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智 | 連接經驗與理論：國內教學15年的回顧、總結與進一步思考

來源 | 雅理讀書

作者 | 黃宗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

連接經驗與理論：

國內教學15年的回顧、總結與進一步思考

文 | 黃宗智

我們研究一個課題，一方面要搜集并精確掌握相關經驗材料，盡可能是新鮮的資料，另一方面，要精確掌握現(xiàn)有相關理論。在這個研究過程中，主要問題是：現(xiàn)有理論的概括或預期對我們理解自己搜集的經驗證據有什么樣的幫助，有什么樣的不足或偏頗？更符合經驗實際的、更有洞見的是什么樣的概括？這兩個問題是我一輩子學術生涯探討的核心，也是我在國內15年教學所突出的要點。

我提倡的研究方法是將現(xiàn)有理論當作問題而不是答案，在經驗研究中特別聚焦于現(xiàn)有理論間的交鋒點或理論與經驗間的不相符之處，通過自己新的探索來與現(xiàn)有理論對話而形成自己的論點，根據新經驗證據來對現(xiàn)有理論做出取舍、對話、重構、創(chuàng)新，來形成對經驗證據的更恰當?shù)母爬ǎ璐藖硗七M我們的認識。其中關鍵在有說服力地連接理論與經驗。這不是簡單地為了構建理論，也不是簡單地為了堆積新的經驗知識，而是為了形成緊密連接經驗與理論來最好地逼近真實，最好地解決實際問題。這是我在國內這15年的教學所試圖傳達給青年學子的學術理念和方法。

“社會、經濟與法律：歷史與理論”是我按照以上的思路特地為國內研究生設計的一門課程，2005年以來每年都在中國人民大學開課，面向全國招生，由我自己每年精選10到20名學生。課程已經開設了12屆，一開始是全年的課程，逐步濃縮到如今的7堂課。

課程從基本專著的閱讀開始。這是因為，優(yōu)秀的專著一般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展示以上總結的方法，即與現(xiàn)有理論的對話，形成既帶有強有力的概括又具有扎實的經驗證據。那樣的專著是組成現(xiàn)有各個學術領域的基本磚石。一個領域的專業(yè)化和成熟程度要看它的專著。要進入一個領域，要對其具備發(fā)言權，精確掌握其優(yōu)秀的專著是最基本的條件。我的課程是從鍛煉學生怎樣去精確掌握專著出發(fā)的，當然也是一種鍛煉學生未來寫作專著的基本功。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們一般剛讀完一本書之后，對其的記憶是比較精準的，但幾個月之后便會越來越模糊，幾年之后，也許除了書的大致好壞之外，根本就不記得其具體論點，更不用說其主要經驗證據和據此得出的論析了。那樣的話，無論是教學還是在寫作中，需要引用的話，還要回去重看。我因此特別強調，應該在自己剛看完一本書之后便寫出對自己有用的精確的總結，以便日后寫作和教學之用。我自己30歲開始采用這個方法，當時用的是5乘7寸的卡片，每本書幾張到十幾張。在自己1990年代開始使用電腦之前，積累了六個容納1000張卡片的紙箱。使用電腦之后，當然更便利了，每本書按照作者名字輸入。那是自己長期積累的一種學術財富。要求學生們這樣做，是要讓他們養(yǎng)成相似的習慣。（至于原創(chuàng)性專著的寫作，我的經驗是，經驗證據搜集到2000張卡片時，那本書便可以寫了。）

經過三周的專著閱讀之后，我們便進入理論閱讀，聚焦于如今學術界影響最大的四大理論流派的代表性著作，包括新自由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實質主義理論和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這是為了協(xié)助學生們進入理論學習，強調的是借助各家各派的不同理論來加強自己對理論的認識和自己的概括能力，要求達到能夠借助不同理論來培養(yǎng)自己概括的能力，也是為了培養(yǎng)自己選擇帶有重要理論含義的研究題目的能力，并加強自己通過與其對話來拓寬自己的視野并提高自己概括的能力。總的目的是學習借助不同理論來形成對自己所聚集的經驗證據的恰當有力的概括，為的是形成有說服力、基于扎實經驗證據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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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習慣的培養(yǎng)和訓練

（一）閱讀和寫作優(yōu)良專著的習慣

如上所述，課程的一個基本目標是協(xié)助學生們開始養(yǎng)成系統(tǒng)閱讀每個專業(yè)領域中的最突出和主要的專著的習慣。在閱讀筆記中首先要關注好的專著的結構：每一本有說服力的專著都會具備一個清晰的中心論點以及有說服力的經驗證據。閱讀一本專著的關鍵在于掌握其中心論點，包括主要的次級論點，以及支撐那些論點的關鍵經驗證據。精確掌握之后才談得上對其做出有根據的判斷：它將你說服了沒有？每一個成熟的專業(yè)領域都會具備數(shù)十本這種奠基性的，本領域必須掌握的專著。這樣才說得上是該專業(yè)領域的基本知識和認識，當然也包括其主要分歧。這是要達到具備某一專業(yè)領域的發(fā)言權的基本條件。

回顧這15年來在國內開課的經驗，應該可以說，絕大部分研究生都樂意接受養(yǎng)成系統(tǒng)閱讀的習慣，并都能夠在三四星期內便達到課程要求的基本標準。這無疑對他們長期的專業(yè)知識積累和寫作會有很大的幫助，一定程度上也會使他們學習到好的專著的基本結構和寫法。

根據我的經驗，在學生們的這個學習過程中，最難學會的是兩種不容易傳授的能力。一是求真決心。有的學生似乎生來便具有這樣的能力和意志，讀了經驗證據及其概括便很自然會做出有沒有說服力的判斷。但這是少數(shù)。大多數(shù)更傾向以下幾種情況：最普遍的也許是，憑借所謂的“觀點”來給一本書做出總結和判斷，基本不顧經驗證據，不會做出有沒有說服力的判斷，而是僅憑借“觀點”是否符合自己現(xiàn)有的偏向來認識、理解、評價一本書。總體來說，這個癥狀患得最嚴重的是社會科學的學生，許多比較偏重理論和觀點，不顧其經驗證據。歷史學的學生則好一些，可能會更重視經驗論證，但是，不少史學學生，由于缺乏精確掌握概念的訓練，因而不能表達清楚一本專著的核心論點，或不能掌握其不同概括之間的關聯(lián)，也不能抓住其與現(xiàn)存不同理論體系之間的異同。

