的幾封書信作為講義印發全班，鼓勵同學們效仿。這場師生的往復爭論，不僅解決了重大學術難題，也激發了年輕的譚其驤對歷史地理的極大興趣。

那時，初涉學界的譚其驤就能背出兩千多個漢代的縣名。師友贊嘆他記憶力超群，他卻說自己記性并不好，全因翻爛了兩本書，一本是《漢書·地理志》，另一本是《水經注》，這是學沿革地理必須下的苦功夫。這樣勤勉而又有天賦的譚其驤，很快便在學界聲名鵲起。1932年，因為一次“救急”臨時代課，還未正式畢業的譚其驤便站上了輔仁大學的講臺，在歷史系開設“中國地理沿革史”課。但誰知反響特別好，受到許多學生的歡迎，便這樣一直開了下去，也促使他更為深入地開展沿革地理的研究。

對沿革地理的研究不僅僅是出于學術旨趣，也是救亡圖存的時代使命感。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民族意識空前高漲。“大家都希望有一部《中國通史》出來，好看看我們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樣，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應當歸我們的”。

而立志自然要從根本做起。“歷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臺；如果找不到舞臺，哪里看得到戲劇！”1934年，顧頡剛先生邀他共同創辦了一個專門研究歷史地理的學會，以我國最早一篇系統描述全國自然、人文地理的著作——《禹貢》作為名稱；并決定創辦《禹貢》半月刊，作為學會的機關刊物。學會成立之初，會員就只有顧頡剛和譚其驤兩人，學會所需費用也都是兩人自掏腰包。從浩如煙海的故紙堆中找尋中國政區變遷的痕跡，艱辛程度超出常人想象，但正是他們甘坐“冷板凳”的堅持，有力推動了歷史地理學科的起步。禹貢學會和《禹貢半月刊》匯聚、造就了早期的歷史地理學者，史念海、侯仁之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以后與譚其驤一起為學科奠基。

可是好景不長，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禹貢學會會員星散，不得不停止活動，《禹貢》半月刊也被迫停刊。苦心經營的學科面臨著“夭折”的風險，但在戰亂艱難的歲月里，譚其驤依然治學不輟。1942年起，他在浙江大學史地系開設“中國沿革地理”一課，招入研究生，結合地方特色從事專題研究，還嘗試編繪歷史地圖。1950年，因浙江大學不再恢復歷史系，他應聘到復旦大學擔任教授，之后的42年間都未曾離開。

“這件事完成了，我這一輩子也就不白活了”

從30年代開始，在探索歷史地理學科發展的同時，編繪一部精確詳盡而又合用的地圖集，一直是譚其驤和其同人們的心愿。這不僅僅是當年禹貢學會未竟的事業，在抗戰時期及建國初，譚其驤也編繪、校訂過不少歷史地圖。只是這項工作需要大量財力、物力，也需要大量學者的通力合作，當時的條件難以實現。

一次偶然的機遇為這項工作帶來了轉機——1954年秋，毛澤東與吳晗出席人代會期間在一次談話時說起《資治通鑒》，又談到讀歷史不能沒有一部歷史地圖放在手邊，以便隨時檢查歷史地名的方位。吳晗推薦了清末民初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并建議對“楊圖“重編改繪，以適應時代需要。于是，“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委員會”在京成立，吳晗推薦譚其驤主編。

然而，這項工作并沒有想象中的一帆風順。“楊圖”的底圖是清朝的地圖，和今天實際測量的當代地圖有很大出入，很多需要重新定位。更重要的是，“楊圖”各時代只畫中原王朝的直轄版圖，不包括古代中國的全部疆域和各邊區民族政權，也不包括楊守敬的當代——清朝。“重編改繪”顯然不符合政治原則和時代需要。

“楊圖委員會”決定將目標改為編纂一部全面顯示歷史時期中國的疆域政區變遷和中華各族共同締造歷史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而怎樣確定歷史時期的中國范圍，便成為他們需要慎重考慮的首要問題。經過反復研究討論，并經中央批準，《圖集》確立的原則是：18世紀50年代清朝完成統一之后、19世紀40年代帝國主義入侵以前的中國版圖，是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形成的中國的范圍。

由于《中國歷史地圖集》所要描述的疆域之遼闊、年代之久遠，都是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歷史地圖無法比擬的，工作量相當繁重。地圖上畫的每一點、每一線、每一面，都要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找到證據，或者從并不完整的考古發掘成果中得到證實。由于不少方面缺乏前期成果，不得不從頭做起。加上“文革”中幾年的停頓和錯誤思潮的干擾，原計劃幾年編好的地圖集，不斷推延反復，持續了將近30年。

