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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中醫也有“獨門絕學”
那是在2010年秋天,劉劍鋒接到老家一位程姓朋友的電話,請他到北京香山的杏林苑來一趟,以幫忙鑒定一下他們所找的民間中醫的水平。
原來,這位肥胖的程先生身患嚴重的腰椎間盤突出,不能坐立已經4月有余,臥床也需要兩人攙扶。在當地省中醫院醫治無效又分別轉診到北京的兩大醫院,均效果不佳。無奈之下,程先生抱著試試看的態度經人介紹找到一位民間老中醫。雖然決定試試,但程先生對該中醫的“能耐”還是半信半疑。所以,把同為中醫的劉劍鋒找來驗證一下,該民間中醫究竟是有“獨門絕學”還是江湖騙子。
其實,這位杜姓老中醫是一位部隊退休干部,行醫并不是他的主要工作。只是年輕時他曾經跟隨一位民間中醫學習過系統的中醫手法治療,在治療頸椎病、腰椎間盤突出等方面效果顯著,他還因此做過第四軍醫大學的工農兵學員。
作為中國中醫科學院的干部特需門診專家,劉劍鋒行醫多年對中醫的各種療法也大都有所耳聞。不過杜老為程先生施行的手法按摩治療,他以前從未見過。半小時后,程先生自我感覺良好,要求站起來試試,無礙。于是跟大家同坐一桌吃飯,飯后又散步一小時,也沒問題。又經兩次鞏固之后,程先生的病癥已經基本痊愈。杜老告訴劉劍鋒,如果骨頭沒有損傷,像程先生之類的疾病三次手法治療就能基本痊愈。
感嘆于杜老手法治療的神奇,20幾天后,劉劍鋒與杜老相約,帶幾位腰椎間盤突出的病人前往杜老家請他會診。約定的時間是下午五點半,結果5點鐘趕到杜老家的小區時,從杜老老伴的電話中得知,杜老已于半小時前突發心梗去世。
多項中醫技術和手法瀕臨失傳
杜老的離世,讓劉劍鋒很受打擊。杜老師承民間中醫,他沒有專業行醫,也沒有將自己的醫術傳于后人,他的離去,就代表著又一種中國民間中醫技術的消失。這種損失,是整個國家的。
更讓劉劍鋒焦慮的是,這種悲劇,每年都在重復上演。劉劍鋒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國中醫科學院醫史文獻所民間傳統醫藥研究室主任,因而挖掘并保護民間中醫,也是他行醫20余年來一直在專注的事情。對劉劍鋒而言,對民間傳統醫藥尤其是傳統中醫的挖掘和保護已經到了“時不我待”的地步。
“民間中醫藥是中醫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中醫藥產生和發展的源頭。比如我們熟知且在國際上認可度較高用于治療白血病的青蒿素、三氧化二砷中醫藥,以及云南白藥、片仔癀、三九維泰等中醫藥均出自于民間。但近些年由于保護不善,中醫藥的特色診療技術、方法都瀕臨著失傳。”劉劍鋒遺憾地向記者表示。
“中醫藥源自民間,中醫藥的許多理論和知識是在民間積累起來的,然后才從民間逐步走向殿堂、走向課堂、走向院所。所以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盡快到民間去搜集這些即將失傳的民間醫藥知識和技術,然后加以總結和利用。”劉劍鋒如此呼吁。其實,不只是劉劍鋒持有這樣的觀點。2012年11月,國家中醫藥局局長王國強在中國醫史文獻所成立30周年大會上也曾指出,一定要重視民間醫藥的調查研究、搶救挖掘。不要因為我們穿上皮鞋就忘記穿草鞋的了,別忘了我們也是穿著草鞋走過來的。
“但是目前我們對民間中醫及其知識、文獻的整理、篩選做得遠遠不夠。”據劉劍鋒介紹,新中國剛成立時,我國居民每萬人擁有6名中醫師,而現在這個數據縮小了一半,變為了3/10000。“這固然和增加了不少西醫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其實是由于國家層面對中醫西化的管理,這其中又以1999年開始實施的執業醫師法為拐點。”
執業醫師法的實施成為拐點,是因為在我國,民間中醫師幾乎無外乎依靠師承、家傳、自學(包括久病成醫)這幾種途徑。不管是哪種途徑,沒有經過系統的醫學院教育的民間中醫們,要通過標準化的執業醫師資格考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而沒有執業醫師證書的中醫們要繼續行醫,就是非法行醫,一大批民間中醫師因而陷入繼續發展的絕境。
“需要說明的是,指出執業醫師法的實施給民間中醫發展帶來的困境,并不是否認國家的執業醫師制度,而是希望國家在政策層面能對民間中醫做適度的傾斜,根據中國中醫師的實際發展狀況制定一些可以操作的執業標準。畢竟,歷史上千百年的時間都是這些民間中醫在守護著中國人的健康。”劉劍鋒如此建議。多年來他也一直如此呼吁,并獲得了國家層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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