學術研究的關鍵當然不僅僅在經驗的碎片化敘述，而是在其論點是否緊密連接經驗證據，因為這是一本書有沒有說服力的關鍵。它需要借助強有力的論點來概括經驗，同時，需要可靠扎實的經驗證據來支撐論點。這不是兩者任何單一方的問題，而是兩者緊密結合的問題。那樣的結合是個更高層次的能力和要求，一般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長期的研究實踐來認識、理解、掌握和應用。這些當然不是簡單幾個星期的集中投入所能夠解決的問題，最終要看研究者本人的求真意志有多強烈，也要看其連接經驗和概括的能力。這是個需要長期鍛煉和培養(yǎng)的本事，一定程度上要靠一名學生的天賦。它也許是學者們一生中至為關鍵的因素，不是一門課程幾周之內所能傳授的，要日久堅持才能見功夫。

（二）專著傳統(tǒng)與中國學術

這里要連帶說明，中國目前有許多領域還沒有能夠形成有分量的專著寫作的傳統(tǒng)。它的基礎首先是博士學位和博士論文的制度，在西方被廣泛采納于19、20世紀，如今已成為幾乎所有專業(yè)領域的普遍制度。所謂的博士論文要求的核心是具有專著規(guī)模的學位論文，要求其具備原創(chuàng)性的研究。這樣的學術背景已經普遍被設定為大學教員的必備條件。而教授們要拿到終身權（即所謂的tenure，即不可被解雇的權利，其目的在保護學術的自由和獨立），最基本的要求便是一本有分量的專著。與此搭配的是，研究生的培養(yǎng)和訓練制度，一般都是從專著閱讀入手。史學學科的課程基本分兩大類：一是由教授來帶領研究生們閱讀本領域最重要的專著，稱“閱讀課”（readingcourse）；一是“寫作課”（writingseminar），由教授指導學生使用一手資料來做出原創(chuàng)性的文章，為博士論文和其后的專著奠定基礎。如此，從博士課程和論文寫作，到出版專著和拿到大學教學職位，到培訓研究生，成為每個專業(yè)領域的一個相互支撐和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體系。其中的核心是有分量、有深度、有創(chuàng)新價值的專著。在美國，一般博士論文要投入一兩年來搜集材料和閱讀檔案或做實地調查，加上一兩年的寫作，之后再加上三四年的修改補充，才會形成一本專著，而成名學者則一般會花上約五年的時間來完成一本專著。

中國目前的情況與此既相似也有一定的不同；它帶有深層的制度性矛盾。一方面是博士論文學位制度的全盤采用，但另一方面則是關于量化學術評估管理體系的要求：其重點不在專著而在論文，特別是所謂核心刊物發(fā)表的論文，最好是在國際SSCI刊物上發(fā)表的論文。其量化數(shù)據首先直接與撥給各個高校的經費掛鉤，因此也成為各個高等院校聘請教員和評職稱所主要關注的條件。一定程度上，它妨礙了青年學子集中于有分量的專著的寫作，更多偏重短篇論文的寫作。部分由于此，中國許多領域都久久未能形成本領域所普遍認可的專著閱讀書單。如果有那樣的讀書單的話，實際上要么多主要以引進和翻譯的外國著作來組成，要么僅是教科書型的全而不專，缺乏深度的研究。總體來說，本土生產的典范性專著還比較有限，就連中國研究方面也如此。這是個亟需改革的制度化環(huán)境，亟需大力鼓勵、推動能夠成為下一代學術人員必讀的有分量、有深度的專著的寫作和積累。

我個人有感于此，于是先在2016年創(chuàng)建了青年學子研究資助獎，目的是鼓勵青年學子做檔案和實地調查等第一手的經驗研究。今年（2019年）春季則設立了“實踐社會科學青年學者最佳專著獎”，由一個選自全國的13位成名學者（名單公開）的推薦委員會來推薦參加比賽的專著，再由一個名單保密的遴選委員會來系統(tǒng)閱讀、打分，而后開會討論來評定出第一屆得獎的書。為的是要鼓勵有分量、有深度的專著的寫作，試圖在偏重短篇論文的大環(huán)境中，積極鼓勵青年學者創(chuàng)作專著。本屆我們最終選定了三本書，然后由我自己代表我們遴選委員會寫了一篇較詳細的文章來向大家說明我們?yōu)槭裁磿x上這三本書。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我自己，也因為我夫人白凱，在我們的學術生涯經驗中，曾經受惠于這樣的獎勵，形成我們學術生涯的一個重要動力。（專著獎的資源的來源沒有什么秘密，是來自我們在國內所買的房子的十年之中的增值。）大家可以在我們的歷史與社會高等研究所網站上看到關于第一屆的最佳專著獎的公告和對每本書的評論。至于“實踐社會科學”這個名詞的含義則在本文的下一部分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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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入門

課程的第二部分是理論入門。首先，我這里指的是學術理論，不是被意識形態(tài)化的理論。我們之所以必須學習理論是因為，對學術來說，它是一種“核武器”——你要不受它擺布便必須掌握它。有了理論概括，才有可能做出真正有說服力的學術。即便是極其嚴謹和強有力的經驗證據，僅憑其堆積，是不會有強大說服力的，必須要有適當?shù)母爬ú艜姓嬲恼f服力。這是專著與參考書籍或教科書的基本不同。后者只能告訴我們一些基本知識，但無法澄清其所包含的理論含義。空洞的理論則只會給人空洞的感受，有清晰的、概括的經驗證據積累才能夠影響人們的知識和人們對知識的理解。這是其一。