多年來，譚其驤除了外出開會與活動外，就是工作。通宵達旦是難免的，一位住在他家附近的教師說：

我是早起的，譚先生是晚睡的，有時我起來了，他還沒有睡。

期間，各種政治運動也沒有放過他。1958年，全社會都在搞大躍進，編制地圖也沒有幸免，這干擾了原本正常的計劃和節奏。“文革”開始后，當時“楊圖委員會”的全部成員都遭受迫害，編圖工作一度完全停頓。但譚其驤仍然盡力維護著自己以歷史事實為依據的學術主張，在恢復工作后忍辱負重，以常人難以想像的毅力堅持工作。

30多年來，譚其驤為《圖集》傾注了一生中作為學者最寶貴的時光。承擔集體項目的時間里，他的個人論著寥寥無幾，這種“集體永遠先于個人”的奉獻精神，在學術界早已成為一段佳話。著名中國近代史和中共黨史研究專家、曾聽過譚其驤講課的金沖及回憶：

先生一生最大的歷史性功績，當然是主編并出版八卷本《中國歷史地圖集》。······但“文革”期間這部《地圖集》出版時，書上沒有一處提到先生的名字。我當時曾很有感慨地想：如果先生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個人的研究工作上，那不知可以寫出多少論文和專著來。但先生全不在意。直到“文革”結束后，《地圖集》經過修訂重新出版，才署明是由先生主編的。

1982年，一項新的更為艱巨的任務《中國國家歷史地圖集》又擺在譚其驤的面前。不少友人勸他不要承擔這樣大的集體項目，把時間留給來不及寫的文章。但他還是毅然受命，因為編繪出一本足以反映我國歷史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世界第一流的巨型地圖集是他一生的最終追求，“這件事情完成了，我這一輩子也就不白活了。”

“他將歷史地理從傳統沿革地理發展成

一門現代學科”

如今，《中國歷史地圖集》已經成為一本歷史地理研究學者必備的工具書。在北京大學教授唐曉峰看來：

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完成了許久以來關于編纂古今對照地圖的愿望，是一個劃時代的巨大成果。作為一套具有科學性的基本底圖，可以在它的基礎上展開各類歷史地理問題的研究，任何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的人都離不開它。

但譚其驤留給歷史地理學科的遠不止一本地圖集，他還為歷史地理學科打造了一支隊伍。“現在活到75歲以上的歷史地理工作者都參加過《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都是當時培養出來的。”復旦大學教授、當年也參與地圖編纂工作的鄒逸麟坦言，開始參加編圖的五人中，就他一人從未接觸過歷史地理，能否勝任這項工作，心里沒有底。“回到上海后，我試探著問譚先生如何展開工作。他卻和藹地對我說‘先別急。你先根據那本《大清一統志》，試著來編制政區地名表’。在他手把手的指導下，我逐漸進入了沿革地理學的大門。”

這項合全學科之力完成的編撰工作，對學科本身的發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歷史上的沿革地理圖沒有邊疆地區，為了填補這塊空白，譚其驤把全國研究邊疆史的學者全部集結了起來；再比如，繪制地圖的過程涉及到了許多自然地理要素如海陸變遷和水道變遷，這就把沿革地理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到了自然地理。有了這樣的需求，北京大學、陜西師范大學、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武漢大學······國內一批研究歷史地理的學科點陸續建成。在譚其驤的主持下，1959年，經教育部批準，復旦大學歷史系成立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室。1982年6月，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成立。1999年，教育部首批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

歷史地理學向來有經世致用、服務社會的傳統。在這一方面，譚其驤更可謂是“開風氣者”。他的研究絕不僅僅沉潛于書齋，也燭照當下的現實。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就認為，以疆域、政區、民族等方面為主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完成，在國家統一、領土完整、民族融合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上世紀50年代后，譚先生又身體力行地進行歷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考察，對黃河、海河、長江中游水系、上海地區海陸變遷等進行研究，如著名的《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長期安流的局面》一文。這些工作雖然是在“復原”歷史，但也通過解釋其所以然，關乎今天的生態環境保護、防災抗災、城市規劃等諸多領域，對國計民生具有重要意義。

