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連續加班30天沒請假，遲到2分鐘被辭退，老板懵了，我，人已走

凌晨三點十七分，寫字樓十七層的燈光，只剩下我這一個格子間還亮著。屏幕的冷光映在臉上，像一層慘淡的尸蠟。手指在機械地敲擊著鍵盤，修改著設計稿上第不知道多少遍的細節——一個按鈕的圓角弧度，從3像素調到2.5，再調回3，甲方那個禿頂的項目經理在郵件里說“感覺不對，要那種高級的圓潤感”。去他媽的高級圓潤感。我盯著屏幕，眼球干澀得仿佛能聽到摩擦的沙沙聲，太陽穴的血管在突突地跳，帶著一種鈍痛，提醒我已經連續三十天，沒有在凌晨兩點前離開過這張椅子。

我叫林深，二十七歲，在這家名叫“銳創”的所謂互聯網新銳設計公司，干了快三年。職位是高級UI設計師，聽起來光鮮，實際上就是一塊哪里需要往哪搬、還得自帶燃燒屬性的磚。尤其是最近這個“啟明星”項目，老板趙永康不知道從哪個犄角旮旯拉來的野路子客戶，錢給得摳搜，要求卻多如牛毛，朝令夕改是家常便飯。項目組原本五個人，兩個月內跑了一個，病倒一個，懷孕一個回家保胎，剩下我和一個剛畢業的實習生小張。于是，所有的壓力，像一座不斷增高的垃圾山，轟然傾瀉到我一個人身上。

三十天。整整三十天。我沒有請過一天假，沒有過一個完整的周末。手機里和女朋友蘇曉的聊天記錄，停留在半個月前她問我“周末能不能去看那部新上映的電影”，我回了一個“在加班，下次”。沒有下次了，三天前，她發來最后一條信息：“林深，我覺得我們需要冷靜一下。你心里只有你的工作，你的老板，你的甲方。我累了。” 我沒回，不是不想，是不知道能回什么。解釋加班是迫不得已？說為了我們的未來在奮斗？連我自己都覺得蒼白可笑。我的未來，似乎就困在這十七樓，困在這閃爍的屏幕和無窮無盡的修改意見里。

父母打來的電話，我永遠是在電梯里、廁所里，或者一邊盯著屏幕一邊“嗯嗯啊啊”地敷衍。“注意身體，按時吃飯。”他們總是這么說。按時吃飯？我的晚飯通常是便利店冷掉的飯團，或者泡面，在屏幕前匆匆扒拉幾口，繼續干活。胃早就開始隱隱作痛，靠抽屜里常備的胃藥撐著。身體？感覺像一臺過度磨損、零件松動的機器，全靠咖啡因和意志力強行運轉。

老板趙永康，四十出頭，梳著油光水滑的背頭，喜歡把“狼性文化”、“擁抱變化”、“為公司創造價值就是為自己創造未來”掛在嘴邊。他辦公室的墻上，貼滿了各種雞血標語和所謂的“業績曲線圖”。每次開會，他都會用那雙精明的小眼睛掃視我們，聲音洪亮：“年輕人，不要怕吃苦！現在拼一把，未來都是你們的！你看我當年……” 接著就是一段他如何熬夜、如何搞定難纏客戶、如何抓住機遇的“光輝歷史”。我們私下里叫他“趙扒皮”，因為他總能以“項目緊急”、“客戶重要”、“公司處于關鍵期”為由，把加班合理化、常態化，并且絕口不提加班費。合同里模糊的“彈性工作制”和“項目獎金”，成了他無限榨取時間的尚方寶劍。

這三十天里，我不是沒想過反抗。但房貸每個月準時扣款，父母的體檢報告上開始出現一些小問題，蘇曉雖然提了冷靜但還沒說分手……生活的重擔沉甸甸地壓在肩上，讓我那點想要拍桌子辭職的勇氣，每次剛冒頭就被現實掐滅。我只能告訴自己，再忍忍，等項目結束，拿了那虛無縹緲的“項目獎金”，也許就能喘口氣。

昨天，不，應該說是今天凌晨，我終于把“啟明星”項目的最終版設計稿，連同長達五十頁的說明文檔，打包發給了甲方對接人和趙永康。發送成功的那一刻，我整個人癱在椅子上，像一灘爛泥。看了眼時間，凌晨四點零五分。窗外還是濃稠的黑暗，但我知道，天快亮了。我決定，今天，無論如何，我要請假。我要睡一個完整的覺，從白天睡到黑夜。我要去找蘇曉，哪怕只是在她樓下站一會兒。我要去醫院看看我的胃。