其二，我們要認識到，世界上沒有能夠跨越時空，放之四海皆準的普適理論。大部分的現(xiàn)有理論都會試圖盡可能地將自身普適化，但實際上，他們都有一定的時空局限，原先是基于某種經驗的抽象化，理論化，常常更是理想化（“理想類型化”）。我教學中發(fā)現(xiàn)，有的學生是想要追求某種絕對化的理論而來上課的，但我的課程堅持的卻是理論必須結合其經驗依據和歷史情境來認識和理解。它會有可取的一面，但肯定也會有其局限的一面。我們需要認識到的不僅是現(xiàn)有理論的威力，還有其局限。那樣，才可能創(chuàng)建出符合實際的新概括、新理論。也就是說，我們的目的是要將現(xiàn)有理論當作問題，而不是答案。

（一）中國相對現(xiàn)有理論的悖論性

對中國的經驗、中國的研究來說，此點應該特別明顯。中國無論是其古代歷史還是現(xiàn)代歷史，都與西方十分不同，而現(xiàn)有理論差不多都是來自西方及其經驗的理論。譬如，中國早就形成高人口密度的小農經濟，和西方的相對地廣人稀的前現(xiàn)代農業(yè)十分不同。此點關聯(lián)到中國現(xiàn)代化途徑的不同。如今，中國雖然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的工業(yè)經濟體，但其主要的農業(yè)經營方式仍然是勞均才約10畝地的小農家庭農場，戶均才約15畝，與美國的戶均2700畝的企業(yè)化農業(yè)十分不同，當然也和一個幾乎完全以資本主義企業(yè)為主要經濟單位的經濟體十分不同。又譬如，英國和美國的古典自由主義，以及由其延伸而來的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如今乃是全球政治經濟理論的主流，一貫強調市場的“看不見的手”所起的關鍵作用，一貫強調要使國家“干預”市場最小化，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的不可或缺的關鍵條件。這樣的觀點明顯不符合中國的現(xiàn)代化經驗實際：其中，國家能力的建設是中國現(xiàn)代化中的一個主要因素。在中國近幾十年的快速發(fā)展經驗中，國家無疑起到至為關鍵的作用。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即便是英國和其他西歐國家，其實國家在資本主義早期起到遠比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所建構的模式要重大得多的作用。

筆者曾經撰寫一系列的文章來論證，從英美（西方主流）理論視角來看待的話，中國實際歷史經驗幾乎都是“悖論”的。即，呈現(xiàn)一系列西方理論所認為是不可并存的矛盾現(xiàn)象。譬如：國家干預下的經濟發(fā)展；沒有鄉(xiāng)村同步發(fā)展的城市經濟發(fā)展；勞動密集型，或勞動和資本雙密集型的，而不是簡單的資本密集型機械化的現(xiàn)代農業(yè)發(fā)展。又譬如，中國法律體系的傳統(tǒng)主要是實質主義——即以道德理念為主導的——類型的理性法律體系，而不是形式主義——即形式化邏輯主導類型的理性法律體系等。我四十多歲的時候常對研究生們說：“要認識中國的歷史實際和變遷，關鍵的第一步是認識到中國經驗之相對現(xiàn)有社會科學理論的悖論性。”也就是說，要理解中國，必須擺脫盲從西方的現(xiàn)有理論，必須構建更加符合中國實際的理論概括。

問題是，具體怎樣來做，怎樣才能看到中國的悖論性，怎樣才能構建符合中國實際的理論概括？

（二）綜合四大理論和借助其相互間的批評

第一步當然是要掌握西方的基本社科理論，因為它目前在全球占據壟斷地位。我認為，目前西方影響最大的是四大理論體系：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實質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要進入學術理論，我們必須掌握以上四大流派的基本思路。這是基礎功，是鍛煉、培養(yǎng)自己掌握概念的能力的必備條件。我們可以將其視作腦筋里和經驗知識積累不同的一塊肌肉，要常用、常鍛煉才會有力。

同時，不可局限于任何單一派的理論，必須同時掌握四大理論流派。這也是我課程從第四到第七星期的內容，分別是閱讀、討論、分析上列四大理論的優(yōu)點和弱點，洞見和偏頗。這是因為，除了今天的主流英美自由主義理論之外，其他各大流派幾乎都是對主流自由主義的反應、反思。這些另類理論如今都具有深厚的歷史積累和傳統(tǒng)。我們需要借助他們來認識、反思每一流派，這也是基礎功的鍛煉。這里再次重申，理論不是答案，更多應該是問題。習慣如此對待理論才會養(yǎng)成有力的思考的能力。

更進一步是連接概念和經驗的能力，同樣需要長期的使用才會達到一定的功力。我們要求的是，通過這樣的連接和判斷來決定對理論概念的取舍和使用，最終目的是在這樣的過程中，鍛煉出構建新的、強有力的理論概念的能力。

對理論閱讀的讀書筆記的要求是和課程前三周的要求一致的。第一要求是精確掌握，擰出其核心概念，梳理其主要次級概念。我們先要精確清晰地掌握它們，才有可能做出對他們的取舍的決定和有見解的批評。有的理論著作帶有類似于專著的經驗支撐（譬如，恰亞諾夫的實質主義小農經濟理論便如此），我們可以對其經驗證據做出判斷。大多數(shù)的理論則沒有類似或同等的經驗支撐，那樣的話，我常鼓勵學生們根據自己更熟悉的中國經驗來對其作出判斷和取舍。

此外，特別能夠協(xié)助我們掌握和判斷理論的是，與其敵對的理論傳統(tǒng)，譬如：馬克思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實質主義理論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后現(xiàn)代主義對自由主義及其明顯的現(xiàn)代主義的批評。同時，也包括實質主義對不僅是自由主義，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以及后現(xiàn)代主義對不僅是自由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的批評，也是其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

這樣的閱讀和討論要求不僅要精確掌握基本理論，還要將其問題化。這當然比簡單掌握任何單一流派的理論要難。但是，對我們更高一層次的要求會有很大的幫助。四大流派中的后面三派都是“另類”或“在野”的理論，都具有深厚和長期的批判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對他們的掌握會為我們打開更加寬闊的理論視野。它們能夠協(xié)助我們從入門性的理論學習進入到高一層次的理論判斷，進而進入更高一層次的新理論概念和體系的構建。最好的研究問題常是不同理論流派的交鋒點，因為它們幾乎必定會涉及比單一理論所生成的更重要、更為基本性的問題，會比簡單從任何一流派的次級、三級論點出發(fā)來為其搜尋經驗依據要高明得多、重要得多。