從沿革地理到自然地理這一研究視角的轉變，也讓譚其驤對歷史地理學這門新學科的理論性質和研究方法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在60年代的課堂上他就指出：

歷史地理學不同于沿革地理······沿革地理一般只采用傳統的考據方法，而歷史地理學不僅僅靠文獻資料，而且要進行實地考察和科學實驗，利用新技術作為研究手段。沿革地理只滿足于描述地理現象的變化，而歷史地理學要進而研究這些變化的原因和規律。

今天，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研制的“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達到世界一流水平，也應證了他當年的真知灼見。

通過數十年孜孜不倦的求索，他將歷史地理從傳統沿革地理發展成一門現代學科，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科學化、體系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使更多人看到了這門新興學科的深厚潛力和輝煌前途。可以說，在譚先生和其同人們的努力下，歷史地理學發展到今天，迎來了一個最好的時代。

“學術之趨向可變，求是之精神不可變”

“譚先生的學術道路和歷史地理這門學科的發展，與國家近百年來的變化密切相關，特別是新中國的成立為譚先生及其同人們的學術研究開創了條件。他是幸運的，一生遇到了很多機遇；但另一方面，這跟他個人在治學上的努力、奉獻，甚至達到信仰的程度，是分不開的。”葛劍雄這樣說。

周振鶴和葛劍雄是譚其驤培養出來的新中國第一批文科博士。在學生們的眼中，譚先生令人尊敬的不僅僅有他的學術傳承，還有他的為人和性格。同他的老師顧頡剛一樣，譚其驤也認為，“真（理）出于爭（論）”，學生應該超過自己。每次聽到學生們與他不同的意見，或對他的論著提出批評，總是加以鼓勵。他說：“你們更應該超過我，要不，學術怎么能進步？”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許多學生都深受感染，并在潛移默化中傳承了下來。

葛劍雄回憶起這樣一件往事，“研究生期間我曾發現一個內部刊物上關于歷史大辭典條目‘北京’信息不完整，譚先生鼓勵我寫下來，后來還在雜志上刊登出了我們的通信和我所做的補充。那時候我才知道，那個條目正是譚先生寫的，但他沒有因此而回避，還告訴我，個人的學問是有限的，鼓勵我的做法，我當時很受感動。”

譚其驤還說，“學術之趨向可變，求是之精神不可變”。做學問時，小心求證，非有十分把握不發議論，非有十分證據不寫文章，這是他一貫的風格。但也正因為這樣，譚其驤寫文章極慢，拖稿也是常事。

早年與顧頡剛合編《禹貢》時，就因為太注重稿件的質量而不得不延期，經常讓顧頡剛急得“上火”。后來，顧頡剛希望譚其驤寫一部《中國地理沿革史》，認為譚已講了幾年沿革地理，有現成的講稿，借此成書應該不難。但譚覺得“文章千古事，沒有獨到的見解，不能發前人所未發，寫它干什么？”，最后始終未能寫成。類似的事情還有，1980年他作了中國七大古都的報告后，《歷史教學問題》向他約稿。大家都以為只要將記錄整理出來，請他改定即可。但是上篇刊出后，他遲遲不改出中篇來，急得一位編輯天天去他家里催，最后中篇被催了出來，下篇始終沒有寫。

但也正是有了像譚其驤這樣篤真的“為人師者”，歷史地理學科才有了堅實的基礎。在許多學者看來，譚的文章雖然不多，但選題重要，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些文章也基本勾勒出了日后學科發展的脈絡，是學術史上繞不開的經典之作。

“鍥而不舍，終身以之”，先生的這句座右銘不僅僅是他學術人生的真實寫照，也寄予著他對后輩學者們的殷切期望。他臨終時牽掛的《中國國家歷史地圖集》至今還未編完，歷史地理學科的發展也需要不斷探索，等待著一代又一代學人通過薪火相傳，以“求是之精神不可變”的信仰，在這條道路上開疆擴土。

“他不是滔滔江河，但始終流淌著，就像那長年的流水，滋潤大地。”正如葛劍雄在譚其驤傳記《悠悠長水》中寫道，“他的名字已經與中國歷史地理學這門學科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任何一個想學習或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的人，都將離不開他的著作，都將是他的貢獻的受益者。”

作者：陳瑜

來源：《文匯報》2019年11月17日

論苑·大師

選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組

編輯：耿曈

微信掃碼加入

中國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掃碼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歡迎來稿！歡迎交流！

轉載請注明來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