這個念頭支撐著我，像一點微弱的火苗。我關掉電腦，收拾東西，腳步虛浮地走出公司。打車回到租住的公寓，連衣服都沒脫，倒在床上就失去了意識。

再醒來時，是被手機鬧鐘吵醒的。下午一點？不對，我設置的鬧鐘是上午九點，為了以防萬一需要去公司處理突發問題。我抓過手機，屏幕上的時間赫然顯示：上午九點零二分。鬧鐘響過了，我睡得太死，完全沒聽見。而今天，是周二，正常上班日。

心臟猛地一縮。遲到了。雖然按照趙永康的“彈性工作制”，加班到凌晨四點，上午晚點來理論上也說得過去。但我知道，趙永康的“彈性”只針對加班，不針對遲到。尤其是，今天上午十點，有一個他向投資人匯報的例會，可能需要我準備一些資料——盡管他昨晚（或者說今早）收到最終稿后并沒有任何指示。

疲憊像潮水般再次涌來，但更多的是焦慮。我掙扎著爬起來，用最快的速度洗漱，套上衣服。鏡子里的人臉色灰敗，眼窩深陷，胡茬凌亂，像個逃犯。我顧不上這些了，抓起背包就沖出門。

地鐵還算順利，但我低估了早高峰的余威和自己的身體狀況。從地鐵站跑到公司樓下，再等電梯，沖進十七樓玻璃門時，我瞥了一眼前臺旁邊的打卡機——九點三十二分。

遲到了兩分鐘。

前臺小姑娘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奇怪，沒像往常一樣打招呼。我顧不上多想，徑直朝我的工位走去。心里盤算著，如果趙永康問起，就說昨晚（今早）交完稿太晚，身體不適。他總不至于……

“林深！”一個冰冷的聲音從身后傳來。

我回頭，是人事經理孫莉，一個永遠妝容精致、表情刻板的女人。她手里拿著一個文件夾，踩著高跟鞋“嗒嗒”地走過來，停在我面前，眼神里沒有任何溫度。

“林深，你遲到了。”她陳述事實。

“孫經理，我昨天加班到凌晨四點，把‘啟明星’項目的最終稿全部完成了。今天身體有點不舒服，所以……”我試圖解釋。

孫莉抬手打斷了我，聲音沒有一絲波瀾：“公司考勤制度明確規定，一個月內無故遲到三次，或單次遲到超過半小時且無正當理由，屬于嚴重違紀。你今天遲到，并且沒有提前任何形式的請假申請。”

“我這不是無故遲到！我加班……”

“加班是工作安排，遲到是個人紀律問題。”孫莉再次打斷，語氣公事公辦到冷酷，“而且，趙總今天上午的匯報會非常重要，需要你提供的部分數據支撐，因為你不在，造成了很大困擾。趙總很生氣。”

我心里一沉，果然是因為這個。但我昨晚發稿后，他并沒有說要準備數據啊！

“孫經理，趙總并沒有通知我需要準備……”

“林深，”孫莉不再聽我解釋，直接打開了手中的文件夾，抽出一張紙，遞到我面前，“這是公司的決定。根據《員工手冊》第三章第五條，以及你近期的工作表現，公司決定，即日起解除與你的勞動合同。這是解除通知，請你簽收一下。”

白紙黑字，標題刺眼：《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理由一欄寫著：“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考勤紀律）及未能及時完成工作任務，給公司造成重大損失。”

我捏著那張紙，手指冰涼，微微顫抖。不是因為害怕，而是一種荒謬絕倫的、幾乎要沖破胸膛的憤怒和想笑的沖動。連續加班三十天，每天平均工作十六個小時以上，熬干了心血，熬垮了身體，熬丟了愛情，最后，因為交完所有工作后、疲憊過度遲到的兩分鐘，被扣上“嚴重違紀”、“造成重大損失”的帽子，辭退？

“孫經理，”我聽到自己的聲音，異常平靜，甚至帶著點嘲諷，“‘未能及時完成工作任務’？‘啟明星’項目的最終設計稿和文檔，我在今天凌晨四點零五分，已經全部發送到趙總和甲方指定郵箱。你可以現在去查郵件。‘造成重大損失’？請問造成了什么具體損失？是因為我遲到兩分鐘，導致趙總匯報時少了幾頁PPT嗎？那幾頁PPT，他昨晚可沒說要我準備。”

孫莉的臉色僵了一下，但很快恢復刻板：“這是公司的決定。具體原因，通知書上已經寫明。請你配合辦理離職手續，今天之內清理個人物品離開。工資和補償會按法律規定結算。”她特意強調了“按法律規定”，仿佛是一種施舍。