（三）筆者自身學習理論的過程

以我自己的理論學習經驗為例。我在35歲之前基本沒有接觸過理論。這是因為，我的導師蕭公權先生和華盛頓大學當年的漢學家和史學家們基本都無顧社科理論，強調的都主要是文本的閱讀和新鮮經驗資料的搜集和掌握。我在35歲之后方才認識到理論對歷史和社會科學研究的不可或缺，方才發(fā)現(xiàn)了其無窮的威力，其后方才系統(tǒng)學習、閱讀理論，逐步認識到其魅人和誤人的兩個不同方面。

在座的學生應該大都比我更早接觸過理論。如果沒有接觸過理論的話，千萬不要因此泄氣，因為在許多方面，比較成熟的經驗判斷能力其實是真正理解理論不可或缺的能力。缺乏這樣的能力，就很可能會被理論誤導，陷入脫離求真的理論學習，陷入炫耀或以某一種理論或其方法為最終答案或學術捷徑的錯誤。在我接觸到的學生之中，便有不少這樣的例子。要真做到能夠在理論方面創(chuàng)新，用之于闡明新的經驗證據，用之于不知不覺之中，而不是陷入僅僅用經驗的拼湊來支撐某種時髦或意識形態(tài)化“理論”的陷阱中，做到創(chuàng)建新的理論概括的境界，是個永無止境的過程。也可以說，要達到能夠真正使用“九陽真經”的內力，或“乾坤大挪移”神功于招數(shù)之中，不是一個可以一蹴而就的境界。這里的另一個關鍵是自己的求真意志和經驗判斷的能力。

今天回顧，我自己較晚接觸理論，而且又是在伴隨特別詳細的經驗資料的整理和分析過程中而進入理論學習的，乃是一種巧合，也是一種運氣。這是因為，我的理論學習和探索一直都是在解決經驗證據提出的問題的指引下進行的，這就使我避免了盲從理論的錯誤道路，不會僅以某一理論來主宰自己的研究，更不會將任何理論當作給定真理，憑借其次級的認識來主導自己的研究。也就是說，不會將理論當作給定答案，而是將其當作問題。

另外，不瞞大家說，我一輩子至為關鍵的學術動力是內心至為深層的矛盾。這個矛盾首先體現(xiàn)于自己作為一個雙重文化人——在感情和理智方面都面對中西文化的深層矛盾。那樣的矛盾更具體體現(xiàn)于父母親之間的矛盾：父親是辛亥年庚子賠款出國留學的學生，該年全國排名第一，是哥倫比亞大學1918年的經濟學博士，代表的是美國的學術、文化和價值觀；而母親則是耕讀世家的閨秀，舊學問根底不錯，寫得一手好字（父親的重要信件都是由他自己起稿，然后再由母親抄寫一遍）。但兩人文化上和性格上矛盾較深，在我這個孩子心中成為深層矛盾的具體化，在感情和理智上都亟需解決。

記得我第一本書的選題——梁啟超的自由主義思想，便主要和父親直接相關，也和我所選擇的自由主義導師蕭公權老師直接相關。出發(fā)點是將自由主義理論當作給定真理。但實際上，那樣的研究其實一直沒有觸及、解決我自己內心中至為深層的矛盾，因此使我對學術的追求一直都缺乏來自內心底層的動力，缺乏積極性，缺乏創(chuàng)新的可能，缺乏真正重要的意義。

第二本華北小農經濟書則和母親直接相關，而后者的主導“問題意識”是要通過我所找到至為詳細的歷史資料（特別是滿鐵的農村調查資料）以及自己的實地調查和檔案研究，來解決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也就是當時的美國和中國孰是孰非的深層矛盾。由于這本書才真正涉及自己最最關心的深層問題，對其的投入和興趣都遠遠超過第一本書。進入了那樣的研究，才給予了我學術研究不斷的、可持續(xù)一輩子的深層動力。

在研究過程和理論學習過程中，在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對立之間，我從自由主義得到的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和法律的認識以及其所包含的一個重要邏輯的理解，從母親和當時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得到的認識則是對勞動人民、資本主義和其另一部分邏輯的認識和理解。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還在兩者之外發(fā)現(xiàn)了實質主義理論的獨特視角，使我能夠想象和構建既不同于自由主義也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的新理論概括，來認識自己在滿鐵調查資料以及后來的實地調查資料中所看到的中國實際。其最終的成果是我《華北》和《長江》兩書對三大理論流派的綜合以及對其分別的批評，由此形成一些比較新穎的概括和理論。

其后的三卷本法律歷史研究的路子基本一樣。我是從新開放的訴訟案件檔案出發(fā)，結合實地調查和農村調查資料，由此來決定對各大理論的取舍和重構，目的同樣是建構符合中國實際的理論概括。

（四）課程對不同理論家的抉擇

因此，在我的課程中，一貫強調，理論學習不可僅限于單一流派，更不能采用二手材料——即通過理論的二手轉述來學習某一派的理論，那是個抓不到的癢處，是不可能將其變成自己的東西的學習途徑。我們必須深入各派理論家本人的著作中仔細閱讀，才有可能真正進入其中。這就涉及不僅是流派的選擇，更是各個流派的代表性理論家的選擇。

第一周：恰亞諾夫

首先是非主流的實質主義理論。這里的選擇比較簡單直接：恰亞諾夫乃是迄今最好、最有深度的，比較系統(tǒng)和具有代表性的關于小農經濟的理論家。我們可以輔之以其他實質主義理論家（如波蘭尼、斯科特等），但恰氏應該可以說是最好的入門選擇，也是關于“小農經濟”這個中國長久以來最基本的“特色”的論析。從他進入，立刻便可以看到對自由主義—市場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以及對資本主義—企業(yè)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深層批評，說明為什么它們的一些基本概念并不符合小農經濟的實際和邏輯。課程因此多年來一直都從這里出發(fā)，作為理論入門閱讀的第一步。

