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上半年,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大規模軍事進攻,紅一方面軍在朱德、周恩來指揮下,依托蘇區有利條件,調整作戰思路,連續在黃陂、草臺崗地區重創國民黨軍主力,打破此次“圍剿”。整場作戰沒有夸張的戰術渲染,更多是戰場形勢變化與部隊機動、攻防的真實推進,過程緊湊且充滿變數。
1933年1月,蔣介石抵達南昌,親自兼任贛粵閩邊區“剿共”總司令,調集約30多個師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實施第四次“圍剿”。其中以陳誠指揮的中路軍12個師為核心主力,采取分進合擊戰術,企圖將紅一方面軍圍殲于黎川、建寧一帶。左路軍由蔡廷鍇指揮,右路軍由余漢謀指揮,負責配合堵截,防止紅軍向外突圍。此時蘇區內部存在不同作戰意見,后方機構要求紅軍主動進攻國民黨軍設防堅固的城鎮,而前線指揮員更傾向于依托山地,在運動中尋找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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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上旬,紅一方面軍遵照指令向贛江以東的南豐推進。南豐是國民黨軍在撫河一線的重要據點,由陶峙岳部第8師5個團駐守,城防工事完備。2月12日,紅軍發起進攻,激戰一夜,部隊傷亡數百人,紅3軍團第3師師長彭鰲在戰斗中陣亡。前線指揮員觀察到,國民黨軍增援部隊正從多個方向逼近,若繼續強攻,紅軍將陷入三面被圍的被動局面。朱德、周恩來當即決定,停止強攻,改以一部兵力佯攻南豐,主力秘密撤離,向蘇區內部的東韶、洛口地區轉移,隱蔽待機。
為進一步調動敵軍,紅軍以紅11軍向黎川方向佯動,制造主力東撤的假象。陳誠果然被迷惑,判斷紅軍主力準備退往黎川,隨即命令中路軍分路追擊。其中第1縱隊52師、59師由樂安出發,向黃陂方向前進,兩師之間隔著摩羅嶂大山,行進路線分散,與后續部隊拉開距離,態勢孤立。這一間隙被紅軍前線指揮部抓住,一場大規模伏擊戰就此展開。
2月27日,黃陂山區大霧彌漫,山路崎嶇。52師沿登仙橋、大龍坪向黃陂開進,完全沒有察覺埋伏。上午,紅軍左翼隊紅1、紅3軍團等部突然從兩側山地發起攻擊,敵軍隊形被切割,指揮系統迅速混亂。激戰至當日傍晚,52師全軍被殲,師長李明重傷被俘后身亡。幾乎同時,紅軍右翼隊在霍源一帶對59師實施包圍,敵軍倉促占領陣地頑抗,卻無法突破紅軍封鎖。28日,59師大部被殲,師長陳時驥在突圍中被俘。黃陂一戰,紅軍殲滅國民黨軍兩個整師,繳獲大量武器彈藥,中路軍實力遭到嚴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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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陂戰敗后,陳誠調整部署,放棄分進合擊,改為中間突破,將6個師編為前后兩個縱隊,交替掩護,向廣昌方向推進,試圖尋找紅軍主力決戰。為迷惑敵軍,紅軍繼續以紅11軍吸引敵前縱隊加速前進,使前、后縱隊之間拉開近百里距離。3月20日,敵后縱隊第11師進至草臺崗、徐莊一線,第9師一部跟進,位置突出,與前縱隊脫節。紅軍當即決定,集中主力圍殲這路敵軍。
3月21日拂曉,紅軍向草臺崗地區發起總攻。紅1、紅3軍團和紅5軍團等部分路突擊,突破敵軍前沿陣地。第11師是陳誠嫡系主力,裝備較好,抵抗頑強,雙方在山地間反復爭奪。戰斗持續至傍晚,第11師被基本殲滅,殘部潰散,第9師亦遭到重創。草臺崗戰斗結束后,國民黨軍中路軍損失慘重,各路部隊不敢繼續深入蘇區,紛紛后撤轉入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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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月下旬,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基本被打破。此役,紅一方面軍連續作戰,殲滅國民黨軍3個精銳師,俘虜萬余人,繳獲步槍萬余支、火炮數十門,有效補充了部隊裝備。作戰全程,紅軍沒有固守城鎮硬拼消耗,而是依據戰場實際,及時轉變打法,以隱蔽機動制造戰機,在山地環境下完成大兵團伏擊,是一次典型的運動戰作戰。
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鞏固了中央蘇區區域,擴大了紅軍影響。但同時,蘇區內部的作戰指導思路仍存在分歧,后方機構堅持的進攻策略,并未因此次勝利而改變,這也為后續反“圍剿”作戰埋下了隱患。整場作戰的成敗,完全取決于前線指揮員對戰場形勢的準確判斷、對部隊機動的精準控制,以及蘇區群眾對消息的封鎖、對后勤的支援,是多種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沒有夸大的成分,只有戰場上最真實的攻防與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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