我知道，跟她說再多也沒用。她只是執行者。我抬起頭，目光越過她，看向走廊盡頭那間掛著“總經理”牌子的辦公室。門關著，但我知道，趙永康就在里面。他或許正透過百葉窗的縫隙，看著這一幕，享受著他作為老板的“權威”和“決斷力”。

“我要見趙總。”我說。

“趙總現在很忙，沒空見你。”孫莉擋在我面前。

“是嗎？”我笑了笑，那笑容一定很難看，“那麻煩孫經理轉告趙總一聲。他的決定，我收到了。字，我不會簽。手續，你們按流程辦。我，人已走。”

說完，我不再看她，也不再看周圍那些或同情、或驚訝、或事不關己的同事目光，轉身回到我的工位。我沒有像電視劇里演的那樣，憤怒地摔東西，或者大聲控訴。我只是平靜地，開始整理屬于我個人的物品。一個用了三年的保溫杯，幾本專業書籍，抽屜里私人的文具，還有窗臺上那盆半死不活的綠蘿——蘇曉送的，我忙得經常忘記澆水。

我的動作不慢，但有條不紊。期間，孫莉就站在不遠處看著，像監工。實習生小張想過來幫忙，被她一個眼神瞪了回去。

東西不多，一個紙箱就裝完了。我抱起紙箱，最后看了一眼這個困了我近三年、耗盡我熱情和健康的格子間，屏幕已經黑了，像一只沉默的眼睛。

然后，我抱著紙箱，走向電梯。經過前臺時，那個小姑娘低下頭，假裝忙碌。電梯門打開，我走進去，轉身。孫莉還站在那里，面無表情。電梯門緩緩合上，將銳創公司，將趙永康，將過去三年的一切，隔絕在外。

我沒有直接回家。而是抱著紙箱，去了最近的一家咖啡館，要了杯最濃的美式。坐在靠窗的位置，陽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我心里一片冰封的冷靜。我拿出手機，開始操作。

首先，我登錄了公司的工作郵箱和所有相關協作平臺（幸好離職手續還沒辦，權限暫時還在），將過去三個月，尤其是“啟明星”項目期間，所有的工作溝通記錄、郵件往來（包括趙永康和甲方那些朝令夕改、經常在深夜和凌晨發出的指令）、加班打卡記錄（公司自制的加班申請系統，我每次都被要求提交）、工作成果交付記錄，全部截圖、錄屏、打包。特別是昨天凌晨四點零五分發送最終稿的郵件發送成功截圖，以及之后沒有任何新工作指示的記錄。

接著，我翻出手機里的錄音。是的，錄音。從半年前開始，因為趙永康經常在非工作時間打電話布置任務，或者開會時說出一些明顯違反勞動法的話（比如“年輕人不要總想著八小時工作制”、“項目獎金看表現，但加班是表現的基礎”），我就養成了重要通話和會議時悄悄錄音的習慣。原本只是想保護自己，沒想到真的用上了。我篩選出最近一個月，能清晰證明超強度加班、無休工作、以及趙永康模糊加班費承諾的錄音片段。

然后，是工資流水。我打印了最近一年的銀行流水，上面清晰顯示，每月到賬的只有合同約定的基本工資，沒有任何一筆名目為“加班費”或“項目獎金”的入賬，盡管我們每個月都被要求提交大量的加班申請。

最后，我整理了一份簡潔但有力的時間線文檔，用事實和數據說話：連續三十天加班情況統計（日均工作時間）、完成的具體工作量、因遲到兩分鐘被辭退的通知書照片、以及公司方無任何證據證明的“造成重大損失”的指控。

所有這些資料，我整理成一個邏輯清晰的電子文件夾，備份在云端和個人硬盤。

做完這些，咖啡已經涼了。我一口喝干，苦澀的味道直沖喉嚨，卻讓我更加清醒。

我打開微信，找到那個幾乎沒聯系過的、在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實習時認識的學長，他現在是一名專攻勞動糾紛的律師。我把簡要情況和部分關鍵證據發給了他。

學長很快回復：“證據很充分。公司違法解除勞動合同，且長期未支付加班費。可以主張賠償金（2N）、補發加班費，如果證據確鑿，還可能主張未休年假工資等。需要我幫你發律師函，還是直接準備仲裁材料？”

我想了想，回復：“先發律師函吧。發給趙永康和公司法人。措辭強硬點，把我們的訴求和依據的法律條款列清楚。給他一天時間回應。”

“明白。馬上處理。”學長效率很高。

放下手機，我看著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第一次感覺到，呼吸是順暢的。這三十天壓在心口的巨石，那兩分鐘帶來的荒謬屈辱，并沒有消失，但它們正在轉化成另一種力量——一種冷靜的、理性的、用規則反擊規則的力量。