恰亞諾夫在多方面展示了實質主義理論的特點。他的出發(fā)點是一個十分簡單和基本的事實：小農戶既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一個消費單位，其經濟決策同時取決于這兩種考慮，這就十分不同于一個資本主義企業(yè)單位，后者關注的僅是營利。同時，小農戶依賴的是自家的勞動力而不是雇用的勞動力。這個基本不同促使小農戶的經濟行為與資本主義企業(yè)，或形式主義理論建構的“理性經濟人”十分不同。其中一個關鍵不同是，一個資本主義經營單位在邊際報酬超過添加勞動力的成本時，便會停止投入進一步的勞動力，因為那樣是會虧本的,但小農戶則在人多地少土地不足的情況下，會為了生存的消費需要而幾乎無限地繼續(xù)投入更為密集的勞動力。在生存的壓力下，小農戶其實能夠借此在單位土地上獲得更高的產出，因此也能夠支撐比一個資本主義農場更高的地價。這是為什么明清時期在江南地區(qū)小農經濟居然能夠消滅資本主義型的經營式農場的道理，也是為什么今天中國的農業(yè)企業(yè)仍然主要依賴與小農戶簽訂訂單或合同來進行農業(yè)生產，大多并不直接進行農業(yè)生產，只將自己限于加工和銷售的環(huán)節(jié)。

這是個有經驗限定范圍——即小農經濟——的理論分析，不是一個具有普世野心的理論建構。它很好地展示了筆者稱之為“到最基本的事實中去探尋最重要的概念”的研究進路。它是個緊密連接經驗與概括的論點，不是一個純理論化的建構。它要解決的是真實世界的問題，不是建構一個脫離實際的理想類型理論。對今天的中國來說，恰亞諾夫最重要的洞見也許是，他預見到一個在高度市場化和高度資本主義化的世界中，小農經濟會仍然頑強持續(xù)的這個基本實際。這里聚焦于他理論的洞見。要說其理論最顯著的弱點的話，我認為是他（針對列寧）提出的“人口分化論”（區(qū)別于列寧的“階級分化論”），它無顧私有土地所起的作用，假設小農戶都可以獲得其所需要的土地，因此，其貧富分化主要取決于家庭的消費者對勞動者的比例。在孩子們剛出生的時候，可能達到4個消費者（孩子2人或更多，父母2人）對2個生產者的比例，消費壓力較高，但孩子們一旦進入勞動，則會變成4個消費者對4個生產者的情況，消費壓力較低，產出較高。顯然，在中國的歷史實際中，唯有集體化時期才屬于如此的客觀條件，其他時期則都更多取決于家庭所擁有的土地和財產。

恰亞諾夫（左）與韋伯（右）

第二周：韋伯

第二周要處理的是自由主義—市場主義—資本主義理論。我曾經嘗試使用舒爾茨、諾斯和科斯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此理論流派的代表，但發(fā)現(xiàn)，他們三人比較明顯地是過度理論化的理論家，學習他們的著作，與其說是在學習某種直接涉及實際的理論，不如說是在學習一套抽象的、脫離實際的理念或理想類型，學習一套從給定前提，如“理性經濟人”和“純競爭性市場”，然后憑借邏輯而得出的一種對復雜實際的理想化、簡單化，乃至于意識形態(tài)化的演繹。那樣的簡單化雖然也帶有一定的洞察力，但脫離實際較遠，而且容易陷入一種迷信似的理論主義和方法主義，完全脫離實際和經驗研究的學習。我發(fā)現(xiàn)，由于自己作為歷史學家對其經驗證據的不滿和否定，用它們來教學生，自己缺乏積極性，也起不到建設性的作用。

與其不同，韋伯既帶有高度精準的形式主義、自由主義邏輯，也帶有一定的歷史維度。他的著作既包含來自自由主義、市場主義和形式化邏輯的理論體系，也包含相對比較符合歷史經驗的維度和視野十分寬闊的比較史維度。兩個維度的并存和其間的張力既賦予其理論體系更深入的內容，也突出了我們真正要探討的問題：即理論概括與經驗證據間的關聯(lián)的問題。他的總體框架稱得上“博大精深“，既能代表形式化理論的洞察力，也能代表其局限，更適合青年學子的理論學習。這是因為韋伯既是一位理論家，同時也是一位歷史學家，兩者間的張力既是他的理論體系的優(yōu)點，也是他的理論體系的矛盾點，適合學生們深度學習。由于我自己從韋伯學到很多，也更能為學生們點出他的貢獻和優(yōu)點。在法律史方面，他極其清晰地說明了形式化邏輯在西方法律傳統(tǒng)中所占據的核心地位。

雖然如此，我們仍然應該看到韋伯的偏頗。一方面，在其關于人類文明諸多法律體系的歷史演變敘述中，他展示了考慮歷史實際與其自身的理想類型建構之間的不同。譬如，他一度將中華法系總結為一個“實質理性”體系：既具有他所批評的實質主義傾向——缺乏形式或演繹邏輯的整合性，又帶有一定的非理性維度——帶有君主意志的干預和非形式化的道德理念等，但同時也帶有一定的理性，尤其是可預測性。但是，他對中國以及其他文明的法律傳統(tǒng)的長篇論述的最終結論，卻是將中華法系認定為“實質非理性”類型，簡單將其和西方的“形式理性”對立為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他者”。他對社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的最終判斷也如此，即一度暫時稱之為一種“實質理性”，但最終仍然將其認定為“實質非理性”。至于中國的“世襲君主（家產）制”（patrimonialism），他也一度將其與現(xiàn)代“科層制”（bureaucracy）聯(lián)合使用，將中國的傳統(tǒng)治理體系論析為一個兼具兩者的“世襲君主科層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但是，最終又返回到將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簡單化為“世襲君主制”的非現(xiàn)代、非理性的判斷。在以上的例子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韋伯結合歷史學家和理論家，結合實質歷史和理論理想類型的復雜性和高妙之處，但又同時可以看到他的深層“形式理性”主義，也是他的西方中心主義，和對實質理性主義和非西方文明的最終拒絕。說到底，他思想和核心是理性主義的、西方主義的，更是形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帶有強烈的主觀主義傾向。正因為如此，他才會被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家們批評為一位現(xiàn)代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家。

第三周：吉爾茨、薩義德

第三周閱讀的是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家，特別是如今在學術界以及中國研究中影響最大的兩位：吉爾茨和薩義德。吉爾茨通過突出“地方性知識”——即特定的、非西方的地方性“意義網絡”來質疑、批評現(xiàn)代主義和科學主義；薩義德則通過對現(xiàn)代主義“話語”，尤其是其對所謂的“東方主義”的話語建構的分析，來闡明西方現(xiàn)代主義背后的科學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他們兩人說明的是，“東方”在西方的理解中，從來不是一個客觀真實的東西，而是一種話語建構，直接涉及后來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的支配性權力關系和借口。這是他們至為關鍵的貢獻，引發(fā)了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深層反思，也進一步推動了不僅是關于非西方文化的深入研究，更是關乎幾乎所有被強勢的現(xiàn)代主義所忽視的弱勢群體的研究，并在西方社會相當廣泛激起寬容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同時，我們也需要特別關注到，中國和西方的學術界對后現(xiàn)代主義的繼受和理解十分不同：對西方和吉爾茨—薩義德來說，它主要是一種認識論上批評西方現(xiàn)代對科學主義/實證主義的過分信賴，并連帶指出其西方中心主義，而對中國來說，則前者影響不大，后現(xiàn)代主義主要是被理解為后者，即被當作質疑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來理解。這是因為，中國目前仍然主要關心“現(xiàn)代化”和科學化的發(fā)展，深深陷入現(xiàn)代科學主義的認識論，缺乏后現(xiàn)代主義那樣的對兩者的深層反思。

我個人認為，這樣的中國學者對后現(xiàn)代主義的不同于西方的理解，是一種來自深層的去西方中心主義化的感情上的要求的認識。中國學生也因此常會看不到吉爾茨和薩義德思想中的真正的核心：即對現(xiàn)代主義中的科學主義、實證主義認識論的基本性質疑——之前相信上帝，后來相信科學，現(xiàn)在則根本性地懷疑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因此，學不到其理論在這方面的洞見，也看不到其在認識論方面強烈偏重話語或表達過與實際的偏頗——吉爾茨和薩義德甚至于走到拒絕任何客觀真實的極端的偏頗，走到一種話語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極端。中國的后現(xiàn)代主義者則主要只借此理論來滿足自己內心的感情上的要求：即去西方中心主義化，乃至于以中國中心主義來取代之。那是我們要克服的一個認識上的障礙。

我們對后現(xiàn)代主義的閱讀的目的，不是要借助其來打擊西方中心主義，更不是要借此來建立中國中心主義，而是要借助它來對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提出根本性的質疑，將現(xiàn)代主義和科學主義問題化，達到對“現(xiàn)代”更為深層的認識，達到能夠質疑其核心教條的認識。同時，也要對后現(xiàn)代主義的強烈的認識論上的虛無主義——一切不過是話語的建構，談不上客觀真實——提出批評和質疑。

吉爾茨（左）與薩義德（右）

第四周：布迪厄

我們第四周的選擇需要更多的解釋。在中國現(xiàn)今的語境之中，很難傳達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神髓，如其從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間的互動來認識歷史的洞見，以及其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強有力的深層批評。這是因為，年青一代已經比較完全地拒絕這種被其視作“政治課”內容的討論，認為其毫無實質性意義，只不過是一種迫不得已要掌握的政治課和學習的擺設。對待“毛澤東思想”也基本如此。

鑒于此，課程選擇的是如今最有生命力和影響最大的布迪厄的“實踐理論”來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的入門途徑。布迪厄的一個至為重要的貢獻是拓寬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他非常鮮明地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從物質層面推進到“象征”層面：他詳細論析，“資本”不一定是物化的東西，更可以是象征的東西（這里我們可以用品牌的例子來說明，譬如蘋果手機）。它可以和物質資本相互轉換。我們不可簡單地將資本看作物化的東西。布迪厄這個洞見對眾多社會科學影響深遠，促使“象征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乃至與“關系資本”等概念成為學者們常用的詞句和概念范疇。

布迪厄的理論還點出了西方社科理論的一關鍵弱點。他指出，現(xiàn)有社科理論充滿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意志主義和結構主義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他的實踐理論的用意是要超越這樣的二元對立，將研究的重點從理念轉移到實踐，指出前者可以是邏輯上自洽的，可以是被形式化的，而后者則不可。因為實踐幾乎必定既涉及客觀，也涉及主觀；既涉及階級結構，也涉及個人意志。實踐會涉及結構性和客觀性的階級背景，同時也會涉及意志性和主觀性的臨時的、緊迫的抉擇。主觀的邏輯可能是清晰和形式化的，實踐的邏輯則是模糊的和帶有臨時性的。前者可以簡單通過形式化來表達和認識；后者則需要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邏輯來認識。這就點出了理論建構和經驗實踐的長期以來的矛盾關系：我們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來認識。這無疑是對主觀主義理想類型的自由主義和市場主義的根本性質疑和批評。當然，一定程度上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結構主義以及客觀主義的修正和批評。

以階級分析為例，布迪厄認為它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習性”，是人們通過一生由于其階級背景而形成的習性來影響他們的行動和主觀意識，但又不是簡單地決定行動，只是一種階級傾向。在實踐之中，更會受到臨時性和主觀性抉擇的影響。借此，布迪厄既批評了簡單、機械的階級論，也拓寬了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階級關系的論析。

用于中國，我們可以看到布迪厄實踐理論與毛澤東思想中的實踐理論的親和性。我們只需要回顧，在大革命失敗之后，在共產國際的領導和資助下，要提出基于中國實際和中國實踐需要的“路線”是多么的不容易，要質疑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理論模式，提倡以農村為主的革命根據地建設、以農村包圍城市為主要革命戰(zhàn)略，是多么的不容易。其所要面對的，是要挑戰(zhàn)根據形式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經典和通過蘇聯(lián)的革命經驗而成為（共產國際所認定為）理論的正統(tǒng)思想。（當然，我這里要指出的是毛澤東作為反主流、反教條的革命家的傳統(tǒng)，不是指后來上升為一切工作行動指南的意識形態(tài)的傳統(tǒng)。）