我知道趙永康會是什么反應。他大概以為我會哭訴、會哀求、會忍氣吞聲地拿著一點點補償走人。他習慣了我們的忍讓，習慣了用“大局”、“未來”來綁架我們，習慣了在法律的邊緣瘋狂試探。他可能根本沒想到，那個看起來沉默寡言、只知道埋頭干活的設計師林深，會悄無聲息地收集了這么多證據，會如此果斷地尋求法律途徑。

律師函是在下午四點左右發出的。我坐在咖啡館，想象著趙永康收到郵件時的表情。驚訝？憤怒？還是不屑一顧？

五點半，我的手機響了。是一個陌生號碼，但歸屬地是本市的。我接起來。

“喂，林深嗎？”是趙永康的聲音，沒有了往常的洪亮和居高臨下，反而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急促和……強壓下的和氣？“我是趙永康。”

“趙總，有事？”我的語氣很平淡。

“那個……林深啊，今天上午的事情，可能有點誤會。”他干笑兩聲，“孫莉處理得有點急躁了。你看，你也是公司的老員工了，為‘啟明星’項目立下了汗馬功勞。公司怎么會因為一點點考勤問題就辭退你呢？這樣，你明天正常來上班，咱們就當這事沒發生過，怎么樣？項目獎金，我也會盡快安排財務核算，給你一個滿意的數額。”

誤會？汗馬功勞？滿意的數額？我幾乎要冷笑出聲。他慌了。律師函戳到了他的痛處。他怕了。怕勞動仲裁，怕賠償，更怕這些證據如果曝光，對他公司和他人設的影響。

“趙總，”我慢慢地說，“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是公司正式文件，孫經理親手交給我的。白紙黑字，寫著‘嚴重違紀’、‘造成重大損失’。這不是誤會，這是公司的正式決定。我尊重公司的決定。所以，我不會回去了。”

“林深！你別沖動！”他的聲音提高了些，帶著焦躁，“年輕人，做事不要這么絕！你想想你的職業生涯，背著一個被辭退的名聲，以后哪家公司敢要你？我們好聚好散，我給你開個漂亮的離職證明，項目獎金加倍，行不行？”

“我的職業生涯，不勞趙總費心。”我語氣依舊平靜，“至于離職證明，法律規定公司必須如實開具。如果開具不實證明，我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律師函里寫得很清楚，我們的訴求是賠償金和加班費，法律規定的，一分不能少。如果公司不同意，那我們只好勞動仲裁見了。證據，我這邊很充分。”

電話那頭是長久的沉默，只有粗重的呼吸聲。我能想象他此刻的臉色一定精彩紛呈。

“林深……你……你什么時候變得……”他語無倫次，大概想說我“陰險”、“有心機”，但最終沒說出來，變成了咬牙切齒的威脅，“好！好！你要仲裁是吧？我奉陪！你以為你能贏？公司有的是辦法！”

“那就仲裁庭上見吧，趙總。”我說完，直接掛斷了電話。拉黑了這個號碼。

我知道，他不會輕易就范。但我不怕。我手里的證據鏈，足夠扎實。勞動仲裁或許需要時間，但正義的天平，這次應該不會傾斜得太離譜。

我沒有再回咖啡館，而是抱著我的紙箱，真正地回了家。把綠蘿放在窗臺，澆了水。然后，我洗了個熱水澡，把穿了三十天、浸滿疲憊和焦慮的衣服扔進洗衣機。煮了一碗清淡的面條，慢慢地吃完。胃似乎舒服了一點。

躺在床上，閉上眼睛。沒有立刻睡著，但也不再是那種緊繃的、隨時要跳起來工作的狀態。我知道，明天醒來，沒有打卡，沒有趙永康的電話，沒有甲方的修改意見。只有我和我必須要走的法律程序，以及，一片需要重新規劃、但至少由我自己主宰的未來。

蘇曉的微信對話框還停留在那里。我看了很久，輸入，刪除，再輸入。最終，我發過去一句：“曉曉，我辭職了。不是因為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是因為被辭退了，但我覺得，這可能是件好事。如果你愿意，我想和你聊聊，不是解釋，只是……聊聊。”

發出去后，我把手機放到一邊。無論她回不回，什么時候回，我都需要先面對自己，面對這片狼藉之后，重新開始的勇氣。

窗外，夜色漸濃。城市燈火次第亮起。我，林深，人已離開銳創。但我的戰斗，或許才剛剛開始，不過這一次，是為了我自己應得的尊嚴和補償，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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