更有進者，我們應該同時能夠看到，布迪厄的實踐理論應該被清楚區(qū)別于許多現(xiàn)代主義的理論模式，即如今的一些市場主義、私有產權主義、純資本主義、科學主義等模式，他們多被認為是中國必須將其當作典范的現(xiàn)代化指導模式。也就是說，西方的發(fā)展經驗總體上被認為是中國必須模仿的模式，是普世性的，無可置疑的。也就是說，根本就談不上中國自身的主體性。

與此不同，在布迪厄所突出的實踐中，不可能僅涉及模式的抉擇，不可能僅涉及主觀抉擇，必須要照顧到中國的實際環(huán)境，其在中國的可行性。也就是說，無論政策或法律條文如何，在實踐之中必定會摻入中國的實際情況，由此而體現(xiàn)、展示中國的特殊性和主體性。所以，可以說，實踐一般不可避免地會帶有中國自身的主體性，無論好壞。在現(xiàn)代主義和西方理論普遍占據統(tǒng)治地位的今天，提倡政策和認識要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乃是建立中國主體性的一條關鍵道路，也是有可能突破盲目追隨西方理論、模仿西方做法的一條途徑。

舉例說，觀察中國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發(fā)展實踐經驗，是認識和理解中國發(fā)展經驗、發(fā)展實踐的一個有效途徑。挖掘其中所包含的邏輯，將之區(qū)別于西方主流理論所構建的邏輯，才是真正認識中國發(fā)展經驗的正確途徑。它也是建立、奠定中國在社科理論方面的主體性的有效途徑。認識中國的小農經濟演變也一樣。

當然，這并不是說，實踐一定都是好的。實踐之中，當然既有好的和成功的經驗，足可作為構建帶有中國主體性的，也就是帶有與西方不同的，或對其有修改和批評的理論。但也會有錯誤的，展示錯誤的或使人憂慮的做法，同樣需要總結和理論概括，同樣需要納入理論構建之中。我曾經論述過一些錯誤的經驗，不僅是農業(yè)經濟方面偏重規(guī)模化農場的政策，也是立法和施法方面的一些錯誤的教訓，包括沒有限制地大規(guī)模使用“非正規(guī)”工人，即沒有或少有勞動法律保護和社會福利的工人，尤其是農民工，以及引進和大規(guī)模擴大西方關于“臨時性、輔助性、或替代性”的“勞務派遣”理論。這里不再贅述了。

大家明鑒，我所提倡的“實踐社會科學”“實踐社會科學青年學者最佳專著獎”以及“實踐社會科學系列叢書”等都和以上總結討論的內容相關。

雖然如此，還應該說明，布迪厄的“實踐”主要是一個橫切面中的實踐，而我的所謂“實踐”更多側重長時段歷史變遷中的“實踐”，而且是相對“話語”或“表達”而言的實踐。該兩維度乃是認識中國長時段法律史實際和變遷所不可或缺的維度，也是拙作“實用道德主義”論點的關鍵。布迪厄則對法律史涉及較少，其“實踐”范疇并沒有那兩個維度。也就是說，此“實踐”并不簡單是彼“實踐”，而是我和布迪厄有意識的不同。

皮埃爾·布爾迪厄

0 3

對課程的進一步反思

由于部分“實踐”既有好的也有壞的實例，而布迪厄的理論并沒有明確對待這個問題，我在設計完畢上述的課程之后，也對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

布迪厄實踐理論的一個關鍵弱點是沒有處理善、惡實踐的區(qū)分。這也許是因為，作為一位人類學家，他的自我認同是一位客觀觀察者，只關注實然，不明確地關注或處理應然。同時，也許也反映了他對被高度理想化的主流經濟學的不滿。雖然如此，他在前瞻方面無疑自視為一位社會主義者（雖然，有的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者會拒絕接納他，將他認作一個過分修正主義的理論者），并且一輩子都積極參與了勞動人民的政治活動，在政治行動層面上一而貫之地為勞動人民的權益而斗爭。在其理論中，也展示了對階級關系中的“象征暴力”的敏感性——一種需要具備階級感情的敏感性。也許，他認為自己對勞動人民的認同和支持，以及對社會主義理念的支持，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在理論上表明的給定前提。無論如何，沒有懷疑的是，他并沒有在理論層面上試圖重新論析其前瞻理念，重新論析或將自己對勞動人民的認同給予理論處理。

正是在這方面，筆者認為西方啟蒙大師康德的“實踐理性”論述可以賦予布迪厄實踐理論其所需要的道德和前瞻維度，一條可以賴以區(qū)別“好”“壞”實踐的途徑。簡言之，康德論析，在“純理性”（pure reason）和行動之間，我們需要關注到作為中介的“實踐理性”（或“實用理性”，practical reason）,而這正是其“絕對命令”（categorial imperative）的關注點所在：即你是否愿意以你行動依據的原則成為普適的規(guī)則？如果是，便可以據此而行動；如果不是，則不可。

康德這里所表達的道德理念，雖然在我們的高度科學主義化世界之中，已經較少被人們所想到或引用，明顯和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黃金規(guī)則”帶有一定的親和性，共通性，可以被設定為一個普適應用的道德準則。同時，它與中國革命道德理念黃金時期的優(yōu)良“為人民服務”理念也帶有一定的親和性，可以依賴為區(qū)別“好與壞的實踐，善與惡的法律”的關鍵。

中華法系長期以來的最根本性特色是在道德與實用兩者兼顧，儒家善與惡觀念和法家實用法律的長期結合（筆者稱之為“實用道德主義”），可以明確區(qū)別于西方現(xiàn)代社科理論之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理論思維，并和布迪厄以及康德的實踐、實用思路帶有一定的親和性，能夠聯(lián)結理念和實踐來成為一個總體的理論體系，既可避免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脫離實際的理論建構而承繼中國的二元合一理論模式和思維，更能明確地指導一個現(xiàn)代中華法系、現(xiàn)代中國思維的理論體系。據此，當可避免西方現(xiàn)代社科理論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思維習慣的關鍵弱點，并且應該可以更完整地捕獲更為復雜二元和多元的現(xiàn)代實際，更能成為一個中西互補的理論框架，允許更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建構，并借此來糾正西方現(xiàn)代理論的偏頗。

一個具體的例子是，西方的高度形式邏輯化法律，導致了一個必分對錯的過度對抗性法律制度。譬如，它從個人權利出發(fā)，演繹出侵權法中的必分對錯，有過錯才談得上賠償?shù)姆稍瓌t。而中國的實用道德主義則不然，它強烈傾向從實際出發(fā)，認為眾多侵權、賠償糾紛其實是被偶然引發(fā)的，并沒有明確的對錯，而法律不該像西方法律那樣因此而拒絕處理其所導致的社會糾紛。這正是中國調解制度的基本出發(fā)點。我自己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法律不妨采納這樣一個實用道德主義的進路：在實際情況有明確對錯的糾紛之中，采用西式的侵權法律，但在沒有明確對錯的糾紛之中，則采用中國式的憑借“和”與“仁”的道德理念來進行實用性的妥協(xié)調解。這是形式主義理性正義和實質主義理性正義鮮明不同的一個實例。

0 4

中西理論的并存與互動

從總體性的框架角度來說，我對建構符合中國實際的理論的設想是，通過中西互動來追求兩者的良性融合，乃至于實現(xiàn)對其的超越。在中國的歷史中，有不少面對對立的二元而試圖綜合兩者來超越雙方的先例。首先是漢武帝時期所形成的“法律的儒家化”——即在其前簡單偏重刑罰和實用的法家法律之上，添加了儒家的道德觀念，形成了所謂的“陽儒陰法”的結合體。瞿同祖先生的關于“法律的儒家化”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特別強調的是儒家的等級觀念，區(qū)分長幼、尊卑、男女之間的不同；但我則更加強調，不是這種過時的傳統(tǒng)，而是適用于今天的、儒家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觀，以及法家的實用性的施法，兩者合一，形成一個具有更頑強生命力、更可長期持續(xù)的體系，一個既有（可以稱作）硬實力也有“軟實力”的體系，一個嚴峻的父親和仁慈的母親二者合一的法律傳統(tǒng)。那也是基于“仁”價值觀的民間調解和以刑法為主的法庭施法兩者結合的獨特的“中華法系”傳統(tǒng)，至今仍然可以見于中國、日本和韓國的法律體系，與西方偏重必分對錯的對抗性法律制度十分不同。也正因為其社會中呈現(xiàn)的調解制度，中國古代的國家法律才可能形成“以刑為主”的法律體系。這個特色今天仍然清晰可見，乃是中國整體的正義體系與西方的一個基本不同。

今天，這個關鍵性的傳統(tǒng)不僅可見于仍然廣泛存在的非正式調解，也可以見于廣泛存在的來自非正式和正式正義體系之間的互動而形成的半正式正義體系。非正式的正義體系主要是基層社會的民間調解，如今仍然處理每年有記錄的2500萬起糾紛中的約1000萬起（這是我根據2005到2009五年的綜合的平均數(shù)據），而半正式的調解，如基層的法律服務所調解，工商部門下設的消費者調解，公安部門從事的公安調解等，處理了約1000萬起糾紛。正式法庭才處理總共約500萬起（占總數(shù)的20%）的糾紛，而且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調解結案的。與西方的法律體系相比，其真正中國式的調解處理才約占所有糾紛中的2%左右，與中國十分不同。調解是中國正義體系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特色。這個傳統(tǒng)顯然是一個應該維持下去的傳統(tǒng)，可以進一步精準化、明確化，既繼受中華法系的傳統(tǒng)，也繼續(xù)引進、推進西方法庭運作中的更為精確的條文和操作，在優(yōu)良的調解傳統(tǒng)之上，加上從西方引進的保護公民權利的正義體系。

再則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對待不同思想傳統(tǒng)的思維和方式，譬如，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結合。那樣的多元結合，可以是并不相互排除的和良性的。今天的中國所面對的問題，完全可以采用這樣的思維和態(tài)度來處理，使其多元并存，相互作用，在其中追求融合、超越。無論是“全盤西化”還是“本土資源”的非此即彼建構的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持續(xù)的，也不符合中國現(xiàn)代中西方兩者并存的既定基本實際。兩者如何良性結合，為我們的理論想象和創(chuàng)建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可能。這樣的結合不是說要簡單地不假思索的混合，而是要求從中國的調和多種傳統(tǒng)的思想傳統(tǒng)出發(fā)，系統(tǒng)清晰地追求融合和超越。這才是真正符合今天的中國實際的理論建構。

以今天的青年學生和學者為例，其今天的思想，在中西沖擊、古今沖擊、新舊沖擊，乃至于革命和改革的不同潮流的沖擊之下，一定程度上類似于一種漩渦式的大環(huán)境，我們完全可能被其淹沒，完全失去方向和主體性，完全陷入虛無和迷茫狀態(tài)，不知去向，或趨向單一的選擇，走向極端；也容易陷入簡單的功利主義——譬如，借助西方時髦的理論或意識形態(tài)或貌似“科學”的計量等方法來做“研究”，追求的不是實質性的創(chuàng)建，而是功利性的回報，甚至是自欺欺人。這是年輕一代，也是現(xiàn)當代中國，所面對的不可避免的處境。一方面，它可能使我們完全失去自己的方向，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為我們特殊的挑戰(zhàn)和機遇，成為我們超越中西、新舊、革命和改革的分歧的機遇，探尋創(chuàng)建新的，既是現(xiàn)代的、也是中華文明的新道路。

在學術研究方面，它有可能成為我們創(chuàng)建嶄新的超越性現(xiàn)代中華文化和學術的機遇。它是一個對我們求真求實的意志的考驗，也是我們不僅為中國文明，更為新的世界文明探尋新的出路的挑戰(zhàn)。謹以此與中國新一代的青年學者共勉！

黃宗智，1940年生，普林斯頓大學學士，華盛頓大學博士，1966年始任教于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qū)（UCLA）歷史系，1991年晉升“超級教授”（Professor，AboveScale），2004年榮休。現(xiàn)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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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金夢洋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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